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太原國有藥廠製毒販毒大案始末
太藥涉嫌製毒消息走漏後，太原的一些媒體紛紛予以報導，指責太藥作為國有製藥廠竟然為牟取暴利製毒販毒。由於此案還在偵破階段，警方對案情守口如瓶。「凌老闆」到底有無省級藥監局簽發的准購證，以及購買證是真是假，外人一概不知。有人推測「凌老闆」有購買證，但是假的，所以具體承辦業務的銷售經理孫正軍沒被放出來。如果「凌老闆」沒有購買證，那李作恕等人根本就不可能取保候審。7月1日，山西公安廳宣傳處楊長安副處長肯定地對中國《新聞週刊》說：「具體案情還不到批露的時候，但這件事(指太藥涉嫌製毒)絕對不冤枉他們！」可悲的救命稻草
2002年3月27日下午，根據此前在廣州落網的跨國毒販曹永江的供述，山西警方派出40多名荷槍實彈的武警突然包圍了太原製藥廠(以下簡稱太藥)，太藥陷入一片恐慌之中，無人確知到底發生了何事。數十人被警方傳訊，零星得到的消息集中起來讓人震驚：太藥可能參與製毒販毒，而毒品就是他們合法生產了20多年的氯胺酮！
讓太藥栽了跟頭的氯胺酮在工人們的眼裡原是尋常之物，太藥早在1980年就按照國家批准文號合法生產它。以前工廠形勢好，這不過是個不起眼的小藥種，每年產量一般300公斤。1997年因為產品質量出現問題，曾經停產過，1999年又恢復了生產。2001年5月，國家對氯胺酮加強管制後，太藥向國家藥監局申報下半年生產計畫為7噸，6月得到國家藥監局批准。此前的2001年11月，太藥向國家藥監局申報2002年的生產計畫 氯胺酮12噸，國家藥監局2002年3月15日予以批准。由一年300公斤攀升到一年12噸，太藥對氯胺酮的依賴越來越重，這也從另一面反映太藥的窘境到了何等地步。
據太藥工會副主席劉葆蘭講，工人們已經累計13個月未領到工資，在其他項目停產之際，唯有氯胺酮還能夠為廠裡創造一點效益，不至於讓工人們喝西北風。現在氯胺酮車間也被封，工人們沒什麼指望了。
疑雲密佈
2002年一二月，太藥分別接到氯胺酮購買訂單1噸和2噸。訂單者為何人，太藥副總經理李作恕和總工程師童冬旺說法不一。童冬旺表情不確定地說：「可能是天津醫保吧！」李作恕當時未表態，後承認「凌老闆」 毒販曹永江今年初投下過3噸訂單，至於是不是一二月的那兩張訂單，他含含糊糊，沒有予以確定。
據李作恕講，早在2000年，太藥就因資金緊張尋求過合作夥伴，談了四五家都沒有成功。2001年初一家名為長治物保生物工程有限公司的企業找上門來，要求合作。但資金一直不到位，到2001年11月，該企業說是籌到了幾個億的資金，雙方又坐到了一起。
2002年1月16日，該企業來考察，一行七八個人，其中還有一個歐洲女子。「凌老闆」首次露面，他被介紹為從香港來的大老闆，是該企業的大股東。考察完後，凌大老闆甩手就是10萬元，說是太藥困難，春節將至，給工人們發點慰問金。
兩天之後，1月18日，雙方簽訂合作協議。協議規定長治公司一年內投入4000萬資金，但不承擔合作前太藥的所有債權債務，長治和太藥六四分成。
廠裡從10萬中分出4萬給工會，買油買糧送給貧困的工人，剩下6萬存到銀行裡，按李作恕的說法是「留作以後細水長流」。工人們很高興，以為救星到了。但也有人心存疑慮。工會副主席劉葆蘭講，當初她也想天上不可能掉餡餅，於是召開了職工聯席會來討論此事。當時廠裡資金嚴重缺乏，醫藥行業GMP改造迫在眉睫，所以絕大多數職工的意見是「死馬當活馬醫」，說不定還有一線生機，「誰知道他心懷鬼胎，看中的是我們的氯胺酮」。
緣起於一場購併案
一個企業，有其大門，卻不挂其牌，在市場經濟體制的今日，如果不是違法經營的話，它這樣做等於向世人宣告：我已經無力參與市場競爭，坐著等死了。太原製藥廠(以下簡稱太藥)就是這副樣子。太藥以前是有牌子的，並且響噹噹，「太原製藥廠」與「東北製藥總廠」、「山東新華製藥廠」、「華北製藥廠」並稱為中國醫藥界4大家族。後來家運日衰，大門變換其旗，高懸「華北製藥集團太原有限責任公司」的招牌，再後來此招牌也被卸下，從此「有其門不見其牌」的怪狀延至今日。
1998年於太藥是一個重要的年份。那時太藥明顯地在市場競爭中落敗了，中企華資產評估有限公司的評估結果顯示，太藥淨資產為負9408.17萬元。太藥嚴重資不抵債，已夠破產的條件。但太藥不願意破產；破產了，5000多名職工到哪裡吃飯？山西省政府也不願太藥破產；破產了，政府怎樣去安置那麼多沒飯吃的職工？如果安置不妥，工人們勢必天天去政府門口靜坐，社會穩定就成問題。
