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春生:民族主義、現代化與潘岳的「環境文化」

以潘岳的身份,其文章不可避免的要引起網路媒體的興奮和網友的關注。在眾多評價潘岳的文章之中,有不少人將潘岳的「環境文化」歸入了民族主義的範疇。

「民族主義」在網路上可是個不大好聽的詞兒,屢屢遭到精英們的痛罵和「愛國人士」的唾棄。大人先生們苦口婆心的告戒我們這些愚民,中國是個要走向「現代化」的國家,絕對要排斥「民族主義」。不過,關於民族主義以及「現代化」究竟是什麼,卻很少有人講清楚。

現代化是什麼?精英們告訴我們,在中國,這個有獨特的文化「劣根性」的民族中,在長達6000年歷史上,中國人是被「封建專制」的國家所統治著的。因此,所謂的「現代化」,就是走向「專制」的反面,即所謂的「民主」。但是即使翻看小學的歷史課本,我們也可以知道,在傳統中國,國家政權管轄範圍極小,國家對社會生活幾乎起不到任何干預作用。清王朝的領土廣達1200萬平方公里,但統治這龐大領土的不過2萬餘官員。庚子賠款,清政府揹負了2億多白銀的外債,可是「專制」的清王朝敢賣官鬻爵也不敢加收賦稅。不是清代的皇帝多麼道德高尚,國家力量達不到而已。在這樣的情況下,傳統的「封建王朝」如何「專制」得起來?既然無「專制」,民主對於中國人,又意味著哪一門子的「現代化」呢?

傳統上的中國並不是一個民族國家,而是一個文化範疇,一種社會秩序。即使在西方,民族國家也是近代的產物。西方在帝國主義、殖民主義時代,通過軍事侵略掠奪中國,激起中國人的反抗,這種反抗,在思想和文化訴求上便表現為民族主義。民族主義是中國人讓西方人打出來的。西方的民族主義,表現為一種意識形態。既有精神道德方面,也有物質、制度等等方面。在精神方面,民族主義要求一個國家對自己的傳統文化要有認同和捍衛的精神;在物質、制度方面,民族主義要求國家從制度上能有最高的管理上的效率。一般而言,這種效率主要是指國防方面的效率。例如,在財政制度、稅收制度上,必須盡量理性化,建立有效的管理體系,用最快速度的集中國家的經濟力量,以適應國防的需要。在教育制度上,為了民族國家的生存,必須最大限度培養某個科學領域的專家,培養的目的,是直接為國家的國防服務。要言之,民族主義是一種具有鮮明目的性的意識形態。

民族主義意識形態導致的直接後果就是國家力量的擴張,國家汲取社會資源能力的強大,從而形成了強大的民族國家,導致政治的現代化。所謂的政治現代化的過程,也就是國家能力擴張的過程。鴉片戰爭,堂堂大清王朝之所以敗於英法聯軍,就在於國家力量的弱小,對社會資源汲取能力的不足,因此無法動員整個社會的力量抵抗外來侵略。

由此可見,民族主義導致了國家力量的擴張,而國家力量的擴張則導致了「現代化」。「現代化」與民主不具備必然聯繫,倒是與民族主義密不可分。

說到這裡,該講講潘岳的「環境文化」了。潘岳的環境文化,是以「民族復興」為根本目的的,具有鮮明的目的性。在文化上,它強調對於民族文化的認同,「中國環境文化是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繼承和發展」;在物質上,它強調「以新型的生態工業文明代替傳統工業文明」;在制度上,它強調「法治」、「德治」,鼓勵公民對公共事務的參與,其實質是提高國家的管理效率。在潘岳的「環境文化」中,不難看出貫穿其中的「民族主義」紅線。所謂的環境文化實質上就是「民族主義」意識形態的一個變體。這這沒有什麼不對,「民族主義」對於「現代化」,對於今日的中國,是真正不可或缺的。公開的倡言民族主義,是中國政治進步的一個表現。(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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