歧視人和被人歧視的中國人

我1955年出生在東北長春市，在城里長到16歲下鄉，後來到東北另外一個城市當會計，24歲第一次踏入山海關到北京讀大學,一直讀到研究生畢業，31歲從北京到廣東謀職，33歲到香港做生意至今，現已45歲。從東北出來就離老家越走越遠，越走越靠海，越走經濟越發達，越走越受歧視，越走還越想走，現在居然把家搬到澳洲的墨爾本。

年輕時受人歧視很生氣，記得79年在北京讀書放假趕火車回家，公共汽車人很多，好不容易擠上去手提的旅行袋沒處放就擠在人腿中，在我旁邊一個梳短髮30多歲的北京女人拚命推我的包，我問：「咋地了？」她大聲並誇張地學著我的東北口音說：「還咋地了！」周圍有幾個北京人轟地笑了起來（東北話在北京人聽起來很土又很好笑，有一部分北京人有天然嘲笑東北口音的習慣）。接著那個女人惡聲惡氣地說我的包擠得她腿沒地方放，我說對不起地下全是泥水（那天下雨車廂地上很髒），實際上當時地下全是人腳沒放包的孔隙了。她說那也不能擠別人，乘公共汽車怎麼能帶這麼多東西，我說了一句你這麼怕擠為什麼不去坐小汽車（當時出租車還不普及）。她一下惱羞成怒衝我大罵起來：「你看你那個德行，上個大學有什麼了不起。」那時大學生自我感覺都很好，特別是好學校的出門都戴校徽炫耀。她越說越氣，汽車一晃我的包更擠了她一下，她一下把我的包按到地上，我想把那包再拎起來，她大喊說不行並踏上了她的一隻濕腳。全車廂的眼睛刷地一下都耵向我，我的血呼地一下衝到臉上，這個女人的突然舉動把我搞的完全不知所措。我不敢打她因為她是女人，我也不能同她講理因為她不講理，我也不能同她罵因為我的滿口東北話換來的一定是滿車廂北京人的嘲笑。我在全車廂人的注視下，把臉轉向車窗可手依然拎著那被她踩著的旅行袋。盯著外面車水馬龍，我就想端只衝鋒搶站到大街當中把所有人全掃倒。那只踩著旅行袋的腳就像蹬在我臉上，臉熱的燙手。當她在我前一站以全勝者的姿態下車時還餘氣未消，那只一點不像女人的腳更加重踩了一下我的旅行袋。盯著她下車的後背，我想這是個不是女人的女人，我一閉眼把那衝鋒槍一梭子子彈全射進那個滾圓的後背。我知道我碰上一個有點過分的北京女人，但如果我是北京人她一定不會對我這樣過分。我在北京住了七年，以後又去了無數次，我始終無法欣賞三十多歲講北京話的女人，我知道我這是偏見但正不過來，因為那個女人把一個二十多歲東北漢子的臉徹底抓破了。

從那以後，我很注意我的東北發音還特意學了幾句北京土話。當我回到東北,不認識我的人說聽我講話是北京人，我有時候還真不想否認，因為北京的確比東北好，儘管我不是北京人但我擦了個北京的邊就覺的我也北京了。但北京人不認我。79年上大學時，校園裡大部分被別的單位佔著，吃飯都沒地方只有端碗蹲在操場上混著砂子吃。學生自發組織遊行要房子，到了新華門我們班35人有一半北京人居然沒有領喊口號的，學生會組織者來我們班說，你們班得出一人領喊，我想：「行都游了，那有干游不喊口號的。再說，萬一把房子退給學校，吃飯不就可進屋了嗎。」我說：「給我旗，我喊！」文化大革命時淨看別人喊口號了，這不用學，我按照組織者發的口號第一條，憋足了勁大喉一聲：「還我宿舍！」我滿懷期望以為35人會隨我喊出一聲雷，可是只有外地14個同學南腔北調聲嘶力竭隨我喊了起來，十幾個北京同學嘩地一下笑起來。原來東北話宿舍是讀做「XU舍」，這在北京人聽來可能是分外好笑。那時，我也不知道正確的宿舍的發音，只能繼續大喊：「還我XU舍！」那些北京同學也開始跟我喊起來，但他們都跟我喊：「還我XU舍！」緊跟著一片嬉笑，把那麼個嚴肅的遊行搞成個嘉年華。我相信我的北京同學沒有惡意，但是傷了我的心，因為一個自卑的心是很嫩的。更傷我心的是，我是我們學校唯一一個外語高考零分的學生，入學之後自然奮起直追，天天口中唸唸有詞背外語，吃飯嘴不能背，耳朵就塞個耳機聽美國之音。別的班的同學說我們班有個學外語的瘋子就是指我。到大三時我的英文已從全年級最低班衝到最高班，可有一天在課堂上當我大聲閱讀完一段英文文章時，一個北京同學說我講的是東北英文別人聽不懂。

