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第一個罹難者 書生之外的鄧拓

　　1966年5月18日凌晨，鄧拓寫完了給北京市委和妻子的兩份遺書，小心地放到枕頭下，然後以自盡的方式告別了人世，成為「文化大革命」的第一個罹難者。

　　今天人們在懷念他時，《燕山夜話》和《三家村札記》裡的那些文章，被賦予了許多微言大義，感慨他「莫謂書生空議論，頭顱擲處血斑斑」的豪情。有人評價說，他忠誠於黨的事業，也仍然崇拜和敬仰偉大領袖，但這並不意味著他如同絕大多數人一樣，在嚴峻的現實面前閉上眼睛，或者甚至虛假地高唱讚歌。在讀他寫於上世紀60年代初期的雜文時，我也是相信這樣的評價的。可是後來在讀有關鄧拓的傳記和文集時，我注意到這樣一個細節，那就是，在有關他的幾本傳記裡，或者不提，或者一筆帶過他1960年夏天的江南之行。

　　1960年夏天，鄧拓生了一場病，病癒後遊歷江蘇、浙江兩省的風景名勝，寫下組詩《江南吟草》。這一組詩，有寫自然風景的，有寫歷史遺蹟的，有寫歷史人物的。我以為，這組詩，與鄧拓最後的人生悲劇，有某種呼應。

　　在解讀這組詩之前，有必要交代一下1960年夏天的中國形勢和此前鄧拓本人命運的一次突變。

　　從1960年第一季度開始，「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給國民經濟造成的災難性影響日益顯著。5月28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調運糧食的緊急指示》，6月6日，再次發出《關於為京津滬和遼寧調運糧食的緊急通知》，這四個地方庫存的糧食夠維持幾天呢？北京是7天，天津10天，上海幾乎已經是沒有大米庫存，隨到隨銷，遼寧8－9天。這四個地方，北京是政治、文化中心，上海是經濟中心，天津、遼寧是工業基地，如果糧食供不上，後果將不堪設想。而連這樣必須力保的地方都如此困難，全國的糧食供應狀況不言而喻。

　　為了緩解糧食供應困難，中央不得不決定，降低城鄉口糧標準、食油定量，並提倡採集和製造代食品，以補不足。工業方面，1960年第二季度(4－6月)，20種主要工業品中，有18種沒有完成產量計畫。外貿方面，上半年的收購和出口計畫完成得很差，出口計畫只完成不到計畫的40％，外匯收支出現了很大逆差。1960年上半年不僅在農村，而且在部分城市中，開始出現了浮腫病，國務院不得不對在京的高級幹部、高級知識份子給予副食品方面的微小照顧。

　　全國的形勢很困難，鄧拓此行的目的地江蘇、浙江兩省的情況是不是好些呢？

　　先看浙江。1959年的農業產值比1958年下降3.7％，1960年又比1959年下降12.7％。「由於工農業生產特別是農業生產的連續下降，商品供應緊張，市場蕭條，物價上漲，不僅生產資料供應緊張，人民生活必需品更是嚴重匱乏。」(《當代中國的浙江》上冊，77頁)

　　再看江蘇。1959－1961這三年，由於建設擠了生產，生產又擠了生活，導致積累與消費的失調和市場供求的失調，並隨著生產下降，進一步影響了城鄉人民生活。社會購買力和商品可供量之間失去平衡，市場越來越緊張，在大量挖庫存後，吃、穿的主要商品仍有很大缺口，不得不擴大定量分配的品種和範圍。特別是在農村，由於糧食減產，加上浮誇風帶來高徵購，並出現了非正常死亡。

　　也就是說，素來富甲天下、明清以來就是中央財賦主要來源的江、浙兩省，情況雖然可能比其他地方略好些，但也是極其困難的。

　　鄧拓本人在生病之前，也遇到了一次人生逆境。1957年春天召開了最高國務會議和全國宣傳工作會議，毛澤東在這兩次會上都作了講話。作為中共中央機關報的《人民日報》，對這兩件國內生活中的大事反應較慢，對前者只發了一條簡訊，對後者乾脆沒提。這使毛澤東很不滿意，於1957年4月嚴厲批評了主持人民日報工作的鄧拓，說「過去說是書生辦報，現在應該說是死人辦報」。1958年1月，當鄧拓參加南寧會議時，毛澤東又提到這件事。在鄧拓走進會場時，毛澤東當著與會者，嚴厲批評鄧拓是「教授辦報、書生辦報、死人辦報」。到了8月，他即被免去《人民日報》社長職務，調到北京市委擔任書記處書記，主管文教，辦《前線》雜誌。

　　如此形勢，如此境遇，在鄧拓的筆下是怎樣表現的呢？

　　在這次江南之行前，鄧拓也寫過一些詩詞。比如，1959年元旦，他填了一首《慶春澤．迎接1959年元旦》的詞，是這樣寫的：「中國飛奔，全球注視，東風吹遍大千。領導英明，前途幸福無邊。人民忠勇勤勞什，更難能足智多賢。有雄心，改造家鄉，建設田園。新年又值春光早，看棉糧歌舞，鋼鐵騰歡。一望高潮，竟然倒海移山；再經苦戰幾回合，管教他地覆天翻。盼將來，星際通航，世界長安。」

　　再比如，1959年12月，他到香山，寫了八首《香山小唱》，其中《登香山絕頂》為：「山登絕頂我為峰，俯瞰城鄉意正濃。萬里風雲增幹勁，波濤起伏勢如龍。」《爽心陀遠眺》為：「半山獨立爽心陀，瞬息風光變幻多。躍進京華新歲月，青春生命發狂歌。」

