龍應臺：乾淨的城市 缺乏創造力

　　文章敘述了作者在1978年第一次到歐洲時，遭遇當地濃郁而活生生的文化氣氛時的震驚，使她對「傳統」與「現代」有了新的想法。《紫籐廬和Starbucks》一文正是龍應臺延續這個主題，對所謂「國際化」所做的反省。

　　出身高雄，目前是劍橋大學博士生的蔡孟翰說：「這是我最近讀到的中、英、日文作品中最精彩的文章。」

　　早年留學德國的龍應臺，是極少數在中文寫作世界裡，致力於探討城市、土地與文化關係的作家。

　　應《聯合早報》之邀，她將在7月20日到新加坡參加「名家談名城」講座。月初，龍應臺接受本報採訪，分享她的心得。

有自信的城市 也有包容力

　　在龍應臺眼中，一座城市的乾淨與否，反映了該城市的深層心理結構。在眾多的歐洲城市中，龍應臺並不喜歡乾淨而富有的蘇黎世。

　　「當一個城市過度乾淨的時候，它一定是花很多心思跟精力，放在維持這個城市的乾淨、整齊跟秩序。當一個城市花那麼大的心力，來維持乾淨、整齊跟秩序時，我自己的偏見是，它的創造力一定是相對比較低的。」

　　從瑞士北部的蘇黎世到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龍應臺形容中間的不同：「一下飛機的感覺就是：啊！垃圾比較多，但那時我心裏的那種愉快、那種放鬆、那種又可以把手腳伸出去，可以大步大步走的感覺，真好。」

　　對龍應臺而言，城市的創造力也代表了它的活力和自信，有自信的城市也是有包容力的城市。

　　「就好像我們交朋友一樣，和越有創造力、活潑、有自信的人在一起做朋友，你很輕鬆，不必隨時擔心是不是踩到他的痛腳，是不是侮辱了他。城市是一樣的。」

　　布拉格雖然美麗，龍應臺卻嫌它過於單一。「我喜歡亂糟糟的倫敦；我喜歡吵鬧、顏色很多的巴黎；我喜歡兩德統一後的柏林，因為它變成一個各種文化奔放的城市。」

從自己的人文傳統找答案

　　在《紫籐廬和Starbucks》一文中，龍應臺問了一個深刻的問題：什麼叫「國際化」？誰是「國際」呢？自己國家安身立命之所在、之所趨又在哪裡？

　　她在文章中透露，旅居歐洲的經驗，改變她原有接受的五四新文化教育，讓她對自己文化傳統的本質與重要性有新的體認。

　　她說：「拿我自己的經驗來說，對社會、人生有很多的觀察、困惑，你會去尋找答案。長久以來，我們這些弱勢國家，總是被強勢國家影響，我們都是往西方走。」

　　她表示，研究中國的都是西方先進國家的學者，所謂漢學家，而中國則是被研究的對象，是一種籠子外的研究者與籠子裡的被研究的動物的關係。因此知識就是權力，連中國文化是什麼，都會被「研究者」去界定。隨著閱歷的增加，龍應臺發現了由漢學家解釋的中國文化的問題。

　　「40歲以後，你會發現這個解釋是不夠，不能滿足你的，因為它跟你有文化的隔閡，也有社會條件、歷史發展的不同，它事實上並無法回答我們的問題。這時就有自救的必要，要回到自己文化的源頭去找答案，回到《老子》、《莊子》、《孔子》、《列子》去找，一路下來發現很多很多的答案。所以傳統是一種必要，它不是裝飾品。」

　　龍應臺舉例說，比如臺灣早期的茶館就是把傳統當裝飾品，滿足淺薄的懷舊情緒，茶館裡有很多懷舊的裝飾，但是沒有真正的茶道、茶的學問。這幾年來就出現了有真實內涵的茶館。

在國際化中經驗「小橋流水」

　　除了人文的層次，人類普遍共同的傳統：對大自然與土地的依戀，也是龍應臺思索城市國際化、現代化的一個主題。

　　她認為，人來自大自然，當工業化社會往天空發展得太快太遠時，人會心生恐懼。因此，接近、渴望大自然，不但是人類傳統的一部分，也是一種本能。

　　「在最現代、最先進的城市裡，最有錢的人，他花很多的錢，就是把他的家創造出一個小橋流水的狀態。人接近土地是生理的需要。」

　　龍應臺認為，每個文化都有屬於自己特殊的「小橋流水」，包括自己最熟悉的語言、飲食習慣、思維深處的價值系統。如何讓這些特殊性與國際化要求的普遍性接合，是人類共同的挑戰。

　　她如此形容這個挑戰：「如何在應用現代化的好處的同時，又保住我們心裡面那個最深的，不一樣的東西。」

　　對龍應臺而言，國際化的一個最大弊病是標準化。她說：「你讓標準化控制一切的話，game over，整個地球變成一個大醫院了，這好像不是一個很值得嚮往的未來。」

讓城市人口接近土地

　　如果接近土地是人類共同的深層慾望，在人口密集的城市裡，一般人的這種慾望將無法滿足。如何解決這個矛盾，也考驗著決策者的智慧。

　　借鑒歐洲城市「現代化」與「國際化」的經驗，龍應臺認為，歐洲人的現代與傳統之間當然也有一種緊張關係，但是，他們找到折衷的方法，比如，把發展放在古城外，保留古城，而被保留的古城變成文化觀光重點，其實帶來更大的收入。

