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不寐：「輿論導向」之下的大恐慌 ——簡評廣州未名疾病引起的南方各省恐慌事件

商人的做法在一定意義上是無須更多指責的，他只是按利潤最大化原則作出理性選擇。更重要的是，商人的選擇僅僅是恐慌事件發生的結果而不是原因，同樣，謠言也基本上是恐慌的伴生物，而不是產生恐慌的最初根源。我們要分析的是，中國為什麼會存在這樣的社會心理或大眾心理：一遇到突發性事件就亂作一團，爭先恐後？

首先當然和災民社會歷史文化傳統有關，由於歷史上的災變記憶造成了生存恐懼這樣一種民族心理。我們對生活缺乏基本的安全感，因此對任何發生在他人身上的突發性災難麻木不仁，而對可能發生在自己身上的災難則草木皆兵。當然這是較為深層的原因，直接的原因是和當下的社會政治體制密切相關。

一方面，由於政治缺乏自由程序所設定的政治合法性，因此政府也必然缺乏關注「選民」的政治義務和「社會契約」所鎖定的政治責任。在這種背景下，選民不相信政府會對自己的命運負責，也不相信政府傳達出來的信息的可靠性。這也是長期奉行「輿論導向」政策必然產生的社會惡果之一，這種不道德也不負責任的「宣傳」把自己的人民培養成什麼也不相信的「相對主義者」，即使它講真話的時候人們也寧願相信它是在做「正面導向」，在「報喜不報憂」，在掩蓋事實真相，在欺騙人們。事實上，人們作出這樣的判斷也來自社會經驗。現實生活告訴他們，政府官員從來是先自己之憂而憂的，從來沒有把他們的安危放在心上。有時候甚至為了政績或其他利益，甚至隱瞞災情。這樣的例子他們見的太多了。近年來，人們還對這些現象記憶猶新，那就是越來越多的官員因「政治大恐慌」（特別是蘇東巨變之後）早已把自己的親人或利害相關的人送到了國外，先跑了，這樣的政府更不可能關心「本土」社會的災難。

另一方面，由於極權控制，人們多年來喪失了自我組織的能力和技術。極權社會的人沒有充分社會化，因此在突發性事件中不可能作出理性的反映和組織化應對，他們長期以來也缺乏自治的經驗。因此，恐慌萬狀、一片混亂乃至互事施拳腳是可以想見的。

我妄測，中國未來的危機或許將是突發性事件引起的大恐慌，這恐慌在嚴重的時刻將導致整個社會的崩潰。我不知道是否會在那廢墟上出現一個理性社會，但我確切地知道，這個社會崩潰的真正原因是「自殺」－－首先是當局既得利益的精明算計，為自己安排了一個愚蠢的悲劇結局; 其次，民眾將為自己當年的相對主義精明付帳。

（原載《大紀元》）(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