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貽春：除了撒謊 還是欺騙

所謂的自欺欺人，是專制極權主義者的拿手好戲或自我感覺良好的海市蜃樓，就像灌迷魂湯一樣。它不但蠱惑人心，從而使整個社會處於全面而深入的昏厥狀態，而且也使自己在不知不覺的昏昏噩噩中變得偉大、光榮、正確起來。

舉兩個普通的例子就可以看清楚這一點：1、六十年代初，在全國人民都餓得不行了，連一頓社會主義的飽飯都吃不上的時候，中國人民的領袖毛偉大卻在紫禁城的中南海裡考慮糧食多得放不下的問題；2、當民主、自由的閃電戰摧枯拉朽地挺進專制極權主義的老巢巴格達之際，伊拉克人民的流氓總統卻在深深的地下室裡排兵佈陣，高瞻遠矚地指揮著因撒丫子逃跑而變得子虛烏有的伊拉克人民解放軍──共和國衛隊及武警部隊和國家安全部隊。一個毛澤東、一個薩達姆，這兩個與人類文明為敵的軍委主席，也算是開創了人類歷史自欺欺人的新場面。

第三個軍委主席因其撒謊所造成的範圍廣大的乃至影響全世界的罪惡結果，是不能不引起嚴重注意的。這個姓江名澤民、年齡將近80歲、即將走入墳墓的老朽，為了保權、保命，死活掙紮著絕不肯走進屬於他江澤民特色的黑沉沉的墳墓。為了達到貪權戀棧的戰略目的，他撒下了彌天大謊。欺世盜名且不說，而且還擺開了上海小癟三的架式，千方百計地遮掩其「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的陰暗而狹隘的心理。由於他直接策劃並指揮了六四慘案，雙手沾滿了人民的鮮血，他便用穩定壓倒一切的謊言，掩蓋其政治屠夫的本質；由於其不學無術的大腦平滑和戲子似的吹拉談唱的小兒科把戲，他就以保衛改革開放成果的彌天大謊為名，把無數的中華民族精英關進大牢，並一判就是十三、四年，創造了具有現代歷史意義的層出不窮的冤獄。

說到迫害自由信仰者，如打壓民間天主教會、藏傳佛教和法輪功等，他興師動眾、肆意濫權地調動國家的強力資源，又像大搞一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似地草菅人命，製造了一起又一起駭人聽聞的人間慘劇。

本來，應該是新老交替的十六大，卻被這個老不死的硬是搞成了江家幫擁權自重、橫行霸道、任人為親、一人得道、雞犬升天的死不下臺握權柄，招搖過市垂帘聽的政治鬧劇，實在是無恥小人也不屑一為的滑稽場面；

SARS疫病傳染力如此之強大，半年前就有了，卻被江澤民一手遮天地捂著蓋著，密不透風地絕不允許新聞媒體介入，也不允許世界衛生組織派員調查，以致使SARS疫病擴散到了全世界，同時也使得整個中國都成為疫病隔離區。最後，沒辦法，他竟讓中華人民共和國衛生部部長張文康，即其私人御醫出來以公然撒謊的方式，向全世界表明：疫情在中國得到了有效的防治和控制。但在國際輿論的壓力下，在SARS疫情實在捂不往的情況下，在胡錦濤、溫家寶體制有力地回應廣泛民意的情況下，抗SARS疫病的鬥爭方才不得不被提到全國人民的議事日程上，新聞媒體才揭開謊言的遮羞布，才終於開天闢地第一次大規劃地報導SARS疫情。

其實，這種突發的人類災難應該立刻真實地報告給相關地區的人民，在引起人們的普遍警覺之後，立即消除它於萌芽狀態。而絕不應該在謊言的遮掩下，像沒事似地自我感覺良好地延遲治理於後。這種人為遮蔽真實的過程，浪費了多少政治資源、經濟資源、公共衛生資源以及與此相關的各種各樣的資源？

由此可見，撒謊，除了給社會生活帶來史有前例的災難之外，除了給垂簾聽政的江澤民帶來更多無恥的血腥和殘暴之外，是不可能給中國人民帶來任何一點點益處的。

尤其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在抗SARS疫病最關健之際，中央政治局的上海幫，竟提出了學習三個代表的莫名其妙同時也十分滑稽可笑的口號。難道三個代表就能夠起到防止和治療SARS疫病的作用？如果三個代表真的能夠防止SARS疫病的話，那麼，那個姓江的為什麼在SARS疫病最嚴重的時候，怕得要命地跑到上海去躲避呢？你這三個代表或三個呆婊為什麼不像胡錦濤、溫家寶一樣親臨抗SARS疫病的前線指揮作戰呢？哪怕你在抗SARS疫病的第一線打打拍子、高歌一曲、跳跳耍大歡的舞、顯顯身段，也不枉你江太上作為戲子的應有本色！

從抗SARS疫病成為全國人民的共識到現在，大約有一個月之久，但突然間我們可以發現，這麼猛烈的傳染病在沒有任何有效藥物的情況下，卻好像被征服了一樣，病例減少了且不說，而且範圍也在逐步地收縮。這究竟是為什麼呢？是不是根據保權衛我的名義，又與時俱進地搞出來了一個別開生面的大謊言，再行欺騙中國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瞞天過海的鬼名堂？

根據政治形勢的需要而撒謊，這已經是黨控媒體包括CCTV、人民日報、新華社等等輿論工具所必須具有的正確導向。看起來，這個導向還在繼續向著除了撒謊，就是欺騙的正確輿論導向迅速地滑去，只不過最好不要滑到袁世凱的墓穴裡面去。

二零零三年五月二十四日

(大紀元)(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