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代周恩來險些辭職

這是毛澤東的一種特殊的承認錯誤的方式。

更有意思的是，毛澤東還婉轉地為周恩來在反冒進中受到的嚴厲批評有限度地平了反：1956年周恩來同志主持制定的第二個五年計畫，大部分指標，如鋼等，替我們留了三年餘地，多麼好啊!

1957年秋天以後，毛澤東早就擱置在心中的對周恩來等「促退委員會」人員反冒進思路的不滿，開始大面積地釋放出來

1957年秋天以後，毛澤東頭腦中急於迅速改變中國一窮二白的落後面貌的主觀意識再次強烈起來。

要想加快建設速度，在全國迅速形成「大躍進」的局面，就必須在全黨統一思想。首先要統一的，就是領導層中的認識。

在毛澤東看來，要統一認識，前一段的反冒進是一個大的障礙。毛澤東早就擱置在心中的對周恩來等「促退委員會」人員的不滿，開始大面積地釋放出來。

10月9日毛澤東在中共八屆三中全會上，向全體中共中央委員作了以《做革命的促進派》為題的動人心魄的講話。

毛澤東從整風講起，提出了「要大膽地放，徹底地放，堅決地放；要大膽地改，徹底地改，堅決地改」的響亮的口號，並總結和肯定了「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的群眾鬥爭形式。這無疑是為求實、慎重的人們敲響了警鐘。

然而這時的周恩來，在八屆三中全會上仍表明這樣的主張：「既要反對在改革突出不合理的制度上縮手縮腳的保守傾向，又要反對不顧職工覺悟程度和實際困難、冒昧從事的急躁情緒。」他所堅持的，仍然是「既反保守，又反冒進」的觀點。毫無疑問，這是毛澤東極不滿意的。

毛澤東在講話中嚴厲地說：去年這一年掃掉了幾個東西。一個是掃掉了「多、快、好、省」。不要「多」了，不要「快」了，至於「好」、「省」，也附帶掃掉了。「好」、「省」我看沒有哪個人反對，就是一個「多」、一個「快」，大家不喜歡，有些同志叫「冒」了……我們總是要儘可能爭取多一點，爭取快一點，只是反對主觀主義的所謂「多」、「快」。去年下半年一股風把這個口號掃掉了，我還想恢復。

可見在總方針上，毛澤東的意見是「促進」而不是「促退」，而且是不容置疑的。他對去年掃掉了「促進委員會」和「促進」性質的農業發展綱要四十條很不滿意，在講話中他把這件事的嚴重性提得很高：還掃掉了農業發展綱要四十條。這個「四十條」去年以來不吃香了，現在又「復辟」了。

還掃掉了促進委員會。我曾經談過，共產黨的中央委員會，各級黨委會，還有國務院，各級人民委員會，總而言之，「會」多得很，其中主要是黨委會，它的性質究竟是促進委員會，還是促退委員會?應當是促進委員會……去年那股風掃掉的促進委員會，現在可不可以恢復?如果大家不贊成恢復，一定要組織促退委員會，你們那麼多人促退，我也沒有辦法。

毛澤東又把這件事與反右派聯繫起來，說：要促退我們的，是那個右派章羅同盟。……但是，我們總的方針，總是要促進的。

此言一出，誰還敢繼續「促退」，誰還敢說「促進」是「冒進」?況且一些人以為，只要人有膽量、有意志，沒有辦不到的事情。

八屆三中全會閉幕了，人們陷入了沉思。而周恩來則陷入了苦悶－－一種探索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深深苦悶。

從幾十年的革命生涯來看，周恩來深知，毛澤東在許多時候都是高瞻遠矚的，其正確的一面遠遠多於錯誤的一面。他與毛澤東是多年密切合作的夥伴，是志同道合的同志和感情深厚的朋友。然而，自從反冒進以後，在探索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問題上，周恩來總感到在一些方面自己與毛澤東的思路有一些距離，或者說跟不上毛澤東的節拍。

