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海一梟：留不得，留得也應無益——與胡錦濤先生談心之二

老龔一刀斷魂地指出，衰世什幺都裝出像治世（盛世也）的樣子，文類治世，名類治世，聲音笑貌類治世。但實質上完全不是這幺回事。衰世無人才，非但沒有優秀的好人才，就連個優秀的壞人才都沒有："左無才相，右無才吏，閫無才將，庠序無才士，隴無才民，廛無才工，衢無才商，抑巷無才偷，市無才駔，藪澤無才盜，則非但鮮君子也，抑小人甚鮮"。

整個社會缺乏人才，表現在國家管理方面特別嚴重："窺今政要之官，知車馬、服飾、言詞捷給而已，外此非所知也。清暇之官，知作書法、賡詩而已，外此非所問也"。這些所謂國家的"人才"，還"以暇日養子弟之性情"，使之在家為紈絝，在國為竊賊。如此養成的一代代官吏，恰似縛草為形，填腐肉以實，教之拜起，充塞朝市，然而一遇風雨，即"荒忽飛揚，化而為沙泥"。

為什幺在衰世找不到有才能的人呢？因為社會不容許他們存在，因為專制政體摧殘人才、不把人當人，因為國家機器以物質與思想的統治力量使有才者歸於平庸或沉默："才士與才民出，則百不才督之、縛之、以至於戮之。戮之非刀、非鋸、非水火，文亦戮之、名亦戮之、聲音笑貌亦戮之。戮其能憂心、能憤心、能思慮心、能作為心、能有廉恥心、能無渣滓心"。

由於作為統治力量中心的"京師"不容精英人才，才士淪落草野，將"有大音聲起，天地為之鐘鼓，神人為之波濤"，社會將發生巨大的變動。

老龔說的是兩百年前的清朝，印證當今中國，何其相似乃爾！如果以白話翻譯過來，藉以描述當下的現實，只怕還過於溫柔敦厚了呢。那時的政要之官，畢竟還能"言詞捷給"，清暇之官，還能"知作書法、賡詩"，對比當今官場上謊也撒不圓、貪也低檔次、風雅更不懂附的飯桶草包們，總還略勝一籌吧。

只不過那時出洋還不時髦，人才不能容於"京師"，只好逃向"野"、
"四山"，成為"山中之民"。於是"京師貧"而"四山實"，"京師"而"山
中之民有自公侯者"，"京師輕"而"山中之勢重"，"京師如鼠壤"而"山中之壁壘堅"，結果則是"京師之日短"而"山中之日長矣"。

而今國門洞開，可以浮海逃洋了。"改革"開放以來，人才外流現象現象日趨嚴重，政治、經濟、科技、文化、軍事各方面的人才，想出去、能出去的都出去了。凡良知未泯正氣猶存者，無不盡量離這個口頭上假大空成性、實質上假惡醜成堆的地方遠些；凡略知時勢的有識之士，無不盡量離這艘瘋狂了八十多年將沉未沉的巨輪遠些更遠些。

留下來的人才，或拚命往外資、合資企業鑽，或煺化成了奴才、姦才、庸才，或過一天和尚撞一天鐘，獨善其身，或心在曹營心在漢，或墮落成官痞奸商，大謀不義之才，爭當官倉之鼠，趁巨輪未沉之前大撈一把！

正如一闕古詞所唱：留不得，留得也應無益啊。

二、以科技為例我們僵化落後的教育體制、教育方法培養不出人才，既使自發出了一些人才，又因為種種原因流失了。人才的缺乏，已嚴重制約我國各行各業的發展和社會的發展。

就說科技領域吧。據專家介紹，二十多年來，大陸在任何一個領域都沒有搞出過任何一個新理論、新概念、新方法。近年來科技水平、科技競爭力一直呈總體下降趨勢。文革前後都還有幾項科技領先世界水平，還留下了陳景潤、袁隆平等幾位大師，以後可就絕跡了。北京電視臺曾報導，記者問一位華裔諾貝爾獎得主：今天中國數學在國際上地位如何？答曰：根本不入流！

比較而言，中國有關學者專家的待遇不可謂不高、教授、博導、院士隊伍不可謂不龐大。然而，其中有世界級的大師嗎，有幾個真正的人才？

楊曉升先生在《告警──中國科技的危機與挑戰》一書中發出了中國科技的盛世危言。他寫道："中國科研效率如此低下，根本的問題在於傳統科技體制所帶來的弊端。我國科研機構幾十年來基本上是從計畫經濟的需要出發，由政府部門規劃和興建，各自形成"大而全"和"小而全"的封閉體系，形成了軍民分割、條塊分割、部門分割和學科分割的局面。於是許多依附於行政部門的科研機構雖然是重複建設、水平低下，但卻予以保留。由於人員冗多，使得科研經費"僧"多"粥"少的狀況更加突出，再加上部門壁壘的存在使得科技信息交流不暢，造成科研資源浪費，出現了科研行為短期化、力量分散化、課題小型化的傾向"。

中國科技的落伍，與科技體制有關，與現有的科技人員科學精神與人文素養缺乏有關，更與大量本土人才逃奔海外、海外學子學成後"流落番邦"有關。而這一切，都最終歸結指向於現行政治體制的弊端。