我想：「他的英文水平一共也就能聽懂二十句，可都能聽出我英文裡的東北口音的土味，那純種英國人美國人聽我這英文還不知怎麼土哪。」得，我剛剛復甦的自尊又被他灌了一桶冰水。那時我的世界就是北京以北的中國，以為全世界人都應知道東北和北京的區別。為了驗證我這東北英文真講英文的人能不能聽懂，我星期天特地跑到頤和圓門口等旅遊的老外，當時美國大選，我見誰問誰，你認為誰能當選？終於有個美國男老外聽懂了我的話「我支持里根。」我的眼淚差點下來，終於找到知音了，講真英文的人能聽懂我的東北英文！七年後，我已能講一口管用的東北英文並以人民大學有史已來最富的學生畢業，北京仍讓我喘不過氣來。

●殘勝廣東

在北京混了七年到廣州時，發現這裡的人根本分不出來北京人，東北人，西北人還是山東人，只要不講他們白話的人就一律是北方人，一概瞧不起，他們只瞧得起香港人和外國人。在大街上問路經常遇到不是不理你就裝聽不懂你的話的人，更有甚者竟故意指錯路給你，遛你個死北佬。

這下完了，我剛建立起來的半個北京人的優越感在廣州全沒用了，不僅變成一個北方土佬，還是個窮土佬。那時候從北方到廣東出差的人，主要任務是捂著羞澀的口袋逛商店，一家一家比價錢採購廣東產品帶回家。為了五元的價差寧可花半天跑十家店去比，最後買回家一看還是上當了，讓又廣東佬騙了。記得86年春節前在廣州準備回家探親，約了一個西安籍的同事去廣州站前服裝市場給媽媽買衣服。到了一個攤檔選中一件，經過拚命討價還價40元成交。把錢給了再看衣服時發現那衣服是舊的，要那年青的廣東攤主還錢退貨，可他說不行。我問為什麼，他說挑了這麼半天，跟你廢了這麼多口舌讓了那麼多價錢，你不能說不要就不要了。我說這衣服是舊的，他說不是，我說不是也不要，他說不要不行，我說就是不要。他輕鬆地掏出萬寶路點上竟不再理我了，轉過頭用廣東話向他的同伴說：「窮鬼，鬼死囉嗦。」我相信他可能不知道我能聽懂廣東話，但他當時說話那輕鬆的神態告訴我即使我聽懂他也不在乎，我在他眼裡只不過是他攤前每天經過的成千上萬離家在外怕惹事的窮北佬一個。可人越窮越怕別人說窮，人越低越怕別人輕視，他騙了我四十元還竟然懶得連同我講理或吵架的功夫都不捨得花。打我罵我都行，但千萬別輕視我，我臉熱的發脹腦袋一片空白，蹭地一下跳過攤檔扑過去，第一拳打在他鼻子，第二拳還沒打出我們倆就滾在一起。我的同伴緊跟著我也跳進來，一切都發生得太快，在他的同伴還沒反應過來時我們倆人一下就把他反著骼膊按在地上。這時旁邊作生意的廣東人呼啦地圍上一幫，有的人嘴上喊為什麼打人，我真佩服我那交往並不太深的西北朋友，他一下子從地上抄起把凳子舉著喊：「誰敢過來！」。我看那群廣東人沒敢衝上來，就繼續騎在那人身上搶他捆在腰上的錢包，他拚命用肚子壓著錢包，當我騰開一隻手去搶，他那被我放鬆的手就去護著，我用兩隻手去搶，他就趴在地上用兩隻手護著肚子底下的錢包。事後我總想廣東人真是要錢不要命，他那被我放開的兩隻手完全可以支著地把我從他身上翻下來。但他沒有，只是大叫：「快去叫警察！」警察沒來，來了兩個市場聯防隊員(也就是現在的保安)，那兩個保安拎著警棍跑來大喝，把凳子放下！你們倆也起來！我的同伴放下凳子，我和那個攤主也站了起來。那攤主鼻子流著血用廣東話說這倆個人不講理，打人還搶錢。我說你放屁，你賣舊衣服給我，我要退貨你不讓。那兩個聯防隊員說你們都來派出所，我和我的同伴說，走就走。剛走了兩步我突然向回走，那聯防以為我要跑馬上用手拽住我說，幹什麼？我說，我的衣服還沒拿。用手拿衣服時才發覺我的手也出血了，留著吧，我故意沒擦。那攤主向他的同伴要了手紙邊擦鼻子邊罵罵咧咧跟我們一起走了。到了派出所那倆個聯防把我們交給一個值班的民警，說，這幾個人在市場打架。那民警打量了我們一下說，你們都是幹什麼的，把證件那出來。我心想，完了，這下單位得知道。那時我沒有身份證但有工作證，那警察看了看我的工作證說，你還是研究生呢，怎麼能動手打架。那時工作證都要填文化水平，並且證件造假現象不像現在這樣嚴重。我連忙把前因後果講了一邊，又把那件衣服遞給警察看。那警察看了看衣服放在一邊，轉過頭問那攤主是這麼回事嗎？那攤主好像比我還怕那警察，他連忙說，那他們也不能動手打人呀。