這時，反冒進的呼聲在黨內已經基本上失去了市場，取而代之的是反「反冒進」。會上通過仍然具有冒進色彩的《1956年到1967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修正草案)》(即《農業四十條(修正草案)》，把高指標重新擺到了人們的工作日程上。

毛澤東於11月2日率中國代表團赴莫斯科參加十月革命四十週年慶典，並出席社會主義國家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其間，毛澤東親自審改、批發了兩篇《人民日報》社論，論點直指反冒進：－－11月13日的《人民日報》社論《發動全民，討論四十條綱要，掀起農業生產高潮》，對1956年的反冒進公開進行指責：1956年公布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草案以後，曾經鼓舞起廣大農民的生產熱情，掀起了全國農業生產高潮，但是，有些人卻把這種躍進看成「冒進」，他們害了右傾保守的毛病，像蝸牛一樣爬行得很慢，不瞭解在農業合作化以後，我們就有條件也有必要在生產戰線上來一個大躍進。

－－12月12日的《人民日報》社論《必須堅持多快好省的建設方針》，對反冒進的人進行了更嚴厲的批評：在反冒進期間「刮起了一股風，居然把多快好省的方針刮掉了」。「於是，本來應該和可以多辦、快辦的事情，也少辦、慢辦甚至不辦了。這種做法，對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當然不能起積極的促進的作用，相反地起了消極的『促退』的作用」。「結果就背離了多快好省的方針，變成了經濟戰線的懶漢」。

也是在莫斯科期間，毛澤東聽到赫魯曉夫「15年後可以超過美國」的豪言，則以中國「15年後可能趕上或超過英國」的話來回應。毛澤東覺得在社會主義制度下，中國可以進一步加快建設速度，把群眾充分發動起來，生產就會出現大躍進。他在從莫斯科打回北京的一個電話中說：1956年的「反冒進」是不對的，以後不要再提「反冒進」了。

南寧會議上，毛澤東指責周恩來：1956年的反冒進是方針性的錯誤，面對毛澤東的嚴厲批評，周恩來不得不作檢討

1958年是在一種異乎尋常的氣氛中開始的。1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了題為《乘風破浪》的元旦社論，社論批評「人們的思想常常落後於實際，對於客觀形勢發展之快估計不足」，明確「目前全國農業已經掀起了空前的生產高潮。各地黨委必須積極地妥善地領導這個高潮，爭取1958年農業生產的大躍進和大豐收」，社論喊出的口號是：「讓我們乘風前進!讓我們乘壓倒西風的東風前進!乘壓倒右派、壓倒官僚主義、壓倒保守思想的共產主義風前進!」

這時，主持經濟工作的周恩來，已陷入被批評的境地，甚至在一段時間裏失去了經濟工作的發言權。

1月2日至4日，周恩來在杭州出席毛澤東召集的部分省、市委書記會議。毛澤東借談1958年國民經濟計畫草案的報告和第二個五年計畫的修改問題，對周恩來等主張反冒進的人直截了當批評說：你們那個時候，不僅脫離了各省，而且脫離了多數的部!隨後，毛澤東在召集一系列更大範圍的會議時，繼續批評周恩來等人。

1月11日至22日，毛澤東在廣西南寧主持召開了有部分中共中央領導人和華東、中南等地區九省二市領導人參加的工作會議。

參加會議的代表都接到了會上分發的12份作為批評對象的材料，這些材料都是反對冒進的，許多都與周恩來有關，如：－－1956年6月15日，李先念代表國務院在一屆人大三次會議上所作的《關於1955年國家決算和1956年國家預算的報告》中關於反冒進的一段話，那裡說：「急躁冒進的結果並不能幫助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而只能招致損失」；－－中宣部根據劉少奇、周恩來等人的意思起草的1956年6月20日《人袢氈ā飛緶邸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