常言道：「為官一任，造福一方」，這是文明社會裏正常的政民關係。時光返回六十年，1946年遼西有一個叫石洪閣的人，時任國民黨第六兵團諜報組（上校）組長，住在錦州。在鄉親們眼裡，他是個大官，當時方圓百裡的家鄉人有了什麼為難遭災的事都去求他，他也竭盡全力為鄉親們排憂解難，慷慨解囊，甚至「拔刀相助」，並且不收任何錢財禮品，因此求助於他的人越來越多。有一天，他家鄉的一個姑娘被土匪綁架，石洪閣一聽大怒，立即作了緊急佈署。因為錦州離家鄉太遠，他就用電話調動離家鄉最近的二檯子村駐軍的一個連，帶著機關鎗和山炮，冒雨火速前去救人。他自己則騎馬飛快的趕奔家鄉。一連人馬迅速包圍了村莊，接著衝進村子，抓住了綁匪，解救了姑娘。當石洪閣風風火火趕到家鄉時，人和馬都累的通身是汗。姑娘的家人千恩萬謝這救命之恩，要以重禮報答，被石洪閣謝絕。這些事情在遼西一帶有口皆碑，一直傳為佳話。鄉親們因為有了石洪閣這樣的好官，莊稼人的日子有了安全感、依靠感。
中共建政後，共產黨是怎樣為官的呢？在石洪閣的家鄉，在這個百戶人家的小村子，從「鎮反」、「大躍進」到「文革」，據不完全統計，全村有十七人被定為「地、富、反、壞、右」，有九人被說成有「嚴重歷史問題」（俗稱「帶污總」）。其中一個被定為「反革命分子」而被槍斃；兩個被判刑，三戶人家被強行搬遷外地，一人被迫害精神失常，一人在長期批鬥毒打後早亡。那麼是不是這些人有不法行為才被整治的呢？不是，有句順口溜：「地主富農積極肯干，貧下中農調皮搗蛋」就是真實的寫照。由於中共搞 「階級論」、「成份論」，這些所謂「階級敵人」的子女、家屬也被叫作「狗崽子」，成為二等公民中的賤民，所有的親友也被牽連，強制的「劃清階級陣線」不敢往來。
石洪閣的妻子吳玉芝被中共定為「地主」，「海外特務家屬」。十幾年中一直受到監控、「勞動改造」，長期被批鬥、毒打、多次被打傷。由於承受不了這無休止的折磨，她多次自殺未遂，而被她丈夫石洪閣救助過的所有的人，卻沒有一個敢為她說句公道話，甚至不敢表示同情心。所有被定為「階級敵人」的人，在各個時期，各次運動中都被稱為「老運動員」而遭受長期的、系統的，有計畫有組織的批鬥、毒打、抄家、監督改造、體罰、遊街示眾。失去了人格尊嚴，其女子、親屬也被強制揭發批判他們的「反革命罪行」。
中共好搞運動，講的是鬥爭哲學，善於製造「敵人」，這樣它才好控制人。在「大躍進」中，一個叫石會學的樸實農民，僅僅說了句：「互助組越小越好，人合心、馬合套」（符合劉少奇的路線）即被說成反黨，定為「四類分子」，長期遭受批鬥、毒打，甚至在他重病時仍然被拉到台上毒打，當場倒地，不久身亡。他的妻子及七個子女長期受到歧視，至今沒給任何說法。貢麗娟是五十年代大學生，搞電子技術，是山溝家鄉飛出來的第一隻「鳳凰」，因其父被定為「歷史反革命分子」，她為父鳴冤，被打成「右派」，長期遭迫害，精神失常。人生與才華盡毀。
對普通老百姓中共也充滿恐懼。只因煉一種功法－法輪功，且人數眾多，心胸狹窄、好弄權術的江××率領中共就又發動了一場遍佈全國的恐怖運動。它們煽動仇恨（如文革批劉少奇）；以權代法，成立凌駕在公檢法之上的組織「六一零」（文革中的「中央文革領導小組」）；以名利和重金為誘餌（文革中讓「四人幫」當官），實行的是黑社會加國家恐怖政策。