我說我剛畢業第一年沒錢，讓他把錢騙走我著急，警察說著急也不能動手哇，你們是受過高等教育的這道理還用我講嗎？腦子一熱打死人要償命的。然後他說，行了，鼻子沒事吧？那攤主摸了摸鼻子沒吱聲。他又轉向我說，你那手也沒事吧？我也看看手，故意也沒吱聲。警察說你把錢還給他們，衣服你拿回去吧。警察又轉向我們說，我這次不打算處罰你們了，但記住下次再擾亂治安一定不會放過你們的。我倆接過那攤主的錢忙不迭地謝過警察走了。出了派出所門我倆對看一眼不約而同地苦笑了起來。手裡捏著那髒稀稀的四十元人民幣，抬頭看看刺眼的太陽，我一下子想起了殘勝這個詞。我問我那個西北同事；「我打仗你怎麼也不拉架，反而打得比我還凶？」他說：「我來廣州八個月了一上街就生氣，上個月我的電子錶換電池，二個星期就沒電，去找他們換加錢不說還挨了一頓損。」

●魚翅當粉絲

88年到香港工作。這下更完了，我心中被廣東人看不起的北方人陰影還沒消化，又變成港人看不起的大陸人。剛到香港還想好好學講廣東話，可幾個月就放棄了。因為我這個東北人二十幾歲到北京學講幾句北京話還能充充北京人，可三十好幾到香港再怎麼學講廣東話也就跟老外講中文似的，你一開口人家就知道你是大陸人。即使你廣東話講得再好，香港人也不會瞧得起你，連廣東話講得哇拉哇拉的廣州人還瞧不起，何況你是個東北人講的廣東話，因為他們只瞧得起講英文的還得是黃頭髮藍眼睛講英文的。算了，是什麼鳥就是什麼鳥，不能一輩子總靠往自己身上圖顏色充好鳥。

香港是一個任何人都可以公開地表達自己意見的社會，香港人對大陸來香港的人有個「尊稱」叫表叔表姐。在好些香港人眼裡這些表叔表姐都是那麼土那麼壞那麼沒教養和那麼窮。其實能來香港的大陸人在大陸人當中還都不是那麼土那麼壞那麼沒教養和那麼窮的。一個人均收入已超過16000美元的群體和人均收人還不足800美元的群體在文化上的差別豈止僅是一個語言。記得88年我剛到香港，李嘉誠的二兒子李澤揩請我們大老闆吃飯，為了湊數我有幸被叫去作陪。主客一共八個人，席間個個彬彬有禮，腰板挺像天安門的儀仗隊，也沒我說話的份，抽個煙吧，剛點上就看我老闆直皺眉這才想起這是吃香港飯，趕緊掐滅。所有菜都由侍者事先分好再端給每個人一小盤，夠不夠就是它，老闆和對方主要人物不動筷，你再饞再餓也別動。一頓飯吃了兩個小時，一結帳，23000元港幣，我吃驚得差點把舌頭咬下，因為不僅我當時的工資是3000元港幣，最關鍵是我沒有吃到什麼。剛跟李公子告別分手，我立刻拉住我的頂頭上司說：這飯怎麼這麼貴？他說：有魚翅和鮑魚呀。我說：鮑魚我吃到了，那魚翅我怎麼沒有吃到？他說：你怎麼沒吃到？那碗湯就是魚翅呀。我說：我的碗裡怎麼沒有魚翅，全是粉絲，是不是那些服務員也看人下菜碟，把魚翅都分給那些大老闆了？他說：那粉絲就是魚翅呀！我這才想到那粉絲同我以往吃的是有點不同，我說：哦，那就是粉絲啊。以後聽到香港人罵不識貨的人，「莫把魚翅當粉絲時！」我心中就酸溜溜的，這不就是我嗎。

