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大之後的中國

看影響長期趨勢的因素

張 鋼

判斷十六大這樣一件事情好壞，需要跳出誰接班這件事，要看影響長期趨勢的因素。

第一，應當看這十三年的發展及趨勢。我的觀點是，這十三年中問題這麼多，許多問題還非常嚴重，但大陸能夠維持穩定，而且在穩定中居然還保持這樣高的發展速度，這是了不起的成就。我們觀察中國，首先應當考慮這一點。

第二，現在，對中央一級的人事議論較多，我們還應當看看地方一級，我更注意他們。這些地方大員有知識，有進取心，有能力，對中國國情熟悉，對國外也不陌生，他們將來對中國發展的作用是極有份量的，尤其是政治局成員有三分之一兼地方諸侯，這些力量和作用在中央的影響是絕不能低估的。我不認為這些新生力量是改革進步的反向力量，恰恰相反，這次大批新人登上中國政治舞臺，我相信新的
氣象會隋著時間的推移而一步步展現。我寄希望於他們中的一批有能力，有智慧，有決斷的改革推進者。

第三，中國老百姓生活普遍不錯。確實有吃不上飯的，如家裡有長期病號拖累的，沒有勞動力的，以及極少數好吃懶作的；但多數百姓的生活在十三年中有很大改善。尤其是城裡人，普遍基本滿意，並對未來抱希望。當然，所有人也都看到並意識到了現階段出現的社會不公，貧富懸殊的極為嚴重問題，這是必須迫切並要實實在在加以解決的問題；否則極易引發社會的大動盪，從而斷送中國的改革發展大
好勢頭。我想，無論老的還是新的執政者不可能不注意這一點。

綜合考慮上述因素，我認為，過去十三年的發展勢頭會繼續保持下去，至少還能有十年。十六大會有利於保持這一趨勢。當然，高層人事安排，確實也會為今後黨的「人事交替」，「決策程序」遺留很深的後患問題。通常都是「當選者」組閣，但中國總是「退位者」組閣，這不能不說是「封建的烙印」何其頑固。不過，即使如此，也可以從另外的「形式」角度看這些問題。比如「年齡」限制，相對過去
「干到去見馬克思」就是一個進步。在條件成熟的情況下，「形式」也同樣作用於「內容」。

此外，不能總是用「現在的幹部都是既得利益者」去看待，這樣過於簡單化。目前各級政府的幹部隊伍主流是還是想做些事，留點業績。特別是各級新提拔的年輕人，包袱少，思想實際，更想有所作為。在相對和緩的大環境情況下，十六大前後，如此大面積在領導中換屆是從沒有過的。這樣的舉措，是有新意的，對中國謀求發展有好處。

最後，就是常委中「幾個人」的問題，如黃菊和賈慶林，官聲不佳，黨內外，國內外都確實有爭議。在有如此非議的情況下，他們還硬是被安排進常委，繼續向上走，我想，這就叫「共產黨人就是不信邪」，這是江澤民就想再次展示自己的權威不可動搖。但是，是不是還有另外一方面？我們是不是過於依賴坊間流傳的消息，因而過多地看這兩人的問題？這兩人是否也有優點和長處？這些優點和長處會有
助於「今後安排工作？當然，這樣明顯的，連「老外」都「跌破眼鏡」的任人唯親和派系黑箱運作，對今後共產黨作為執政黨的內部規則運作，會造成惡例及隱患。

討論：
何頻：毛鄧時期確實有派系，但江時期沒有什麼能與江抗衡的派系，也沒有能清楚看到的派系，太子黨、上海幫都不是派，只是對其出身的形象說法而己，江不需要搞什麼五湖四海，只有官僚內部的利益分配，但主要由江來分配。
張鋼：派系從外面看是看不清的。但至少工作中肯定會有不同派別，因為對問題會有不同看法。

埋下對中國未來造成很大風險的伏筆

高伐林

中共十六大期間，我正在國內，能感受到民眾的一般感覺──我這裡所說的民眾，不光是普通百姓，還包括媒體的負責人、大學和研究部門的學者，以及處、局級官員。十六大期間，他們普遍並不關心具體日程，甚至也並不認真地去解答新班子名單的排列組合智力題。因為他們心裏有數：人事安排都是事先「黑箱作業」決定了的，會議不過是過場戲表演──雖然也猜測在最後投票時說不定會爆點冷門，
但根據長時期的政治經驗，知道這不太可能。

儘管如此，到十六大結果出來時，大家還是感到憤怒、感到被愚弄了，認為這個「新世紀中共新舊交替的盛會」，在吊人胃口上實在是玩過了頭。江澤民說下吧，實際上沒下；說不下吧，但又似乎下了。人們對交班的江澤民最為反感的是兩點：第一，在政治局及其常委中安插了這麼多自己的人，並且為達到全面掌控的目的，將常委人數擴大到九人；第二，不退軍委主席。