劉文芝是遼西龍港區北港鎮牛營子村的一個普通的農家婦女，曾患多種疾病，多方求醫、久治不癒，為治病家裡都變窮了。也正因如此她煉了法輪功。修煉法輪功後，所有的病一掃而光，她第一次感受到了無病一身輕的感覺，同時也見證了法輪功的神奇與超常。
一九九九年七月以後，當地中共幹部、警察及「蓋世太保」組織「六一零」人員多次去她家禁止她煉功，她用切身經歷告訴這些人：法輪功治好了我所有的病，救了我的命，你們不讓煉功我就得被病折磨死。可惜的是，這鐵打的事實，質樸的語言，農婦的淚水並沒有換回中共幹部們的良知善念。二零零二年四月十四日，笊笠頭子哨所所長王策等人突然闖入劉文芝家，搶走了所有的法輪功書籍。當她去哨所要書時，卻被王策等人綁架到拘留所，後又被判三年勞教送往臭名昭著的馬三家，其間沒有任何法律手續。為什麼他們敢這樣幹？因為對法輪功越狠，他們陞官越快。
在臭名遠揚的馬三家勞教所，劉文芝遭到了難以想像的酷刑折磨：體罰、虐待、人身攻擊、人格侮辱。勞教所為了讓劉文芝放棄信仰，竟想出毒招、損招，不讓睡覺、不讓上廁所，致使大小便都弄在褲子裡。警察們怕聞到臭味，又把劉文芝裝在一個大塑料袋子裡，捆上手腳，甚至威脅她要扒光衣服照像。僅僅二十三天，淳樸的劉文芝就被折磨的精神失常，身體垮下來了。教養院不擔責任，只通知當地公安王策等人立刻把人接走就了事了。王策身為所長，見這裡沒有任何油水可撈，坐視不管。直到幾天後，教養院幾經周折才和劉的家人取得聯繫，要求家裡立刻去接人，要連夜去，刻不容緩。當家人連夜趕到馬三家勞教所時，劉文芝已經脫像了，奄奄一息，連家人都不認識了。可是教養院的大隊長王某和副隊長董某卻還要勒索五百元錢才放人，他們打的白條上寫著：
掛號費：三元
車費：一百五十元
檢查費：一百九十八元
灌食費：一百三十四元
包米面粥：十二元
計：四百九十七元
劉文芝精神失常了，不知道穿衣服，大小便不知道背著人，隨時隨地拉在炕上、屋裡、院裡，吃屎、喝尿，誰不讓吃就打誰，吐的別人一臉屎尿。白天晚上到處走。即使這樣，當地的中共幹部們仍沒放過她，龍港區、北港鎮、哨所的「六一零」、地方官員及警察多次騷擾、恐嚇，還要給一個瘋人辦「洗腦班」。僅劉文芝這次被關押和兩次治療精神病就花了一萬多元，使本來就貧窮的家更加雪上加霜。
如今，劉文芝不但精神失常了還落下了一身病：腰痛不敢伸直、腿痛走路困難，手腳麻木、經常摔跟頭，一天無數次上廁所。法輪功把一個滿身疾病的人變成了健康的好人；中共幹部們把一個好人變成滿身疾病的精神病人。這就是他們的政績。
國民黨的官兵曾被中共說的一無是處，但是，一個石洪閣給家鄉帶來的是平安、幸福，而那些自稱為「人民勤務員」的中共幹部們，在幾十年中給家鄉人帶來的卻是無休止的災難，一場運動一場災難，運動不斷災難不止。
石洪閣是一面鏡子，他照出了中共專制下的官員們魚肉鄉里的卑鄙嘴臉，家鄉人懷念石洪閣先生。
石洪閣先生於一九五零年隻身去香港定居，一九七九年以後家人才得以去香港看望他，他本人始終未回家鄉（也許是他心太涼了吧）。妻子吳玉芝女士在飽受磨難之後，於二零零四年在家鄉去世，享年八十五歲。當年被石洪閣救過的姑娘高邱氏於幾年前在錦州去世，享年七十二歲。石洪閣的後人雖然有「華僑眷屬」的美稱，卻仍然生活在貧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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