在香港的十二年，我就是這種分不清魚翅和粉絲的800美元人均收入的代表，生活在人均收入已超16000美元的群體中，所受到的白眼和歧視遠遠超過北京人對東北人和廣東人對北方人的歧視。受歧視多了，逐漸就明白了，那些善於歧視人的人，不管在北京，廣州和香港怎麼都那麼像我在長春的一個表哥，他是一個公共汽車售票員，三十好幾還在賣票，他每天最大的樂趣是下了班喝二兩最廉價白酒時，給人講他今天在車上又碰到農村人出醜了，他又如何聰明地耍了那土老冒。他講這些故事時臉上總會興奮得發紅，故事的結尾他往往添上總結性的一句：「農村人真沒辦法。」他今年五十了，聽說下崗了，可他這輩子即使坐火車也沒去過北京，現在倒搬去農村住了。因為200元的下崗工資在城裡很難活，到農村他又可以在比他收人還低的農民面前繼續保持他那城裡人的感覺了，就像好多香港窮人都到廣東娶老婆買房子住一樣。當我有了這點發現，特別是當我爬到了一個香港上市公司執行董事時，再遇到類似的歧視也就不太生氣了，往往心中一笑說：「算了，他就剩這點驕傲了，人生在世誰不想活得比別人好，好的比不上了，踩踩差的也能證明自己沒白活一場。」

不生氣歸不生氣，我絕沒有修煉到接受。記得97年我們公司啤酒部門大大超額完成任務，為獎勵有關高層管理人員由我帶隊請四個大陸啤酒公司總經理帶太太小孩去澳大利亞過春節。為了簽證快速和旅行方便，我公司付了超過一般價錢一倍的錢，特地請香港一家最大的旅行公司為我門一行單獨組成一個豪華團並派一個資深導遊全程陪同。大年二十九早上七點飛機從香港飛，一行大小16人睜著睡眼五點正趕到機場。這十六個人只有我講英文，也只有我曾去過澳洲。那個旅行團派來的資深男導遊是個三十到四十之間的香港人，他把我們護照收起來遲遲不給我們辦登機手續。我過去問怎麼回事，我公司的小姐把我拉到一邊說：「他現在就要小費。」我說：「為什麼？」她說；「他看我們都是大陸人，說大陸人旅遊結束之後往往不給小費。」我說；「全世界也沒有事先給小費這個道理的。」我公司小姐帶哭腔地說：「這話我都說了，他就是不答應，要不你去再說說。」我說：「行。」快哭的小姐把我帶過去，滿懷懇求地對他說；「這是我們公司的黃總，他在香港待了十幾年知道給小費的規矩，再說我們是公司組織旅遊的不會不給的。」可那個人還沒等我說活就說；「我不管什麼公司不公司，帶大陸團我就是要先收到小費才飛。」聽到此，我剛剛進入過年放假的腦袋一下子又高度興奮了，我盯著那四十多歲睡眠不足和一看生活對他就不輕鬆的那雙廣東男人特有的小眼，說：「你把護照給我吧。」我沒等他遞給我，就伸手去拿在他手中那疊護照，他那雙手猶豫了一下遞給了我。我拿到護照後用手指著他的鼻子說：「你滾！」說完我轉身去辦登機手續去了。在我辦手續時看到那個導遊孤零零在離我們五十米左右的地方打手機。一會，我公司那小姐來到我身邊怯生生跟我講，這間旅遊公司經理給她打電話說：「這個時間不可能再換導遊了，能否讓他賠禮道歉再跟著走。」我說：「不行。」等一會她又跑來，這會她又要哭了，手拿著電話遞給我說：「他們經理想同你直接講話，我們14天的行程都是他們公司安排的，他們不去人我們不知道怎麼辦，求求你讓他去吧。」這個小姐是我公司專門安排這次旅行的，這也是她第一次幹這種活，她是怕沒有導遊這個旅遊砸了怎麼辦。這十六個人中有很多是第一次出國，我雖然去過澳洲但沒當過導遊，我也不知道怎麼辦。可我知道中國人一年365天，就這幾天高興，如果他在我的旁邊我不可能過好年。我咬了咬牙心慌慌但表面平靜地說：「我不聽。游不了，大不了我們打道回府在飛機上過年，這輩子還沒在飛機上過過年呢。」於是我平生第一次當上了導遊，一個人把16個人的出境紙入境紙填好，把十六個人的行李託運好，把十六個人經過10個小時的飛行安全帶入澳洲海關。一出海關，就看一男一女高舉寫有我們公司名字的牌子，我公司的小姐上去一問正是那間旅遊公司派來接我們的。「歡迎你們來澳大利亞過春節，我叫王菊香是**公司澳洲本地導遊，從現在起15天我將全程陪同你們。」那個帶江浙口音的女導遊邊同我握手邊講。我把手放下第一句話是：「你是不是也事先就要小費？」她忙說：「不是，不是，不給都可以。」我說：「那好，從現在起這個團交給你了。」我出了一口長氣，把我一路舉著的小黃旗交給那女人。以後幾天那女導遊同我們混熟後告訴我們說，我們在香港還沒起飛香港總部電話就打過來了，說這個團很難搞，還沒上飛機就把導遊炒了。當她聽完我們為什麼炒他時，嘆了一口氣說：「沒辦法，我從上海移民到澳洲12年了，看到很多中國人欺負中國人的事，不怪有人瞧不起咱們中國人。」

