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牛：鐘沛璋與江澤民之晤

這是「一個老共產黨人的世紀思索」，是一個親歷革命、建國、動亂和改革開放以來無數重大事件的知識份子的反省。鐘沛璋從少年時代起就踏上革命之路，參與創建了「新中國」。一九四九年以後，從上海《青年報》總編輯到《中國青年報》副總編輯，他滿腔熱情地謳歌社會主義，並有幸與胡耀邦近距離接觸，這是他永遠難忘的歲月。即使二十年的「右派」和「摘帽右派」生涯也未能動搖他對主義和黨的忠誠。一九八二年到一九八六年，他擔任中宣部新聞局局長，「為新聞改革鼓與呼」。

六四後創辦《東方》雜誌好評如潮 　　

「六四」以後的一片萬馬齊喑之中，一無資金，二無官方支持，鐘沛璋在古稀之年赤手空拳創辦了聲名卓著的《東方》雜誌，倡導兼容並包，思想自由，溝通「書齋與社會」、「傳統與現代」、「中國與世界」、「當下與未來」，以其「強烈的現實關懷」品質獨樹一幟，在沉悶已久的中國知識界吹起了一股春風。從一九九三年到一九九六年，《東方》只生存了三年多，正在它如日中天、好評如潮之時，被當局勒令「停刊整頓」，站著走完了全程。鐘沛璋黯然辭職，結束了他自己說的「在二十世紀的最後一搏」，也完成了他一生中人格的升華。收入本書的《我為什麼要創辦〈東方〉？》，忠實地記錄了這段歷史。《東方》在一九八九年之後的中國出現，「開風氣之先」（在它之後有《方法》等），激動了二十世紀九十年代那些昏暗的歲月，及無數青年學子的心。 　　

鐘沛璋即使離開了《東方》，他也沒有停止對民族命運的探索，對中國前途的思考。在他生命的黃昏，他依然苦苦地為中國求解。年齡沒有成為他追求真理的天然屏障，他相信「朝聞道，夕死可矣」。越到晚年，他對中國的思考越加深入，已觸及問題的根本。可以說，他和無數不同年齡、不同經歷的仁人志士一起為解開中國這個無解的方程式找回了一把鑰匙︱︱那就是民主憲政。

八名校友在中南海會見江澤民 　　

二○○○年十二月三日，在北京中南海，鐘沛璋、王嘉猷（江澤民的入黨介紹人）等八位當年南京中央大學、上海交通大學的同學，與他們的老同學江澤民有過一席長談。被老同學們推作中心發言的鐘沛璋當面表示「我們這些老同學都已離退休，生活在老百姓中間，本人都已無所求，也不會說假話或奉承話。」針對江澤民出「三個題目」：怎樣看資本主義？怎樣看十月革命？怎樣看當前的問題？他一一表明看法，並直接提出「我國的政治改革和民主憲政，也應該列入議事日程」。「實現民主憲政，就是要改天換地，徹底結束我國長達幾千年的專制統治制度的陰影。」 　　

為此，他特別提出兩點建議：一是思想自由。「我國幾千年的專制制度長期禁錮人們的思想。」沒有思想自由，「一個腦袋，代替億萬人的腦袋」，一個民族是沒有希望的。二是公民教育。應在中學設立公民課，從少年抓起，培養公民意識。「長期以來，人們或是習慣於做『馴服工具』，做『阿Ｑ』，或是『義和團』，『紅衛兵』式的造反派，並不知道做一個有社會責任感的、有獨立人格和獨立思想的公民，不知道怎樣做既有納稅義務，又有監督公僕權利的納稅人。」