我認為，兩相比較，江澤民不退軍委主席對中國來講要更為嚴重。江如果不肯交出總書記，是他個人政治生涯最後的一大敗筆；他交出了總書記，卻不退軍委主席，這是中國共產黨的一大敗筆，說不定會引發國家、民族的又一場悲劇。

五、六年前，我在《中國時代》雜誌上撰文說，江澤民面臨的挑戰實際上是三大層面上的挑戰：一是他個人（以及他代表的黨內派系）面臨的挑戰，二是他率領的這個黨面臨的挑戰，三是他掌控的這個國家面臨的挑戰。三大層面的挑戰處於複雜的關係，有時某一層面佔得上風，是以另一層面的大為失分為代價。現在看，他不交軍委主席的兵符，正是這樣。連中央委員都不是了，任何官銜都可以不要，卻依然要牢牢把住槍桿子，這對黨／槍關係開了一個影響極壞的先例。本來「黨指揮槍」已經不符合現代國家的管理體制，軍隊應該國家化，而這次更倒退到「槍指揮黨」。有人說這是因為他還是國家軍委主席，到明年三月他會卸任交出兵權，我看未必，至少他還會把持相當長一段時間。這種畸型結構，從長期看，會埋下對中國未來造成很大風險的伏筆。

在常委安插這麼多「國王人馬」，讓人嘆為觀止。我在北京時，百姓傳說的版本是常委七人中有四人是江家班鐵桿，他們對此很反感，特別是黃菊和賈慶林，政績談不上，劣跡一大把，北京的朋友對我嘆氣：骼膊擰不過大腿，民眾輿論擰不過「核心」意志。

我當時與他們討論時還說，這樣一種由退位者組閣的人事安排，對接任者胡錦濤造成如此強勁的掣肘，民主程序、合理結構之類自然談不上，但是畢竟沿襲了黨內不同派系互相制衡的局面，多少體現了不同利益集團代表者之間的競爭與妥協。統治集團內部如果有不同派系的路線之爭、權力之爭，才可能產生統治的空隙，給新的社會力量造成機會，孕育改革的動力──所以未必全從負面去評價這麼一種安
排。我這個想法一直保持到中央政治局常委九人名單的揭曉。然而，到緊接著公布江澤民仍擔任軍委主席時，我突然意識到了我這種「從積極方面評價」的虛妄：就算常委是不同派系的互相制衡，凌駕於常委之上的太上皇，卻只有一人！

更糟糕的是，如果照國內民眾比喻，這次十六大就像一個公司的「股東大會」的話，那麼新產生了政治局常委，相當於管理層一撥人，他們來自公司的不同部門和派系，但是十六大新的董事會，只留了一個江澤民董事長。合理的公司結構應當是：董事會內有派系平衡，然後制約總經理，總經理則是全權負責，也就是一個總經理對一群董事。現在十六大之後產生的這個高層結構卻是：董事會變成只有江澤民一個人，而總經理副經理一撥人重重制約掣肘，向他負責。經理層似乎分了權，在董事會層卻是高度集權，根本就沒有別的董事了，李鵬、朱鎔基、李瑞環……統統下去，只有董事長江澤民一人大權獨攬。

大家都關注人事安排，對十六大的政治藍圖就沒有怎麼關心。「三個代表」學說雖然通過宣傳機器高分貝大音量強攻硬灌，但是從思想上看，是「硬著陸」，理論界、文宣界，都沒法與過去的中共的意識形態、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相銜接，沒法在人們頭腦中從過去的教條轉彎子；從實踐中看，「三個代表」學說就根本沒著陸，懸在空中，如何落實、體現在各地區和各方面的政治、組織、文化等工作中去？沒有頭緒。

中國民眾在十六大前後對中國未來的信心到底如何？表現為很奇特的矛盾：人們憑直覺感到中國的問題很嚴重，說不定哪一天就越過了臨界點，但是又並沒有悲觀到認為中國崩潰迫在眉睫、人人都死無葬身之地；我感到，他們甚至不去考慮「對中國未來抱不抱信心」這類問題，只盤算如何在有限的時間內儘可能比別人佔得先機。這就像那個笑話：一隻熊在追兩個人，有個人拚命逃跑，另一個人躺下來裝
死，熊聞聞他以為真是死人，就放過他走了。他問那個逃跑的人，你幹嗎要跑，跑得過熊嗎？那個逃跑的人說：「我跑不過熊不要緊，能跑過你就行了！」──熊先吃了你，它飽了就不會追我了。這正是國內相當多數人的普遍心理：他們並不幻想跑得過災難，只想跑得過別人。他們感覺到中國的危機一天比一天深重嚴峻，但又知道，這災難並不像房屋塌下來，人人不能倖免；而是像一場洪水扑來，低處的人就完了，高處的人就還有活路。因此，人人都拚命往上爬，拚命找後路，以便災難到來時自己能「跑過別人」。越是下層大眾，越沒有機會，越不去想這個問題；越有權力，越有財富，就越沒信心、沒有安全感，越要繼續攫取權力和財富。精英心態就是這樣在忙；忙，不是因為有信心，而是因為沒信心。

北京之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