回到香港第一件事，讓律師給那旅遊公司寫信提出二點補償方案：一，旅遊公司要把那導遊炒了。二，旅遊公司要給我三萬元賠償，原因是那導遊沒去他的費用省下應退還給我；另外我擔驚受怕當了十幾個小時的導遊，精神要補償。最後我又讓律師加上，如一個星期內得不到答覆，我不僅要告上法庭還將向報紙講。第三天我收到三萬元的支票和那導遊被炒的信。事後把這個故事向一個美國朋友講，他說：「那傢伙真慘，你也太不寬容，太得理不讓人了。別太在意這種事，美國也一樣反了這麼多年種族歧視，很多人對黑人還不信任。」我說：「你是讓人欺負得少，一個受人欺負的人有什麼資格去寬容別人，你也小心點別讓你們美國總欺負中國，那天中國翻了身第一件事把你們開除聯合國。」

●兩個英國妾

在香港工作的十幾年經常去國外出差，公司的股東和合作夥伴也有很多洋人。

在外國人眼裡我不是大陸人了，我是華人，因為他們從講話和外表根本分不出你是新加坡人，臺灣人，香港人，大陸中國人還是海外華人，有許多人連臺灣，香港和大陸是什麼關係都不知道。我敢說就是成功之後的李嘉誠在國外也一定受過歧視。因為外國人不認識他，就是知道的也不一定認出來，就像我們看老外一樣長的都差不多，他在不認識他的外國人眼裡跟你我一樣就是一個黑頭髮黃皮膚的華人。

記得一次在紐約乘地鐵，我們四個人由一個在紐約住七年已拿美國護照的中國人陪著，那個在紐約的中國人穿著一身鮮亮的西裝，梳著一個紐約人都直偷偷打量的美國電影裡黑社會老大的油光鋥亮後面還帶辮子的大背頭，帶著在地鐵裡也不摘的墨鏡，腳穿一雙可把牛肚子踢穿的黑白兩色的大尖皮鞋。一上車沒有座位，可一個足有一米九十高的黑人躺在我們面前的凳子上睡大覺，他一個人正好佔了五個人的座，車一晃把他弄醒了也可能根本就沒睡，他那無神的大白眼睛翻動了兩下，看了看他面前站著的五個眼睛不敢同他對視的中國男人又閉上了。全車人就我們幾個站著，車開了整整二十分鐘，我們五人不斷左腳換著右腳卻沒一個敢把那老黑叫起來。車停了，上來兩個顫顫微微的足有七十歲的白人老太太，她倆一上來看別的地方沒座位了，逕直走到那黑人邊，用手把楞一下那大長黑人的骼臂毫不客氣地說：「坐起來，我們要坐下！」那黑人很不情願地用看起來總也洗不淨的黑手背擦了擦眼腈坐起來。兩個老太太互相攙扶著坐下，又用手指指那黑人還讓出的兩個座位對我們說：「你們也買票了有權力坐。」全車的人都在看這場戲，我們五個中國人誰都沒要勇氣坐下，只是我那紐約朋友尷尬地向那兩個老太太說聲謝謝。省下的車程我們誰都沒講話，只是一心盼著快到站吧。一下車我們四人不約而同地把這次丟盡臉的責任全推到那紐約華人身上，說：「你他媽就是在美國住70年，腰裡別兩把槍也成不了美國人。」他被我們說急了，紅著臉大聲說：「換了是你，你敢嗎？」

可有人敢，美國洛杉機暴亂時全世界在電視上都看到了，南韓人端著機槍站在房頂上同黑人暴徒對峙著。

舊中國給世界留下了什麼？是帶辮子的男人，鴉片和妻妾同屋的制度，這是今天黑頭髮黃皮膚的華人要接受的歷史，不管是李嘉誠還是偷渡到國外穿西裝的中國新苦力。華人給現代世界的總體印象是勤勞吃苦膽小怕事貧窮落後，只是近二十年中國改革開放才有所改變，但長城不是一天建的。當然華人有很多優秀人物，但在你面前走過的十個華人有九個窮時，剩那個富的有時會被人家認為窮。

