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溫家寶於政治局常委會上請求辭職?!

*溫家寶提交請辭報告

香港爭鳴雜誌今年3月報導，二月九日，在中央金融工作會議結束的第二天，溫家寶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提交了請辭報告。溫家寶在請辭報告中，承擔了工作上的過失和領導上的失職，承擔國務院分工負責抓農業、農村工作上的過失，承擔中央金融工委書記抓金融工作上的過失，還承擔了中央書記處分工負責抓農業、農村改革上的失職，抓金融改革、監管上的失職。

溫家寶在請辭報告中，強調了「分工負責」和領導上的過失、失職，要求中央政治局研究、准予他辭去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中央書記處書記的職務，並將在七中全會上辭去中央委員的職務。

*溫家寶在數次中央會議上受圍攻

溫家寶在黨內外一直是政治上低調、工作上任勞任怨，本人及家屬是政治局內屈指可數的清廉之官，在黨內外民意名列第一。

溫家寶在國務院、中央書記處內部分工，都很明確，是直接向國務院總理和中央政治局負責的。國務院有關的十二個部、委（辦）、局，是直接向溫家寶負責的。但多年來，中央銀行、財政部、國家計委、審計署、水利部、農業部、國務院農村農業辦、國土資源部等有關部委辦，都架空了溫家寶，而直接向李嵐清、王忠禹負責，匯報工作，或直接向朱鎔基請示、負責。這一系列在組織上極其反常的情況，除了給溫家寶在工作上造成沈重的壓力外，在政治上也促成了溫家寶萌生退出政治核心層的意向。

去年十二月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今年一月的中央農業農村工作會議以及二月上旬的中央金融工作會議上，都發生了有部署地從地方發動，就農業農村工作問題、金融工作問題、國有資產資金外流、流失問題，向溫家寶發難、攻擊。

在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國務院某些部委辦，攻擊溫家寶是典型的事務主義者，在領導、貫徹改革工作中，有患得患失的思想包袱；在處理、解決關鍵的、有代表性的問題上，搞折衷主義；更有的部長指責，溫家寶很難獨當一面……

*農村工作會議上被羅列四十多條「罪狀」

在中央農業農村工作會議上，四川省、山東省、河南省、湖南省等省長，就農業農村工作上的問題，對準溫家寶發難，羅列了四十多條「罪狀」，其中不乏驚人的：農村基層黨組織多年來處於全面癱瘓或已經不是由好人主持；農村農業生產結構基本上還停留在農業發達國家的三十年代水平；農村被形形色色的封建、黑道、反動組織、團體佔據市場；農村農民抗爭活動、政治性騷亂、武裝暴動等活動不斷上升；農村數億剩餘勞動力構成了對社會、政治穩定的衝擊、影響；農民實際收入連續三年下降，造成了農民對黨和政府的離心和抗拒；農村大量良田流失，給國家造成深遠影響和危害。

*把當前金融工作問題算在溫身上

在二月上旬召開的中央金融工作會議上，出現了兩個頗不尋常的場面：一是，北京、上海、廣東、江蘇、福建、遼寧等省市的省長、市長打頭陣，把當前金融領域中的問題、危機，都算在了溫家寶的身上；二是吉林、黑龍江、湖北、安徽等省的省長，要求公開不良資產、壞賬、被侵吞挪用公款、利用公款營私、資產資金外流等狀況最嚴重的地方、部門，以法追究，查辦主管、任用的瀆職領導，很明顯，其矛頭是針對北京、上海、廣東、遼寧、山東，以及國家計委、對外經濟合作部、中國銀行等，而其後臺任用的領導，則是朱鎔基。上海、山東、北京、廣東、遼寧等省的金融系統的壞賬、不良貸款佔了百分之九十一點五，資金流失佔了百分之八十八點五。

在中央金融工作會議上，不僅互揭，互攻對方的腐敗史，而且再次爆發了地方與地方之間、部委之間、地方和部委之間，地方、部委和中央之間的矛盾，在利益、權力方面的鬥爭錯綜複雜。

李嵐清指責「監管不嚴，等於不管」

會上，身為常務副總理、全國整頓和規範市場經濟秩序領導小組組長的李嵐清，在分組會上發言時也指責溫家寶：監管不嚴，等於不管；抓而不緊，等於不抓；一線牽動經濟、金融工作的全局。

*「歸根結蒂是體制問題」

但，李瑞環、尉健行、丁關根、錢其琛、張萬年等人在會上出面主持公道，替溫家寶解圍。

尉健行、錢其琛等說：金融領域問題的嚴重性、複雜性、危機性，不是新問題，更不能算在溫家寶身上。歸根結蒂，是機制問題、體制問題。

李瑞環更指出：金融領域是個通天部門，甚至全天候任由從中央到地方書記、省長、市長，甚至退了休的高級幹部，都有權批條、下個人指令，這不是體制問題，是什麼問題?否則，怎麼會有一億六千萬元的壞賬，會有年達二千多億元的資金外流，會審計查出近二干億元的違規資金，會出現近四萬億元的匿名、假公司存款?

李又指出：在黨內不能再搞違背事實、違反黨紀的一套，把成績、功勞都記在某一、二人身上，把過失、失誤都推卸、算在他人身上。事實上，從九一年至九九年，金融領域是由朱鎔基分工抓的；農業農村工作，從九三年至九八年，也是由朱鎔基分工抓的。

*溫家寶請辭案暫被擱置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在討論溫家寶的請辭一案，李瑞環、尉健行、李鵬、胡錦濤是反對的，不予接受；江澤民、朱鎔基、李嵐清未表態，這一議案暫被擱置了。

溫家寶的請辭，除了因為他本人受到了政治壓力，萌生退出政壇的念頭外，也反映了中共高層面臨十六大換屆的權力鬥爭和權力分配，遠比外界所估計的要更複雜、更變幻莫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