　　「因此，越有能力的國家，越有辦法透過現代的科技，讓城市的人還可以有小橋流水；越沒有能力的國家，它追求發展，追求現代化的過程中，會讓原來的小橋流水被破壞掉。」

　　從這個角度思考「文化產業化，產業文化化」的主張，龍應臺的反應是：要因地制宜，因時制宜。

　　她說：「臺灣向來認為文化就是文化，沒有產業的概念，而文化作為一個產業，應該要有機制，因此在臺灣這樣的背景下，就要大聲疾呼：文化要產業化。」

　　「換一個時空，到大陸的西安，那裡連秦俑都可以賣，為了錢，任何古蹟、古物都變成純粹的商品，在這樣的背景下，當然就不是說要文化產業化，而要倒過來說，對不起，在它產業化之前，文化的純度不能受損。」

靈魂的語言不能借用

　　把自身人文傳統當作生存必要條件的龍應臺，堅決反對臺灣政府要把英文變成官方語言的作法，雖然英文是國際化的必要條件。

　　她說：「英語當然在21世紀是一個必要的工具，但是語言並不只是工具而已。用英語作為工具是一回事，把它變成你靈魂的語言是另外一回事。工具的語言是拿來與人溝通；靈魂的語言是一個民族所有的記憶、所有的創造與傳承賴以為最後的依據的秘密花園，是所謂的安身立命。任何偉大的文學、音樂、繪畫、任何民族最深刻的東西，要靠那靈魂的語言表達、傳播。這個靈魂的語言是不能借用的。」

　　許多歐陸國家為了國際化，也讓他們的小孩學英語，但是英語並不是官方語言，只是工具。龍應臺說：「德國小孩一生安身立命的就是德語，其他都是工具。工具怎麼可能威脅你安身立命的東西呢？」

　　她舉瑞士為例子表示，瑞士有四種官方語言，但是各自都把根深紮在自己的「靈魂語言」的土壤裡，它的德語文化就產生了諾貝爾級的作家。四種語言都受到尊重，但是沒有一種語言強大到去威脅其他人的靈魂語言。「四塊語言土壤上的人，都以自己的語言安身立命。」

　　龍應臺表示，新加坡在理論上也應該如此：「如果是深深扎根，新加坡以它特殊的歷史條件，說不定它中文的環境，就會出一流的作家。你如果有英文的深刻作品出現也很好，表示你人民的英語已經扎根了。」

　　她認為自己對新加坡的情況瞭解太淺，「沒有資格」做評斷。「但是」，她說：「如果以要跟國際接軌為理由，而把自己『靈魂的語言』稀釋掉，那可是得不償失的。」

香港還是一座有希望的城市

　　辭官後的龍應臺恢復了思考、寫作、旅遊的生活。在新加坡參加座談會後，她將到北京與孩子會合，展開近一個月亞洲文化之旅，北京、西安、上海、漢城、臺北，在8月20日到香港城市大學講學一年。　　

　　龍應臺到香港講學的目的有三個：希望能多瞭解香港；希望從香港觀察大陸；重新建立原有的國際聯繫。

　　雖然對於香港的前途有所憂慮，龍應臺並不讚同悲觀的論調。

　　她認為，香港有一些優勢是其他城市所沒有的，包括公民素質、官僚的訓練及成熟的管理文化。在這三個條件上，連臺北都比不上。這些涉及文化內涵的軟體，上海恐怕要花10年才能追上香港。

　　「香港了不起。因為一個五六百萬人口的城市，有50萬人上街頭，這在世界任何一個城市都是非常重大的事件。23條通不通過，在我看來，可能是一個歷史的關鍵，決定香港是可以繼續繁榮，或是沒落。」

　　「我當然希望香港人有足夠的智慧，而北京執政者有足夠的眼光，認識到一個繁榮的、開放的、國際城市，對香港本身，對中國大陸都是好事；更何況不要忘記，我們臺灣人都在看。」

十星級旅館 無法安身立命

　　從人文與自然傳統反思城市的國際化，來檢視新加坡的經驗，龍應臺表示，在調解城市現代化與傳統的矛盾上，新加坡是否足以作為典範，是很值得討論辯論的。

　　她說，把國際化解釋為與國際接軌，知道如何用國際間流通的資源和手段，來達到自己的目的，新加坡確實比臺北國際化。

　　在文化產業化的工作上，新加坡對「文化是一個產業」也相當有概念。「但是在文化內涵與產業行銷之間，如何拿捏分寸，做得多好，我不知道。這是對每一個社會的考驗。」

　　作為一個國際化的城市國家，龍應臺認為新加坡的情況非常特殊，她比喻新加坡像「一間十星級的旅館，有乾淨的桌布，一流的服務，美麗的花園，優美的音樂，但它是不是在文化上可以安身立命的地方？我不知道。

　　「我要去度假，我可以選擇一個旅館。像很多歐美人願意到新加坡工作，我作為一個過客，當然選擇那個十星級的旅館；但是我要一個我的感情可以有出處，我的記憶可以傳承，痛苦不必躲避我，可以深刻面對，我要生老病死，生於斯、死於斯、歌哭於斯，我不會選擇一個旅館。」

（聯合早報）(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