因此如果李嘉誠在國外受了別人歧視實在是受了我們這些窮人的連累。去年九月在倫敦，同一個香港朋友搭出租車，開車的是個五十左右禿頭的白人，一上車他就問我們是不是日本人，我們說是中國人，他馬上說：「中國人，那你們好哇，一個男人可以找幾個老婆。」我說：「什麼？」他說：「就是妾。」妾這個詞是個不常用作口語的英文詞，我為了確認我是不是聽對了。我說：「你說的是concubine？」他說：「是。」他哪知道我剛剛從倫敦的大英博物館出來，正為那裡展出的被八國聯軍搶來的還堂而皇之寫著的「可能來自北京圓明圓」的中國文物而生氣。我馬上回答說：「是，我這次來英國就是來會我的兩個英格蘭妾。」他轉過頭瞪大眼問：「什麼，你是說你有兩個英國太太？」我說：「不是英國太太，是兩個英國妾。」他有點不相信地說：「那你一定很有錢了，你是做什麼生意的？」我說：「軍火，專門向北愛爾蘭軍出口。」他感道不對味了，哼了一聲不再理我。我那朋友祖籍上海，出生香港，本科讀英國牛津，研究生拿的是哈佛的碩士，現任職世界最大的一間投資銀行。他用中國話跟我說，你太敏感了，別以為英國人都有文化，有些人一輩子也沒出過國，他可能一本中國歷史書都沒讀過，他那點中國知識可能就從像他那樣水平的人嘴裡或電影裡得來，他可能真的認為中國還可以妻妾成群哪。

我說，我沒法不敏感，對他，我是留辮子中國苦力的後代；對我，他是趾高氣揚的殺入北京的八國聯軍的後代。我爺被他爺打敗了，誰都可以揭這疤就他不行。

我又說：「你當然說的輕鬆，你爺帶你爸49年從上海拿著大把金條跑到香港，香港人當然不會歧視你，你爸又娶了同樣從上海跑到香港的你老爺帶來的你媽生了你，你含著不說金鑰匙也起碼是銀鑰匙在香港長大，又到英國最古老的大學受教育，還不夠又到美國最好大學讀商學院，畢業又受雇美國的最大投資銀行回香港做，你當然不敏感了。我可是在北京被人稱東北人，在廣東被人喊北方人，到香港又被叫大陸人，到國外又是華人，這麼一路受歧視過來的。」他剛說：「不對，」我又搶著說：「什麼不對！你們他媽一個香港華人還捐錢給這個大英博物館，讓他媽英國人在裡面修個中國館專擺從中國搶來的東西在全世界面前羞辱我們中國人。剛在裡面羞辱完了，一出門又碰這麼個傻冒英國司機，我能不敏感嗎？下車！不坐了。」我越說越氣，我同那傻冒英國司機大喊一聲：「停車。」他回過頭來，瞪著那全世界出租車司機特有的疲憊眼睛不解地問；「你們不是去酒店嗎？」我說：「不去了，先會我的英國妾去！」下了車後，我那朋友說：「你怎麼跟我發上火了。」我一想也是，憋不住地一下笑起來，又說：「英國人咱不敢罵，反正香港回歸了我就欺負欺負你吧。」他說；「你別以為我不知道你說的是什麼，你這些事我都碰到過，你知不知道牛津有多少貴族家出身的學生，那些人連一般英國人都瞧不起，何況我一個殖民地來的外國人。我再告訴你克林頓牛不牛？可美國東部那些傳統的望族仍然看不起他，並不是因為來溫斯基的事，而是嫌他出身低下舉止粗俗。這世界從有人那天就沒平等過。你急什麼急？你有效生命頂多六七十歲，你只有好好完善你自己的份兒，你如能經常飛頭等艙住五星酒店，受歧視的可能性就少，反過來你再少歧視歧視別人，就算對得起這個世界了，一個人改變自己都那麼難，你還想改變別人？」

●黃人奴隸主

發達國家為什麼會有人歧視華人，這就同東北城裡人歧視鄉下人，北京人歧視東北人，廣東人歧視北方人，香港人歧視大陸人道理一樣。發達國家有相對不發達的人，這些人中又有一部分人極想發達又發達無望的人，他們就要找比他們還不發達的人出氣。看來我再走就應該去非洲了。

