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李銳不是毛澤東的秘書…

這是對中國共產黨的直接挑戰，《炎黃春秋》會發生什麼事還有待觀察，因為共產黨的習慣是關閉敢於蔑視其權威的雜誌。

有些西方觀察家把希望寄託在深圳最近宣布的政治改革。但很清楚那些改革都是要加強共產黨的統治，儘管黨會從個別行政領域撤出。非共產黨團體對於政治權威的競爭仍然被排除在外。

李銳曾經處於中國歷史上最凶殘的暴君身邊，有足夠的時間去反思黨的統治對中國意味著什麼。他從來都不缺乏勇氣。毛澤東的醫生李志綏記述，一九五九年彭德懷元帥警告毛澤東說造成數千萬人死亡的大躍進是場災難，毛主席立即清算彭德懷及其相同意見者，說他們右傾，試圖分裂黨。

李銳不顧毛澤東的憤怒，相信彭德懷的警告，「打破了甚至阻止黨內高層真誠批評的沉悶氣氛」。不幸的是，李銳太樂觀。那種氣氛沒有被打破，李銳本人多年政治上難以翻身。

一九八九年天安門屠殺事件之後，他譴責鎮壓學生運動差點被開除出黨。現在，用毛澤東過去的說法，李銳在準備「去見馬克思」的時候，告訴中國新領導人胡錦濤及其務實的同事放棄只有共產黨才能救中國的教條。

這正是七十年代末期聚集在西單民主牆那群人的觀點。在中國那個短暫的言論自由時期，徐文立寫文章說，「有人說現在的主要問題實現中國的現代化，在那之後才有時間討論民權。他們說，我們暫時不用考慮國家事務。但在那種情況下，人民如何表達他們的力量？」

徐文立的文章說，「那個目標是否要把中國人變成生產線上的工人，就像卓別林在『摩登時代』裡面那樣？人的智力有何用處？由於對外部世界更加開放，中國知識份子可以出國。許多人都沒有回來。那是最明顯的跡象。」

如果他在那時有影響，一九七九年就會是李銳為黨提供更重要思想的時刻，像現在這樣：「言論自由，尤其是出版自由，是公民的最基本權利，是最快、最有效遏制濫用政府權力的手段，必須得到充分保護。」

北京最近的指示雖然日期是新的，其餘都是標準內容，要求媒體遵守黨的路線，尤其是在「負面」新聞上，例如農村和城市的不滿，自然災害和逮捕「不穩定因素」等報導。

一九八一年，徐文立被定為「反革命分子」，判處監禁十五年。他於一九九三年被提前四年釋放。一九九八年，他再次被逮捕，被指控「危害國家安全」，又判處監禁十三年。

有些中國觀察家說徐文立被提前釋放是中國放鬆統治的跡象。魏京生和王丹被釋放隨即流放的時候也曾經出現過同樣的樂觀主義。實際上，這些都是對付美國的手段：釋放魏京生是要換取白宮一九九七年歡迎江澤民訪問；釋放王丹是要保證克林頓總統一九九八年訪問中國。徐文立一九九三年第一次釋放是北京要得到美國貿易「最惠國」地位承諾，他的第二次釋放是安排江澤民去年十月訪問美國時達成的交易。

（多維）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