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有多富?

自古以來,人們這樣認為:作家從來都是「不言錢,恥言錢」的。順理成章,作家們也就沒有錢了。加上歷史上有許多大作家一生都十分地清貧。像曹雪芹寫《紅樓夢》時窮得全家喝粥,最終窮病交加,死在家中。貧困的朱自清無錢買糧,活生生地餓死。這些歷史上的傷痛,使得作家們每每談起苦衷時,就會用「面蒼然,發皤然,滿腹詩書不值錢」來形容自己。

  作家的稿費收入是從改革後才開始變得驕人的。特別是最近幾年來,從圈裡接二連三地爆出一些作家百萬身價的新聞。這些作家身價陡增,既鼓舞了所有的圈內寫作人,也讓不少圈外人眼紅不已。現在作家的收入到底有多少?成了人們感興趣的話題。


誰是首富


  最早因較高的稿費引起人們關注的恐怕是賈平凹了,前一段為廣東《家庭》雜誌寫專欄,不論字數,每篇三千元,這引起過一陣議論和□慕。其實這種稿費標準在名作家裡也只能算是一般。小刀頑主王朔曾自暴身價,上海《青年報》的記者向王朔約稿,王朔的口氣很牛:你們報社能給我多少錢?我寫一個字5元錢,兩千字就是1萬元。記者當時就吃了一驚。

  按字數來算稿費,這還只是對報刊雜誌寫文章時的演算法。真正讓作家們心動的,還是要數寫長篇小說了,給報刊雜誌寫文章,即使是按王朔的每字5元錢,要寫出百萬身價也是很難。對知名度較低的作家,就連可能性都沒有了。而寫長篇小說就不同,寫一本書就可能成百萬富翁,已成為出版界不是秘密的秘密。大家熟知的余秋雨、王朔等作家,這幾年都是憑一本書,頃刻間成了百萬富翁。 


作家賈平凹的收入可觀。
 還有一位很幸運的作家就是二月河。電視連續劇《雍正皇帝》的熱播迅速帶動了小說《雍正皇帝》的熱賣,在原先發行25萬冊的基礎上,短短時間裏增高至50萬冊。該書一套三本定價70元,給出版者長江文藝出版社帶來了豐厚的經濟效益。用出版社的話來說:只要能拿到他們的作品,開機印刷,「就像印鈔票一樣」。所以出版社後來主動地廢除了最初與作家簽約時談好的稿費制,重新按版稅制給二月河付酬。除此之外,二月河的帝王小說在臺灣、香港等地都有版權,二月河在這兩地的收入就更不用說了。

  若要找出靠一本書就成百萬富翁的國內第一人,恐怕還得數劉曉慶,當初她的一本《從電影明星到百萬富姐》,還未成書,光書名拍賣就得了108萬元。而出版的明星書,如楊瀾的《憑海臨窗》。鳳凰衛視節目主持人吳小莉的《足音》等,由於發行量巨大以及優厚的版稅,使作者收入也都超過或逼近百萬元。

  在今年作家圈裡爆出的最大的新聞。當數北京藝術創作中心的作家紀一,1957年生於河南農村的他,被海內外媒體譽為「文壇黑馬」。紀一是20世紀末中國著名的暢銷書作家,他先後出版了《非權力影響力》、《家庭戰爭》等50餘部著作。1994年,他的《世紀末靈感》在人民大會堂舉行首髮式,黨和國家領導人參加。9月4日,四川大學出版社社長屈錫華與北京作家紀一在北京華北大酒店簽訂合同書,以1000萬元買斷紀一2000萬字的著作版權10年,並為紀一成立專門的著作編輯室。作家紀一已成為我國身價過千萬的作家。


寫一本書能掙多少錢


  為什麼說作家的收入已經不是秘密?是因為他們的報酬我們可以用統一的公式來計算。現在出版社與作家簽約時,實行的都是版稅制,版稅及書價一旦確定,作家拿多少錢就取決於印數,而印數取決於作家的知名度和作品本身的價值。賈平凹《懷念狼》的起印數是15萬,王朔《美人贈我蒙汗藥》是20萬,余秋雨作品的起印數也相當高。其中的唯一不知虛實,就是作家拿多少版稅的問題。國家規定版稅在8%-10%之間。作家的收入等於定價乘版稅率乘發行冊數。以余秋雨的《霜冷長河》一書為例,該書現己發行了50萬冊,書價是20多元,即使按10%的版稅來算,就已經超過了100萬元。而華藝出版社出版的王朔小說《看上去很美》,至今已發行了40萬冊,23元一本的定價,乘以出版社給王朔12%的版稅,王朔寫作該書的總收入,怎麼算也超過了100萬,當然,作者拿的錢當中,還應該扣掉個人調節稅。曾有傳言,說趙忠祥靠《歲月隨想》和《歲月情緣》兩本書賺了200多萬,有記者向他核實時,趙忠祥回答:《歲月隨想》賺的錢不到100萬,還要上稅;《歲月情緣》的錢也不是一下子就拿的,依版稅是賣掉多少,出版社給結算多少。

  拿版稅是作家們很看重的,但更能刺激作家的神經的就是「觸電」,「觸電」就可以高價賣版權,出版社和作家都有利,還可以親手改編為影視劇本,這種稿酬的豐厚,又絕非文學雜誌可比。近年來長篇小說長熱不衰,很大一個原因就是其創利遠遠超過中短篇。很多名作家寫的長篇後來都改編為電視劇本,如二月河的《雍正皇帝》,改編為電視連續劇劇本後有幾十集。按照一般的行情,每集1萬元左右,二月河的《雍正皇帝》就遠不是這個數了。所以評論家朱向前說到「長篇長熱」時分析說:「長篇小說出了,他可以拿出去報職稱,電視劇播了,他又可以打知名度,同時有了大量的錢,這個是很刺激作家的。」


 「不再清高」


  作家變富是改革後的事情,是隨著一些作家文人的對錢的觀念改變而改變的。在眾多作家中最直截了當的表白,莫過於女作家張潔的《不再清高》一文了:「最近有朋友對我說,一些同行視我為斤斤計較的庸俗之輩,根據是:一,我單刀直入地向邀稿人詢問稿酬;二,我曾向《十月》雜誌預支稿費;三,對不及時付給稿費甚至不付稿費的報刊,要求實行一手交稿,一手交稿費的辦法等等……有人甚至鄙夷他說:『我不相信張潔就窮到要預支稿費的地步!'"對此張潔憤怒地宣告「……從沒見過你為中國作家稿費之低說過半句公道話,反過來卻指責窮嗖嗖的作家不該發出這一絲微弱的、保護自己權益的聲音。這是為什麼?」「總而言之,從今以後我決心不再清高,請別再高抬我,也別再指望我將那知識份子的美德發揚光大。」

  有人說:提高作家的稿費後,就會有作家純粹為稿酬而著文,矯枉過正了。其實這是一種杞人憂天的想法。從最根本的地方講,羊毛出在羊身上,作家的經濟收入來源於他的讀者,他的文化生命更是來自他的讀者。對他而言純粹為稿酬而不顧文章的優劣的做法無異於殺雞取卵。聰明的人是不會這樣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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