江澤民虛應兩句但胃口很好 　　

鐘沛璋二○○一年一月十八日寫的《與江總書記一席談》對這次見面有詳細記錄（書中還有大量的合影照片），讓人不無遺憾的是，江沒有直接響應鐘沛璋他們提出的問題。江說的話很少，他的胃口倒是很大，晚餐吃到一塊牛排時，「幾位同學都沒有吃完」，「......但看到江澤民的盤上已經空了。」鐘當時即說了一句Good appetite。江笑答以「對，好胃口。不吃好頂不住，明天上午我還有其它重要的事呢。」不過他還是留下了幾句很耐人尋味的話，「他說，民主是一個大問題。我們共產黨人決不能害怕民主的口號。為什麼會腐敗，就是民主不夠。」「江澤民深有感慨地說：『應該把個人名利看得淡一些。毛澤東、鄧小平是歷史塑造的。我江澤民只是歷史的需要。』」

值得一提的還有，這次見面時，鐘沛璋把隨身帶的一本《歷史的先聲》送給了江澤民，其中彙集了二十世紀四十年代共產黨打天下的時代有關民主、自由的言論。江說自己沒有看過。那些美麗的旗號曾感動了、聚集了千千萬萬鐘沛璋那樣的青年男女，顧准、韋君宜、李慎之......這是一串長長的名單，當年他們義無反顧投身革命，難道僅僅以受騙上當就能解釋的嗎？《歷史的先聲》收錄的民主言論只是一種權謀、幌子、口號嗎？如果不是國民黨黑暗、腐敗的統治，如果不是日本入侵的民族危亡，也許這一切都不會發生。這也表明一個經歷了幾千年專制奴役的民族要走上民主憲政之路何其艱難。不過還是有儲安平這樣的知識份子洞悉了其中的秘密，一九四七年二月八日，他在《觀察》週刊發表《中國的政局》：

「坦白言之，今日共產黨大唱其『民主』，要知共產黨在基本精神上，實在是一個反民主的政黨。......在今日中國的政爭中，共產黨高喊『民主』，無非要鼓勵大家起來反對國民黨的『黨主』，但就共產黨的真精神言，共產黨所主張的也是『黨主』而決非『民主』。要知提倡民主政治有一個根本的前提，而且這個前提一點折扣都打不得，就是必須承認人民的意志自由（即通常所稱的思想自由）；惟有人人能得到了意志上的自由，才能自由表達其意志，才能真正貫徹民主的精神。」

歷經半個多世紀再回追求民主路 　　

歷經半個多世紀風雨滄桑之後，鐘沛璋他們幾乎不約而同地回到了儲安平他們了追求民主的路上，彷彿繞了一個大圓圈。難道這是歷史和中國人開的一個大玩笑？這玩笑的代價未免太大、太沈重了。在給《王申酉文集》寫的序言《我的期待》中，鐘沛璋終於明確地提出「知識份子要成為獨立的力量」，也就是與長期以來缺乏獨立思考、獨立人格的狀態告別，與自己思想上「許多僵化的、凝固的、甚至可以稱之為愚忠的東西」告別。 　　

昔日的熱血少年已垂垂老矣，這位十五歲入黨的老黨員依然對這個黨懷有難以泯滅的深情，他多麼不願意看到這個黨因為腐敗和獨裁而重蹈蘇聯的覆轍，「像沙灘上的巨人一樣」轟然倒下。他真摯地希望他們的老同學能以「民主憲政」這把鑰匙解開中國這個無解的方程式－－ 　　

「毛澤東翻天覆地 、鄧小平歡天喜地 、江澤民改天換地。」 　　

這是他們這些為共產主義的烏托邦奉獻了青春乃至畢生心血的老共產黨人、江澤民的老同學的心願，倘真能如此，也未嘗不是中國之福、民族之幸。眨眼近兩年過去了，站在權力峰頂、高處不勝寒的江澤民也已七十六歲高齡，他還會以「民主憲政」的鑰匙開啟中國的未來之門嗎？老人的心願什麼時候才能變為現實？我們將繼續拭目以待，也許答案很快就會浮出水面。

（鐘沛璋《與江澤民一席談－－一個老共產黨人的世紀思索》香港高文出版社二○○二年六月出版）

(《開放》11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