救活太藥成為上上下下、方方面面的共識。2002年7月2日，山西省經貿委副主任張誠回憶當時的動機：「我們當時考慮到，如果能夠救活太藥，不僅盤活了國有資產，而且工人有飯吃，政府也無需為穩定問題擔心了，可以說是一舉多得啊！」而在此前，在山西省政府的努力爭取下，經全國企業兼併破產和職工再就業工作領導小組批准，太藥被列入全國企業兼併破產和職工再就業1997年工作計畫，為1998年被兼併企業。
此時尋找兼併方迫在眉睫。放眼全國，當時能夠吃下太藥的企業寥寥無幾。華北製藥集團(以下簡稱華藥)映入視野。同為國家「一五」期間蘇聯援建的156個工程之一，曾比肩作過「藥界四大家族」，如此的共同經歷拉近了異地相望的兩大藥廠的距離
當然，華藥作為股份制企業，光談「階級感情」遠遠不夠，潛在的利益回報才是決定因素。據華藥一位中層幹部透露，當初在華藥董事會討論兼併太藥事宜時，大多數董事並不贊成，後來得知山西省政府做出了種種承諾，才最終同意。在諸多優惠承諾的誘惑下，華藥於1998年4月19日以「資產劃轉，債務承擔」的方式兼併了太藥，並承擔了太藥的銀行貸款債務1.7億元。
需要指出的是，當時華藥是同山西省醫藥總公司簽訂兼併協議的，山西省政府在此前的1997年12月8日已經委託山西省醫藥總公司作為太藥資產運營代表。
所以，2002年7月5日，華藥董事長呂渭川向中國《新聞週刊》承認，兼併自開始就不是市場行為，而是政府行為，後患由此埋下。
資金難籌 翻臉2000
1998年6月，華藥向太藥派去管理人員，全面接管太藥。
華藥兼併太藥之初也曾雄心萬丈，躊躇滿志：用自己投入的新產品頭孢五號、氯潔酶素等求發展，用太藥的老產品保穩定，實現1998年止虧，1999年脫困，2000年盈利。
但雄心馬上遭遇資金瓶頸。華藥要在太原建一個年產100噸頭孢五號車間，需投資5000萬元以上。華藥的如意算盤是將太藥的一號廠房稍加改造，投資1700萬元就夠了。但其後經過建築專家鑑定，由於廠房年久失修，必須重建。結果老廠房在1998年10月便拆掉，舊設備也變賣了。
舊的已去，新的沒來。為籌措資金，兌現自己的承諾，當時的山西省副省長楊志明於1999年3月5日和3月30日兩次召集相關部門和銀行開會，進行專題研究。會上落實的資金情況是：華藥出資2000萬元，山西省經貿委安排1000萬元，銀行貸款5000萬元。但最後，一分錢都未到位。2002年7月2日，當時具體協調此事的山西省經貿委投資規劃處處長郭樹峰向中國《新聞週刊》介紹，主要是銀行的那5000萬到不了位，華藥和省經貿委也就沒把自己的那份錢掏出來。
「也不能全怪銀行，那時銀行正向商業銀行轉變，對貸款控制得很嚴格，太藥本身就欠銀行1.7億多貸款沒還，資信太差，銀行不貸給它是可以理解的。」郭樹峰說。
1999年10月，朱鎔基總理到河北邯鄲視察，華藥董事長呂渭川趁機面提華藥太原子公司的貸款難問題。當月國務院辦公廳秘書二局召集國家經貿委、人民銀行、工行、建行等單位一起研究華藥的資金問題。形成的意見是：由太原子公司作為貸款主體，由上市公司華藥股份公司提供擔保，分別向山西省工行、建行申請貸款，山西省工行、建行以封閉貸款形式提供貸款。
最後，山西省工行同意異地擔保貸款4000萬元，但只給了短短的8個月期限。到期不還就從上市公司－－華藥股份公司劃走。考慮到上市公司擔保貸款必須履行信息批露制度，還得由董事會研究通過，另外貸款期限太短，等於從上市公司劃走4000萬，華藥不得不放棄這筆貸款。
從此，銀行的大門對華藥太原子公司徹底關閉了。華藥先後向太原子公司投入了2000多萬的啟動資金，但由於缺乏承繼資金的支持，幾乎沒能起到什麼效果。跨省兼併如此艱難，貧血的太原子公司眼見就要成為華藥越來越重的拖累了，華藥決定退出。
無人看護 太藥自尋生路
華藥去意已定，雖然有早先的兼併協議約束，一時難以脫身，但此後它對太藥不聞不問。太藥一下子成為無娘的孩子，面臨斷炊的危險。太藥工會在2001年11月向山西省政府的上書中痛陳企業之艱難：職工連續數月拿不到工資、累計拖欠工資十個月之久，養老保險無力上繳，保險公司提出警告將停發退休養老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