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曉波:中共「親民秀」的實質

近幾年,兩極分化之嚴重和社會公正的奇缺,致使民間不滿日益強烈。為了安撫百姓,中共高官便拿出懷柔的看家本領,頻頻上演的訪貧問苦的「親民秀」。中共新寡頭們一上任,更是大演「親民秀」,胡錦濤不僅提出「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的所謂「新三民主義」,而且去革命老區、去內蒙災區,並留下一張30元的餐費收據;溫家寶去貴州山區、去遼寧煤礦,並在720米的深井下與礦工共度羊年春節的除夕;還有曾慶紅去延安和井岡山這樣的革命老區……

每逢春節,中共喉舌都要凸出報導高官們的訪貧問苦「親民秀」,這已經成為恩賜政治的固定包裝。每當中共高官走進百姓家中問寒問暖時,侍從們一定要遞給被訪家庭一個紅包,意在顯示總書記和總理的心系底層,政權的恩賜重於泰山。而每當我看到鏡頭中明晃晃的紅包,既感嘆這個政權對民眾的凝聚力,貧乏到要靠國家主席和國家總理的公開行賄,實在是窮途末路之舉;也為滿臉感恩戴德表情的百姓悲哀,十幾億被榨取被剝奪得百姓,至今仍然無能無知到對政權的小恩小惠也涕泗橫流,卻毫無納稅人的權利意識。於是,這樣毫無道義合法性的政府行賄或制度行賄,卻變成了「青天」的大慈大悲。

從根本上講,一個把涉及到每個人幸福的最大公器--政治權力--變成一黨私具的政權,只會在乎自己的救世主地位和少數特權者的既得利益,而決不會真心關注絕大多數人的幸福。即便政權有時會對弱勢群體進行政策性的俯身傾顧,也是基於維護獨裁權力的需要,至多是基於「民可載舟亦可覆舟」的機會主義和工具主義的統治技巧。這是物質和精神的雙重詐取,是一種全面的剝奪:先是在物質上詐取民脂民膏,然後再通過施舍在精神上詐取民眾的感恩戴德和馴順依附,從而形成了本末倒置的官民關係--被供養者變成了仁慈的恩人,而供養者卻變成了被拯救的乞丐。即便偶爾碰上個把道德高尚的明主或清官,他們個人對弱勢群體的關注,也只是基於「父母官良知」,而絕非基於「衣食父母良知」。他們恩賜給百姓的好處,是在用納稅人的錢向民眾購買美名和政績,以鞏固恩人或救主的高高在上的地位。所以,無論是政權的 「仁政」,還是清官們的「仁慈」,皆是羊毛出在羊身上,即政權用掠奪來的民脂民膏賄賂忍無可忍的人民,而且出手極為吝嗇。比如,倍受讚美的農村承包制的推行,就是中共用從農民手中搶來的土地來賄賂農民,而且僅僅拿出其中的極少份額--土地使用權。這種自上而下的行賄式的恩人關懷,正是中國制度的本質特徵之一:「謝主龍恩」和「奴才該死」。

同時,制度本身及其整個權貴階層的阻礙,也將使「青天們」的努力最終無功而返。中國漫長帝制歷史上的「清官」大都不得善終,「海瑞罷官」就是清官命運的典型象徵。毛澤東時代的清官們更為悲慘,比如大聲為「農民鼓與呼」的彭德懷等人,甚至死無葬身之地。鄧小平時代的清官們,雖然受到整肅的殘酷性降低,有人甚至完成了任期,但也無法突破體制性的障礙。最典型的例證就是朱鎔基。1998年就任總理時,他曾經發出令海內外為之動容的誓言:不管是「地雷陣」還是「萬丈深淵」,也要改變「民怨沸騰」的局面,直到「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然而,就算假定朱鎔基當時所言不是作秀而是肺腑之言,他的滿腹良知和一副鐵腕,也無力對抗制度性的權力腐敗:正是在朱鎔基任上的五年內,中國的貧富差距加速擴大,弱勢群體處境日益惡化,政府債務和金融黑洞空前膨脹,權貴們在貪婪地瓜分國有資產的同時,又通過貸款、股市、集資、國企重組和「四亂」等手段來掠奪民間資本。

中國弱勢群體利益的嚴重受損,在根本上是由於毫無權利和資源佔有上的人為不公,其貧困也必然是一種「制度性貧困」,絕非青天式的人物所能根除的。所以,弱勢群體進行自我保護的最好辦法是自下而上地爭取自身權益,而不被高官們的「親民秀」所迷惑,一味被動等待獨裁政權的自上而下的恩賜。

2003年2月27日於北京家中

(觀察)(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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