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晴評論：中間力量的可貴

應該說，這回的「7．1」民意訴求，以及當局──考慮到它專制的本性以黨握軍權的現實──難得的平和回應，與14年前北京「4．27」遊行之後，開明的高層官員頂住本黨歷來的跋扈，開始傾聽民意，頗有相似之處。

有50萬人的無聲抗議做後盾，自由黨的田北俊成了撥動千斤的關鍵砝碼。北京的兩位，廖輝與劉延東所代表的，起碼不是國安部與中宣部──誰都知道，這是中央集權兩鷹犬──的意思。「香港可以自由確定通過『23條』的時間表和內容」，這一表態看上去平平，但只看新華社對港人的「7．1」訴求隻字不提，就知道它有多麼重大，決策層對它的認識與處置上的分歧有多麼嚴重。當然廖輝已經不是當年的廖承志，他沒有可能像他的令尊那樣瀟瀟灑灑並毫無芥蒂地問「中央有什麼屁要放」，但董特首畢竟已沒什麼猶豫地宣布了延後──這一宣布其實就是北京的意思，也是大家瞭然於胸的。

共產黨當局因為聲勢浩大的民間壓力而改變政策，這在它執政的53年裡，極為罕見，從而也極為難得。這情形14年前4月底曾經出現過，激進的學生一絕食，局面立刻向強硬派張好的羅網裡掉；3年前的4月也出現過，朱鎔基溫和的處置，好像給了激進煉功者迅猛發展的空間，一通快意之後，「610辦公室」成立。

這結局會在香港重演麼？看「7．1」之後高官們關上門悶學「三個代表」（統一思想與統一口徑），說變局完全不會發生，恐怕過於樂觀了。但港人與中央畢竟隔了一層，讓董特首下臺，也沒有像「打倒李鵬」那樣刺耳。

其實這回最有利的一點，是和平示威就是和平示威，沒有人可望從中大獲其利。就算董下臺，北京還政於港人，誰當特首仍須公推。這一法制傳統保證了香港不容孳生振臂一呼的革命領袖。

如果北京強硬派抬頭，拿出1959年對付西藏的一手，以平息叛亂實現對香港的完全控制──不但生蛋的雞沒了，想讓臺灣就範已經完全沒有可能。

這次遊行的組織者，一定把這前前後後都想到了。

六年前，朋友聚在一起，大家常常猜想，回歸之後，究竟是大陸影響香港，還是香港影響大陸。我一直以為，從制度的先進看，當然是後者；但大小比例懸殊，恐怕難於操作。這回我知道「此言差矣」，因為受了自由與法制沐浴的香港人，包括阿婆與小弟弟，正在教大人物如何在「憲政」下做官。而從廖輝、劉延東的反應看，大人物並非只到董首府為止。(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