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了這位朋友的話，我深思了很久。我曾講過，在海外能批評大陸的人幾乎都是對大陸懷有強烈的感情。是非常關心中國前途的人。我從不否認在海外有相當大的一批人對中國事務不聞不問，這些人早已經與中國劃清界限，因為他們已經不再承認自己是中國人。我不知道自己屬於哪種人，但在我的內心卻一直有著一種深深的中國情結。這個情結讓我時而興奮，時而悲傷，而當我看到中國經濟社會中發生的一些事情，又讓我不得不憤怒。
在每週六北京時間21:00定期舉辦的網路語音演講會中，有朋友曾問我：「你一直批判朱??基的經濟政策，一直是中國崩潰論的支持者，你的根據是什麼？」
中國經濟問題一直是個令世人困惑的事情，表面上看，一方面是不可否認的高速增長，另一方面則是令人震驚的重重問題。在胡耀邦，趙紫陽時代，中共曾花費了很大的力量進行政治與經濟改革，並致力於分散權利，地方政府自主權空前地膨脹。這個現象為中國未來的經濟發展和政治改革創造了一個非常良好的環境。但在1989年之後，中共在江澤民，朱鎔基執政後，卻開始了一個令人失望的「穩定」發展政策。用中共的話來講，這就是：「似右而實左」的積極擴張財政政策。
積極擴張的財政政策實際上是凱恩思經濟理論的延伸。但這個理論在大陸的施行卻給中國經濟發展帶來了巨大的災難。凱恩思理論是建立在私人所有的社會制度上，只有在這個社會基礎之上，才能達到他所要求的目的。中共在實行這個經濟理論的時候，根本就沒有考慮這個理論的實施基礎，只是企圖利用擴張的財政政策來拉動經濟增長，掩蓋日益突出的社會矛盾和經濟與體制上的矛盾。
在中國，儘管我們看到了今天的私人經濟已經佔到了社會經濟總量的百分之七十以上，但中國實行的擴張經濟政策的實施卻依然是支持和扶持日益衰敗的國有經濟，大量的政府投資和資金仍在支持著這些低效率，甚至是沒有效率的國有企業。數年前，當我斷言朱鎔基先生「國營企業三年解困」必將失敗的時候，我曾建議將三千億人民幣解困資金轉為建立中國的社會保障基金。但作為海外小商人的建議畢竟是人輕言微，更被人斥為俄國式的休克療法，對中國政府別有用心，甚至被人懷疑是具有美國政府特別身份，專門干涉破壞中國經濟發展和穩定（而有關部門還專門開會調查研究本人的身份問題和行為目的，造成了諸多的笑話）。到了後來，中共政府浪費了三千億人民幣不但沒有解國有企業的困境，而更大的問題是錯過了發展社會保障基金的最後時機（有關社會保障基金的問題請看下篇文章：社會保障機制－－壓垮中共的最後一棵稻草），同時，數年來，傾向於扶持沒落的國有經濟的積極擴張政策不但沒有讓社會穩定，相反壓制了私人經濟的發展，更為中國金融界創造了一個四萬億人民幣的巨大虧損黑洞。這就是國有銀行的巨大壞帳問題產生的根源。數日前，中國人民銀行公布了一些統計數據：「2002年境內金融機構不良貸款額比上年減少951億元，不良貸款率下降4.5個百分點；金融機構人民幣帳面盈利達385億元，比上年增加245億元，經營效益顯著提高」。這個統計數據說明瞭什麼問題呢？我們從這個自我塗粉，表示進步的報導中能看到些什麼呢？一，根據上述數據的推算，中國金融壞帳高達四萬億人民幣。四萬億人民幣是個什麼概念呢，這就是相當於每個中國國民要承擔三千元人民幣的壞帳損失。而目前中國民間儲蓄的總數不過是八萬億人民幣。這就是經濟高速增長背後所掩蓋的真相，這也是中國人民銀行再一次煽了自己政府一個耳光，從側面說明瞭中國金融壞帳比例遠高於中共政府自己承認的只佔25％的比例。二。中國金融界在形式大好，經濟高速增長的2002年所消除的金融壞帳也不過是951億人民幣。如果按照這個速度，先設立一個荒唐而又不可能實現的假設，這就是在未來數十年中，中國金融不再增加新的壞帳。中國金融界要想靠自身發展消滅壞帳也需要四十多年。十年經濟高速增長的代價就是要讓近兩代人去消化中國國有銀行的壞帳，這是一件多麼悲哀的事情啊。而本人曾在兩年前的一篇文章談到希望中國金融界能夠靠經濟發展總量上的增長來消除壞帳，國內的友人說我天真，從今天中國人民銀行公布的數據上看，我的想法實在是太天真。事實上，根據中國各個方面公布的數據計算，2002年，中國國有銀行新增貸款中的壞帳比例又高達30％以上，舊病未去，又加新病。
根據中國政府官方公布的統計數據：中國政府在去年的財政收入是一萬七千億人民幣，GDP是十萬億人民幣。增發的國債是六千億，中國國債總額三萬二千億人民幣。折合每個國民承擔2,500元人民幣。如果我們能詳細地分析一下這些數據中的問題，我們或許可以看到積極擴張財政政策的未來走勢和結果，我們也許會看到未來中國經濟是否會崩潰？
