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農民的兒子對戶籍制度的世紀心問

　　一件事發生在「五一」前。我所在的這個城市似乎對外來人有什麼仇恨，必欲除之而後快，非要清理不可。其時正在一建築工地打工的表兄自然屬被清理之列，也被清理回家了。後來他在電話裡跟我說，那幾天很忙很累，每天吃完晚飯就睡覺了。4月11日晚10點左右， 蒙(目龍)中被警察的一陣呵斥聲驚醒，他們很快明白是怎麼回事，慌忙掏出了身份證、暫住證、健康證等必辦的證件，但警察看也不看就扔在了地上(有的還被撕了)，無論怎麼解釋、怎麼哀求，都毫無例外地被送到遠郊的縣裡關了起來。後幾經交涉，讓每人家裡寄300元不許問的什麼費才讓回家，當然還不能自由回，而是被「遣送原籍」：一站交一站，一路被看守著運回原籍。一路上，幾個打工仔勞頓得不成人形，快到家時他們抱頭痛哭：想不明白自己到底犯了什麼罪而遭此厄運！有人甚至發誓，再也不到這個城市來了！表兄因為捨不得幾個月的工資，「五一」的風頭過後，又來到了這個城市。他問我是否認識公安局的什麼人－－他擔心「十一」又被清理。

　　另一件事是我親眼所見。6月中旬的一天，因為加班，傍晚乘公交車回宿舍。車上人很多，有幾個打工的農民帶著大包小包，乘務員便不耐煩地顯出一臉的鄙夷。下車時，農民包裹多，稍微慢了點，乘務員扯起了嗓子：「快點！快點！」還沒等農民後腳落地，乘務員就一萬個不高興地關了門，偏偏夾住了農民的包，車子已經啟動，農民嚇得大叫：「快開門，夾住包了！」這下把乘務員徹底得罪了，打開車門，一陣聲色俱厲：「真他媽農民！素質就是低！」

　　這一類事，以前也聽說過，從沒多想，但感受如此之真切還是第一次，並刺激了我的已不算敏感的神經。依照個人的經驗，中國的許多事情經不起琢磨，只要你願意去想，就准有想頭。果不其然，一陣思想之後，問題接踵而至：農民進城賣苦力干髒活重活險活到底招惹了誰？同是中國人，為什麼農民一直遭很多城裡人發自內心的蔑視？造成國人之間這種悲劇的根源究竟在哪裡？

　　問題的後面是答案：根子原來出在幾十年來習以為常的戶籍制度上！

　　戶籍制度在我國由來已久，但歷代戶籍制度的主要目的是用於徵賦納稅、稽查人口、調派勞役，並沒有別的特殊含義。真正賦予戶籍制度以特殊含義是20世紀50年代以後的事。那時，為了在貧窮的農業國中搞工業化，政府確立了農業支援工業，農村保障城市，讓農業給工業「輸液送氧」的策略，最終形成了一整套延續至今的城鄉二元經濟結構。其標誌就是19 58年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戶口登記條例》，以後，又頒布了一系列配套強化措施。自此，國人就被劃分成了兩部分：人口佔少數的城裡人(即城鎮居民)和人口佔絕大多數的鄉下人(即農民)，體現在身份上就是城鎮戶口和農村戶口；這種戶籍制度在城裡人和鄉下人之間築起了一道牆：城裡人享受就業、教育、社會保障、生活福利等諸多優待；鄉下人則沒有這些優待！並且二者不能自由流動。

　　可怕的是，由於幾十年的一以貫之，大多數國人對這種歧視性的戶籍制度都已習以為常，甚至覺得是天經地義：自己一生下來就應該是城裡人或農村人，從不考慮這種劃分和規定的合理與不合理，更少有人去思考它的弊端。

　　我們可以說出幾條：

　　首先，這種僵化的戶籍制度最直接地、人為而強烈地拉大了城鄉之間的貧富差距(而且差距仍在進一步拉大)，嚴重損害了農民的利益，嚴重傷害了農民的自尊心和生產積極性。據統計，從1950年到1996年，中國農民為工業化和城市化提供的資本積累總額超過了2萬億元，約佔我國全社會資本存量的2/3！這一切導致中國城鄉之間的差距，世所罕見，一個明顯的例證是：全國6萬多億元儲蓄存款中，佔全國總人口70%的農民的存款還不足其中的30%！而這還不包括城裡人佔據的大量的國有資產、國債、汽車、別墅以及品種齊全的家用電器等等！

　　其次，造成了兩大部類國人(即農民與城鎮居民)之間的感情裂痕。囿於長期狹小的生活環境、貧窮落後的教育和低下的經濟水平，和城裡人相比，大多數農民還非常貧窮，衣著簡陋，談不上見多識廣，言行上土裡土氣。再則，城裡人看到的大多數農民，總是在幹那些髒亂差的體力活。所有這些讓很多城裡人腦海裡形成了難以更改的印象：沒文化的農民素質就是低下，因而對農民有一種來自心靈深處的鄙視！慢慢地，貧窮、落後、愚昧、保守幾乎成了中國農民的代名詞，連城裡人罵人都說「真他媽農民！」雖然大多數農民在城裡幹的是城裡人不願幹但又必須有人幹的髒活累活重活險活，且報酬低廉，城裡人卻並不領情，常聽到的說法是農民在城裡打工每年有多少資金流入農村，搶了城裡人的飯碗。一遇上什麼壞事，第一想到的是農民；一有什麼大事，就要把農民往回趕。而且各種歧視性的政策紛紛出籠，甚至連堂堂的《勞動法》也沒有保護佔全國人口70%的農民的勞動權益的條款。有的城市還規定了許多較為體面的不許外地人從事的工種，農民進城幹活必須有健康證。(下一步城裡人生病是不是也要送到城外隔離起來？！)城裡人如此歧視，農民怎麼可能不反感？久而久之，他們對城裡人會是什麼印象？