我曾去過五個非洲國家，我在那沒有受到過歧視，到任何地方黑人都很友好跟我打招呼，一照相他們就主動擠過來跟你照也不問你會不會把照片寄給他們，可他們一擠過來我就下意識地捂緊錢包，因為當地華人告訴我要注意，他說時的眼神和口氣充滿了對黑人的不信任。我的華僑朋友在莫桑必克是個很吃得開的人，他擁有全國唯一的中餐館，總統都經常到他那吃飯。一次他把我們倆個中國人接到他家去，路上看到很新鮮的大椰子，停車買了十個放到車尾箱準備到他家喝。他家住六樓正趕上電梯停電，我說我們一起把椰子拿上去吧，他說不用，指著那黑人司機說讓他們拿吧。中部非洲的熱本來就受不了，再爬六樓，進屋後每個人都躺在沙發上大喘氣。一會兒聽到樓梯傳來重重的腳步聲，門打開了進來的是那個小個黑人司機。他一手抱一個大椰子慢慢開門進來又走進廚房，我以為他是上來叫人一塊兒搬，順便抱上兩個。廚房裡傳來我們聽不懂的說話聲，接著聽到那兩個椰子落地聲，他出來下樓了。又過一會兒，門口又聽到沈重的腳步聲，門打開了，又是他一人抱兩個大椰子上來。莫三比克的椰子比海南島的大，一個男人一手抱一個已是滿負荷了，因為買的時候我們一個人抱兩個放到車箱裡，我知道那重量。可這比我還矮半頭的黑人司機，頂著四十度的高溫，爬六層樓，還要抱兩個那麼大的椰子，而且是第二趟了。這時我們每個人氣已喘勻左手持一杯冰鎮啤酒右手拿根煙在享受著。我驚訝地問，他就一個人搬啊？那華僑說，是。我說，那怎麼不給他找個筐？他們抱慣了。我說，什麼？他說，你沒注意到很多黑人女的習慣用頭頂東西，男的用手抱，物質貧乏的社會人們使用工具的機會少。我的華僑朋友是學經濟學的，他像在課堂裡討論學術問題那麼平靜跟我講。我還問，你剛才不是說，他們搬嗎？怎麼也沒別人幫他搬？他說:「廚房裡還有一個，正在給我們開椰子哪。」這是他的原話，他沒有說廚房裡還有一個「人」，儘管這是十一年前的事情，我仍然一個字不差地記著，因為他那麼隨意地少說了一個「人」字。

那是88年我第一次踏上非洲大陸，我覺得他整個一個活生生的黃人奴隸主。可是在人家我又不好說什麼，可剛才抽煙喝酒的享受立刻沒了，在那坐著心裏七上八下地就怕聽那腳步聲。正說著門口又響起那腳步聲，那個小司機慢慢地用屁股把門頂開，在慢慢地進來轉過身把門用屁股關上。當他臉衝著我們時仍像前兩次那樣緩緩地點一下頭露出一個標準黑人的靦腆的微笑。但我最不敢看的是，他臉上那一滴滴像油的汗淌到那綠色的椰子上再淌到那黑手背上。我猛吸了一口煙說，就省四個啦，咱們四個下去一人一個拿上來完事了，我那華僑朋友有些不好意思地說，算了，算了，別拿了也夠了。然後他就幾里軲轆沖那連衣服都濕了的司機說一番葡萄牙語。那小黑司機進了廚房，一會他和一個比他高一頭的大黑人從廚房出來，每人雙手捧著一個開好了的椰子擺在我們面前，當我說謝謝時，他倆一起一呲黑人特顯眼的白牙一笑，轉過身像排隊走一樣又回廚房拿出兩個。當他們第二次回廚房不出來了，我才吸一口那椰子，真不好喝有股尿味。我那華僑朋友看我有點心不在焉，猜出我在想什麼，因為他在新中國生活過三十年。就說你別以為你是從社會主義國家來的就要講平等，我告訴你莫三比克也是社會主義。我今天雇他讓他抱椰子他一天就能吃兩頓飯，否則他一天只能吃一頓飯。他們很喜歡給華人打工，說華人比白人善良。華人在非洲除了南非之外地位很高，一般人都可請幾個黑人幫工，這裡的黑人很友善不像美國黑人那麼凶。所以我總勸要移民的中國人到這來，別總盯著美國，到那兒准受人欺負；在這可以作皇帝。黃先生你說我說得對不對？我說，對你，可能對；對我，不知道。

等我到安哥拉經過下面的事，我才知道那個莫三比克華人說的，對我，不對。

從莫三比克出來，就到了安哥拉。幾個當地華人朋友帶我去參觀一個在沙漠裡的農場。往返十個小時車程大家換著開，反正沙漠裡也沒什麼車。正趕上我開時，一轉彎看到兩個全副武裝的軍人站在路中，旁邊停著一輛載滿同他倆一樣全副武裝的軍人。當時安哥拉正打仗，晚間八點就宵禁，為了晚間之前趕回城裡，我的車開得像瘋了一樣。我開第一輛車，怕急剎車後面的車追尾，因此只能慢慢的點剎。他倆看我的車速還太快，竟從肩上把槍拿下來指著我們。我下意識地一腳把車踩死，車打橫停下了。說實在的，從第一眼看到他們我就慌了，我慌的第一個原因還是和平時期的文明的反應，因我沒有當地的駕駛執照也沒帶國際駕照，我想這下壞了，無照駕駛在該安哥拉該怎麼定罪？腦袋已出汗了。可當我看到他們把槍舉起來時，我完全忘了我還開車一下把手舉起來，車一晃又連忙放下一隻手。