落後的政治制度，不僅造成官場的腐敗、法律的敗壞和司法的腐敗，不僅造成公共道德的墮落，而且嚴重制約經濟、科技、文化、社會的發展。正如聯合國秘書長加利所說："在當今世界，思想的自由、激發創造性的動力和參與的意願對經濟、社會和文伯進步都至關重要。而它們在民主的體制中能得到更好保護"（加利《聯合國與民主化》）。三、人才觀之誤在此民怨物怒、生死存亡的歷史嚴峻關頭，為防止人才不正常大量流失，胡錦濤總作出重要指示："建立國家重要人才安全管理工作體制事關重大，十分緊迫"。他指出："關鍵有三個問題需要明確，一是重要人才的範圍，二是留住、激勵、保護重要人才的政策措施，三是建立重要人才管理的協調機制"。這是十分及時和正確的。

據透露，中國人事部表示盡快制定相關政策。要從宏觀和微觀兩個方面入手，重點在建立激勵機制上，用事業留人，用感情留人，用適當待遇留人。同時，採取切實可行的保護措施、穩定措施，多管齊下，解決好人才安全問題。

如果胡錦濤的指示真能落到實處，如果人事部真能做到"重點在建立激勵機制上，用事業留人，用感情留人，用適當待遇留人"，對於築起人才的保障堤壩，在短期內是有一定效果的。然而，這些政策、方針、措施、機制，都屬於枝節問題，屬於形而下的術，尊重人才，所尊重的是才，不是人。

時代進步了，"黨和政府"卻仍然抱持著封建帝王的人才觀，孤立地把人才當作富國強兵、維護統治的工具，把人當作經濟動物，當作一個謀生的飯桶。雖然也提到事業、感情、適當待遇，卻充滿著市儈市息，很明顯屬於一種手段、一種權宜之計、一種術。術有用，也有限。

人不僅是經濟人、理性人，更是道德人、自由人、情感人、道義人、政治人、信仰人，人才作為人中蛟龍、知識精英，尤其如此。物質剌激、金錢迷惑，畢竟是淺層的、表面的、短視的，對於大知識份子而言，真正起決定性作用的，恰恰是超越這個層面的屬於心靈、屬於精神的東西。那是什幺呢？

那是信任、理解，是人文關懷、人格尊重，是人格的獨立、思想的自由，是自由的言論環境、舒暢的工作環境（學術、科研環境）、清新的文化環境，是制度上的寬宏、包容和保障。而這一切，在中國都太稀缺了。我們這裡有的，是對人權的肆意侵凌、對自由的殘酷剝奪、對人性的無端壓抑、對異議的無情打擊！

術只有上升到道的層面，制度的層面，事業、感情、適當待遇和比較好的制度相結合，才能從根本上解決人才問題，才能既培養得出、又挽留得住。"黨和政府"必須超越那種支配了整個社會的簡單粗線條的思維方式，超越鼠肚雞腸和工具理性，超越物質的層面、經濟的層次，強化對人的本質與社會發展的認識和把握，從政治文明的層次，從哲學、文學、歷史、道德、宗教等文化的層面，考慮人才問題。

四、政治人才消息說，人事部將加強對人才流向的宏觀調控，根據國家經濟發展戰略的要求，綜合運用經濟、法律、行政手段，引導人才合理流動，並制定有關政策，保證國家重點建設工程、尖端技術研究項目、支柱產業等對人才的需要。

很明顯，人事部將胡錦濤留住精英的指示簡單化、狹隘化地理解了。殊不知精英、知識份子的範疇是很廣泛的，它包括專家、學者，包括經濟、科技、軍事、文化、企業、教育各個專業性領域的人才，更包括人文人才、公共管理人才、政治人才。例如流落海外的大批政治精英，又如隱淪草莽的老梟之輩，都不愧是國士、國寶、人才中的人才哪。

同時，各行各業的傑出人才，古今大知識份子，往往都有一種超越性，即超越個人自身的專業、事務、利益、需求，追尋真理、正義和心靈的富裕崇高，追求一種普遍性的價值、目標和立場。他們在低頭拉車的同時往往還要抬頭看路，看腳下的路是否符合道德、正義的原則，還要承擔社會良心的角色，以批判現實、主持正義為己任。

例如哈佛雙博士楊建利君，如他妻子傅湘所說，本來可以做一個數學教授，留在他的象牙塔裡的。可他卻要創建21世紀中國基金會，要呼籲、弘揚民主自由理念，還要冒險回國實地考察當時在中國東北發生的大規模的工人示威活動…。這種正氣和傻氣是多麼難能可貴啊。可是我們的政府卻以假護照為由悄悄將他抓了起來，至今被單獨囚禁關押已經超過六個月，大大超出法律規定的時限。不審亦不判。

知識份子尤其是人文知識份子的這種超越性，在春秋戰國時期便受到了高度推崇。《論語》中就有很多有關論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君子謀道不謀食、憂道不憂貧"、"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道不同，不相為謀"等等。

連二千多年前的統治者及其幕僚都懂得知識份子（士）的重要，故有李斯的《諫逐客書》，有《呂氏春秋》的"愛士"、"知士"、"貴直"之高論。《貴直》寫道："賢主所貴莫如士。所以貴士，貴其直言也。言直則枉者見矣。人主之患，欲聞枉而惡直言，是障其源而欲其水也，水奚自至？是賤其所欲而貴其所惡也，所欲奚自來？"，儘管是一種手段，古代君主畢竟懂得要讓知識份子說話的道理，二十一世紀的政黨卻還詬審櫓蒲月圩雜傻納凳攏(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