　　在這些作品中，感覺不到日益嚴峻的形勢和個人跌蕩起伏的命運。能夠看到的是，對領袖英明的頌歌，對「大躍進」的讚賞。

　　在江南之行的系列詩作中，特別是在詠自然風物的作品裡，同樣如此。

　　《蕭山野外》：「東風飛雨過蕭山，百裡田疇曲水間。蓑笠雲煙渾入畫，插秧人在白萍灣。」《馬山觀田》：「縱攬馬山一島長，越王遺蹟已荒涼。莫欺此處無多土，百裡千家足稻粱。」《游黿頭渚》：「麗日和風煙水平，雲天搖漾遠帆輕。黿頭望遠具區闊，靜聽湖波拍岸聲。」《至三山島》：「野草閑花滿地香，儼如仙島水中央。蘆塘柳岸濤聲壯，恍覺磯頭白日長。」充滿著詩情畫意，洋溢著野趣閑情，儼然一派年豐人歡的盛世美景。在他看來，所經之地，「到處氣像一新，令人鼓舞。躍進聲中，山川倍見壯麗，風物美不勝收」。(見《江南吟草．詩序》)讀這些詩篇，我有一個疑惑揮之不去：為什麼面對嚴峻的現實，鄧拓要寫這樣的詞句？是他沒有看到真實的面貌，還是他故意閉上了自己的眼睛？

　　如果說他不瞭解真實情況，我萬難相信。首先他是黨的高級幹部，能夠看到當時的各種中央文件，實際上，在一些密級不高的文件裡，從1959年起，就陸續出現了雲南、山東等地經濟困難的記載。其次，他作為北京市委的領導，北京的情況也應身有體會。第三，當時江、浙兩省的經濟困難也是掩蓋不了的，人民生活，物資供應，精神面貌，都在那兒擺著，怎麼會看不到呢？

　　鄧拓在不到25歲、大學尚未畢業時，就完成了學術專著《中國救荒史》，對災荒有深刻的研究。面對全國範圍的大飢荒，理應有比一般人更敏銳的嗅覺，怎麼可能遲鈍到沒有一點感覺，反而得出相反的印象？

　　為什麼？

　　後來看到一篇文章，其中有一段鄧拓夫人丁一嵐的話，讓我感到好像接近於找到答案。丁一嵐說：鄧拓並不是一個書生，更不是一般意義上所說的那種「書生」。他是一個革命鬥士，是一個在政治上有所作為並有可能大有作為的人。(見《收穫》1996年第2期《書生累》一文)

　　應該說，鄧拓曾經是個書生，而且是個很出色的書生。1929年，17歲的鄧拓考入上海光華大學，18歲時就有「何妨白眼看俗傖，幽懷默默寄書城」的志向。25萬字的《中國救荒史》，已經展露了一個青年歷史學家的才華。但他沒有沿著這條路走下去。民族的危亡、人民的苦痛，促使他投入政治鬥爭的洪流，成為了革命鬥士。再後來，他在黨內的地位逐步升遷，建國伊始，已經做到了中共中央機關報《人民日報》總編輯的高位，成了政治上「有所作為」的人。

　　毫無疑問，他首先是黨的高級幹部，忠誠於黨的事業。儘管滿腹經綸，才情四溢，也無法改變他作為政治家的第一身份。政治家有政治家的行為規範和言行尺度。1959年彭德懷在廬山的直言所得到的下場，對其他政治家或希望在政治上有所作為的非政治家，無疑有重大影響。是不是因為從中吸取了某種教訓，鄧拓的筆下，才寫出了與「口徑」一致、與現實卻不一定吻合的《江南吟草》？在三年困難時期，有多少支筆不敢正視現實，把人民吃不飽飯的現實描繪成到處鶯歌燕舞的人間樂土，只要翻一翻當時的報刊，就可以得出結論。在這個大環境裡，鄧拓沒有能夠免俗，《江南吟草》就是證據。對此完全沒有必要迴避或遮掩。

　　假設鄧拓不這樣寫，也寫「谷撒地，薯葉枯，青壯煉鐵去，收禾童與姑」這樣的詩，那麼以他剛受過批評不久的特殊身份，他將面對的是什麼樣的政治命運，難以預測。至少可以肯定，將不會再有寫作《燕山夜話》和《三家村札記》的機會了。從鄧拓的一生看，像《江南吟草》這樣的明顯和現實背離的作品，確實不多。究竟是出於什麼目的，我們今天很難揣度。一個政治家，或一個希望在政治上有所作為的人，很難完全不受政治氣氛的左右。以書生而從政，尤其把政治身份看得高於其他的時候，內心的矛盾衝突或許更多、更激烈。這也可以說是一種代價。從這個角度說，鄧拓寫出《江南吟草》這樣的詩作，也許有他的難言處。(實際上，自從受到批評後到1961年之前，他寫的東西很少)他的力量，遠遠不足以改變使他唱虛假讚歌的環境，而要在這樣的環境裡生存甚至在政治上更上一層樓，他有多少選擇的餘地呢？

　　當然，在鄧拓的骨子裡，「書生」的潛意識並沒有完全消失。通觀《江南吟草》，凡寫景記事，也就是與現實有聯繫的時候，都是美景佳世，昂揚樂觀。但其中有不多的幾篇，是詠歷史人物的，情緒就有所不同。其中最鮮明地表達內心情感、也最為後人稱道的，是《過東林書院》：「東林講學繼龜山，事事關心天地間。莫謂書生空議論，頭顱擲處血斑斑。」對東林先賢的敬佩之情，躍然紙上。從江南回來不久，政治環境略為寬鬆，鄧拓就開始了新的活躍：「政治身份」漸隱，「書生本色」漸顯，他也開始「議論」。同樣，他也為此付出了「血斑斑」的代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