事後想電影裡的人被槍一指就舉手的動作，一定是人的下意識動作，這不用別人教。車停下來他們把槍也放下了，我的那隻手才放下來。一個全身迷彩服的黑軍人把AK47衝鋒搶橫挎在脖子上走過來，我剛要下車就聽車裡的華僑嚴厲地說：「黃先生，不要下車！」我的手像被燙似地把半開的車門又關上。他過來衝我講了幾句話，我搖搖頭說不懂，我問那華僑他說什麼，他說，他講的不是葡萄牙語他也不懂。那個大孩子臉的軍人突然用手做了個抽煙的動作，這我懂！車裡四個人就我抽煙。我連忙掏出我吸的萬寶路抽出一隻遞給他，也抽出一隻給自己想跟他拉進點距離。可車裡那華僑突然大叫一聲，都給他！我怕侮辱他膽膽怯怯把那半包遞給他，突然那一車軍人大聲鼓掌歡呼起來，接著那年青的軍人給我一個敬禮，又做了一個優雅的放行的手勢，我把我那只還沒來得及點的煙也塞給了他，大聲說了句謝謝，把車一溜煙開跑了。車走一會兒我感到後背一陣涼，原來不僅是頭，全身都出汗了。回到酒店我立即給那在莫三比克的華僑打電話說，哥們，你說的對我不行，儘管在非洲我能當大富翁，不會受人歧視；但我還是要找個歧視我的地方去。

●想飛的心

我十七歲的女兒由我太太陪著從深圳去澳洲墨爾本讀書已半年。一天她來電話說：「爸爸電視裡正在放一部很反動的電影，可以說是非常非常非常反動。」她連用了三個非常，我忙問什麼電影？怎麼反動？她說，是一部美國片，講的是一個外國人在中國犯事了，然後中國司法機構不判決就把他抓起來了，搞得他很慘很慘。你說這是真事嗎？她打的是越洋電話，我們相隔八千公里，我不知道那是什麼電影也不知道演的是什麼年代的事，我只能說有可能是真囊部贍蓯羌俚摹?p>我女兒說：「要是真的，可完了，中國那麼衰。」接著我聽她的聲有點不對，好像哭了，我馬上問：「怎麼了？」那邊果然傳來抽抽涕涕的聲音，她哭著說：「同學都會看這個電影，他們會瞧不起我了。」我馬上明白是怎麼會事了，我說，那美國電影也有很多演美國壞警察的，那美國警察都是壞蛋？我又說你那些澳洲同學很成熟的不會相信電影就是真的，如果你的同學真認為電影是真的那就是太無知了。

可她那邊好像對我的解釋不信服，還捧著電話在抽泣，我對我的道理也好像不太信服，但又想不出更讓她信服的道理。我有點火了，但不是因為她，而是因為我，為我自己不知道怎麼解釋清楚這個問題。我說：「怕別人看不起就回中國吧。」那邊沉默了一會說：「你跟媽媽說吧，媽媽找你有別的事。」我還想同她再說，我急的沖電話大喊女兒的名字，那邊卻傳來我太太的聲音，我知道我沒有解決我女兒的問題。我知道我也不能解決我女兒這個問題，因為我給她的基因是黑頭髮黃皮膚。

當我把此文寫好晚間傳給在澳洲的她，第二天收到她的電郵。她說：「爸爸從你的文章我才知道你有這麼多秘密。我明白了，為了讓我的下一代好受些，我要是結婚就找個老外，讓他們的血液裡流點被人瞧的起的血。當然這是笑話！你別著急因為我已決定不結婚。順便告訴你我們班裡有個很有名賽車手的女兒，她們家難以置信地有錢，她身上穿的除了Gucci就是proda，很多同學又嫉妒她，又以跟她交往為榮。我真想不明白一個人怎麼會那麼富有，這世界太不公平了，但是沒要辦法了。我也有些嫉妒，你知道了這是人性(註：她才十七歲就想討論人性！？比我十七歲時強。)是人誰不想富有。但我不是太嫉妒她，因為她花的錢都不是她自己的掙的。我知道在學校是進不了她那個圈子了，但將來說不定她還進不來我這個圈子呢。」

看來，我給我女兒的不僅是黃皮膚黑頭髮，還有一顆想飛的心。我二十四歲才從東北跑出來，連ABC都不知道；她十六歲就從中國跑到澳洲，嘴上哼的是澳洲孩子也剛會唱的backstreet boy。但她未來要走的路不會比我平坦。一個想飛的心那有容易的路可走？可不想飛的心就有容易的路嗎？再說那有不想飛的心？(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