　　更讓人難以忍受的是，這種僵化的戶籍制度已與市場經濟大相逕庭，格格不入，嚴重阻礙了經濟的持續發展。近幾年，內需不旺的原因找了一大堆，不知是有意還是無意，很少有人提及農村購買力低下這個癥結：中國的國民財富高度集中於城市，當前的生產過剩是典型的城市需求過剩，廣大的農村實質上處於無力購買的狀態，整體上根本談不上什麼生產過剩。廣大農村富不起來，僅靠城市的「富島」是帶不動經濟整體持續發展的。再者，市場經濟需要人才要素的自由流動，但現行的戶籍制度卻死死地摁住你，不讓你隨便流動。沒有人才與勞動力的合理流動，哪有人才與勞動力市場？沒有人才與勞動力市場，怎麼可能出現繁榮的市場經濟？況且，不久的將來「入世」後，我國的農業將受到極大的衝擊，農村會有更多的剩餘勞動力，如果不打破城鄉壁壘，仍然在戶籍制度上抱殘守缺，農村大量的剩餘勞動力得不到及時的轉化，那將是極大的不穩定因素，後果不堪設想。

　　另一方面，這種不公正的戶籍制度，也損害了我國的形象。無論是城裡人還是農民，都是中國的國民，理應是平等的，為什麼要損害大多數人的利益去保護少數人的利益，製造事實上的國民之間的不平等呢？

　　讓我們再回過頭來看看這種制度在法理上存在的問題。從理論上說，這麼一件涉及全民的大事，理應上升到憲法的高度加以規定。但遺憾的是，翻遍憲法也找不到不讓城鄉人自由流動和遷徙的條款。更不可思議的是，1958年的那個條例並不是什麼嚴格意義上的法律，但事實上它卻比很多現行的法律還管用，執行得還徹底。經過幾十年的建設和發展，共和國早已是「天翻地覆慨而慷」，連孕育這種戶籍制度的計畫經濟體制都已拋棄，憲法也修改了好幾遭，為什麼就這種戶籍制度是「祖宗之法不可變」，繼續如緊箍咒一般套在中國農民的頭上？

　　如果說建國之初為了發展工業，建立這套戶籍制度在短期內還有一定必要性的話，那麼，看看它在今天日益顯露的弊端，可以毫不客氣地說，它已然成了阻礙中國市場經濟發展的一塊絆腳石！有一萬個理由要廢除這套僵化的戶籍制度，但時下有一個理由在說「不」：一旦消除這套戶籍制度，農民就會蜂擁入城，豈不天下大亂！聯想到中國的人口，表面上看，這種擔心非常有道理。

　　在此不妨作一番理性的分析，假設消除了戶籍制度，人口管理上與國際接軌，即自由雙向遷徙(不光是農民遷往城市，市民如果願意也可遷往農村)，實現農民和市民的平等，那麼還會有這麼多人執著地往城裡擠嗎？況且，農民到城市定居也不是想進就進，還要取決於兩個必不可少的條件：一個是有無能力購置住房，另一個是有無正常穩定的收入。就前者而言，中國有多少農民能在城市購買住房？先富起來的畢竟還只是一小部分人，而且這正好刺激城裡低迷的房市；就後者而言，沒有正常穩定的收入，已實現了「耕者有其田」的農民怎麼會貿然定居於城市呢？這裡還可以舉一個例子，我曾到河北衡水市採訪，當地政府規定，只要你購買了一定面積的衡水的商品房，你就是衡水市的市民，結果衡水的房市一直較紅火，但也並沒有出現令人擔心的城市人口過速膨脹。

　　這裡很有必要突出強調一點，由於長期實行不平等的戶籍制度，很多城裡人在觀念上形成了一個錯誤的思維定勢：他們所居住的城市就是他們的，農民就應該呆在農村，進城就增加了城裡人的就業壓力，等於搶他們的飯碗，不利於城市的穩定。細思之，這毫無道理，是典型的城市霸權邏輯。首先，農民進城干的大都是城裡人不願幹不屑干的髒重險累而報酬又低的活，這叫搶飯碗嗎？更重要的，我國任何一座城市都屬於全體國民，決不屬於戶口簿上限定的本市市民所有，它的繁榮更不能僅僅歸結於本市市民的創造力。就以北京來打個比方，它是全國人民的首都，不只是北京人的首都，它的繁榮也不僅僅是北京人創造的。市場經濟條件下憑什麼不允許外地人公平參與競爭？

　　如果說70年代末開始實行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是改革開放後我國農村生產力的第一次大解放，那麼我們有理由相信，消除不公正的戶籍制度必將是意義更加深遠的我國農村生產力的第二次大解放！沒有理由再讓計畫經濟條件下那套僵死的戶籍制度成為跨世紀的制度了，中國人早就應該真正平等起來－－平等地分享本就屬於全體國民的發展機會和全民所創造的財富，自由地在自己的國土上流動和遷徙。如此，民族幸甚！國家幸甚！(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