在1995年時，國債的還本與利息支付總額為499億人民幣，相當於新舉債務的42.5％；到了1998年，國債的還本與利息支付總額急劇增加為2353億人民幣，相當於新舉債務的70％。在1989年時，只有少於3％的政府財政收入用來支付國債的還本與利息，但是到了1998年時，該數字已經高達24％。根據本人的初步估計，中共政府在1992年支付52億人民幣的政府公債利息，到了1999年時已經高達830億人民幣，在七年之中上升了16倍。更可怕的是，2003年中國國債發行額佔中央財政支出的比重已經超過80％。還本付息額佔中央財政本級收入的比重也已經從1989年的8.8％增長到了今年的百分之六十以上。因此，中共政府已經到了無法繼續以債養債的地步。而且，一旦債券投資人擔心中央政府無法償還債務，或中國發生任何政治上和社會上的的動盪，他們會立刻要求更高的公債利率，這將使政府債務問題更加惡化，進而產生惡性循環的災難性後果。在另一層面上，根據官方公布的數據，中共的擴張性財政政策為1998年的經濟增長增加1.5％，1999年為2.0％，2000年為1.7％。這些公債總共為6480億人民幣，幾乎相當於1998年中央政府總支出的兩倍。這種指數型的惡性增長儘管創造了今天的表面化的經濟高速增長，但卻埋下了中國社會整體經濟崩潰的種子。從實際效果看，中國原本計畫2002年全年發行國債總計人民幣5,930億元，這是一個創記錄的高水平，但目前仍有高達人民幣910億元的國債尚未出售。北京的中國人民銀行今年已經七、八次進入國債市場公開操作，總共回購一千億人民幣的國債，試圖拉抬國債，吸引中國民間購買國債，但國債價格仍然在下跌，甚至跌破票面價值。出現數年來少有的新局面。
我們再看看地方債務問題，地方債務包括縣鄉村各級政府和組織所欠下的債務。2001年5月的《中國新聞週刊》通過採訪調查，認為目前中國大陸鄉鎮債務窟窿高達2000億元，這還不包括縣級政府債務和鄉村債務。而本人根據大陸政府數據估計：2001年底全國鄉村債務已經高達3，800億元。2002年更高達5,900億人民幣
我們看一看下面的內容，這全部是摘錄自中國官方報導：……以正在進行農村稅費改革的安徽省來說，全省平均每個鄉鎮負債300萬元，每個村平均負債近20萬元。湖北省監利縣的村級債務5.5億元，鄉鎮債務（含管區）3億元，縣級債務1.5億元，合計為10億元。在江漢平原，該縣基層債務尚屬中等，有的地方欠100多萬元高利貸的村都有不少。1999年上半年湖南省農辦、財政廳在全省範圍內對鄉鎮負債狀況進行普查，其結果是全省2000多個鄉鎮總負債85.4億元，鄉鎮負債面高達88.2%，每個鄉鎮平均負債363萬元，其中負債最高的達5111萬元，為鄉鎮幾年甚至十幾年的財政收入之和，有的鄉鎮在1999年就已經吃完了2003年的財政預算。2000年8月，安徽宿州市政協對宿州市15個鄉鎮稅費改革情況進行調查，15個鄉鎮歷年滾存債務總額為1.06億元，平均每個鄉鎮為727.1萬元，其中欠債千萬元以上的有3個，500萬元以上的有7個，債務的構成主要包括欠發工資、鄉鎮建設工程欠款、鄉鎮企業欠款、世界銀行貸款、農業發展資金等。在當前鄉鎮財政年年入不敷出的情況下，債務負擔已經成為鄉鎮財政的一個沈重包袱。其中有些債務因為稅費改革無法解決，如部分鄉村教育集資建校三年計畫，已實施一年，現在約三分之二的資金無法償還；還有一些分年度實施的公益事業，如已建道路和小城鎮建設等存在欠帳……
另外，中共經濟政策上朝令夕改，既有管理不善、用人不當的問題，也有國家產業政策調整的因素。過去國家號召興辦「短平快」項目，鄉鎮大力興辦企業，後來又封殺「十五小」，企業被強行關閉，債務由鄉鎮財政背著。當前相當一部分鄉鎮負債已經超過其財政收入的一半甚至兩三倍，如河南省靈寶縣豫靈鎮前些年在「大發展」中大量舉債，今天負債已經超過了1個億，按照每年償還100萬元計算，需要100年才能還清所有債務。如不加以有效控制，極易引發財政危機。由於鄉鎮負債大多品質較差，成本高昂，除少部分來自銀行或者信用社貸款外，80%以上來自農民或職工集資、農村合作基金、私人組織甚至民間高利貸。另外，為了按時完成預算上繳入庫任務，鄉鎮墊稅現象也很嚴重，其後果形成了虛假的「泡沫財政」，一些墊稅資金如果來源枯竭，將有可能因負債纍纍而導致財政上的崩潰。
根據中國地政府官方公布的各省市地方2002年統計數據表明，在省市一級地方債務上，各地政府一任接一任地積累起龐大的地方債務（含未登記外債），更是累計高達六萬億人民幣。全體大陸百姓又要人均承擔4,600元人民，整個社會又形成了一個巨大的經濟黑洞。
在語音演講論壇中，曾有朋友問：「你認為中國會在什麼時候發生經濟崩潰？中國應該如何解決這個經濟問題？」
其實，在去年年中，當海外經濟人士提出中國經濟崩潰論，質疑中國政府積極擴張經濟政策的時候，中國財政部長項懷誠先生曾表示：「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可以長期使用(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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