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子霖: 刺刀下的冤魂

死者叫吳國鋒，男，出生於１９６８年７月３日，時年不滿２１歲，生前為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工業經濟管理系８６級學生。

吳國鋒的死訊是我丈夫從北京郵電醫院帶回到學校的。那是在１９８９年６月４日的清晨，當我們得知兒子在木樨地遭到槍擊的消息後，我丈夫立即奔赴鄰近的各家醫院，心想不管是死是活，都得把他找回家裡。但是，一連找了幾家醫院都沒有兒子的下落，最後，他來到了西單附近的郵電醫院。在該院，他翻閱了登記在冊的所有死亡者名單，又找遍了存放在該院的２８具屍體，也都沒有發現兒子的蹤影。正待離開，該院的一位大夫向聚集在大門口的人群大聲詢問：「你們這裡有人大的嗎？我們這裡有一具屍體是人大的學生，能不能帶一個信給你們學校，請校方把屍體拉回去。」我丈夫一聽說有一位人大的死者，以為是自己的兒子，但當他接過這位大夫手裡的小紙條一看，上面寫著的名字卻是「吳國鋒」三個字。他帶著一種絕望心情回到了學校，把那張小紙條交給了學校的領導。

這以後，我和我丈夫被兒子的死擊垮了，再也顧不上別的。當我們再次想起吳國鋒這個名字的時候，時間已幾個月過去了。為了求得同難者的相互安慰，我們曾試圖從死者所在系的領導、老師、同學那裡打聽尋找死者親屬的線索，但都失敗了；我又曾通過朋友從死者家庭所在的省區去打聽其親屬的下落，結果也失敗了。本來，可以從學校保存的學生檔案中查到死者的家庭地址，但據悉所有在「六四」中喪生的學生，他們的檔案都封存了，任何人都無權查閱。至此，我幾乎放棄了進一步尋找的念頭。但是，這件事一直重重地壓在我的心頭，難以忘懷，更難以放下。

記得是１９９７年的秋天，我先生當年的一些老同學去南方我們鄉間的住所看望我們。閒聊間，有位老同學無意中提到他兒媳當年的一個中學同學在「六四」期間被打死了，死者當時正在北京的一所大學上學。聽他這麼一說，我當時還以為這是新發現的一位死者。於是，我請那位老同學轉告他的兒媳，希望她能提供死者的詳細情況，尤其是死者親屬的姓名和地址。後來這位老同學告訴我，他兒媳原來保存有那位死者親屬的姓名和地址，可時間久了也就丟失了。所幸她從其他省市的一些同班同學那裡得到了一個不甚確切的地址，讓我寫一封信去試試。於是，我抱著僥倖的心理按所提供的地址，試著給那位死者的親屬寫去了一封信。事情出乎我的意外，不幾天，我寄出的那封包括姓名、地址、郵編均有錯漏的信件，竟然讓對方收到了，而且給我寫來了回信。我這才發現，原來給我回信的不是別人，正是我八年來苦苦尋找的吳國鋒的親屬。我當時的心情是無法用語言來表達的。我為死者親屬在信中描述的那些年來他們在精神上遭受的痛苦折磨落下了眼淚，但我又為最終能夠找到這家難屬而感到安慰和慶幸。

我從這家難屬的回信中得知，死者吳國鋒系四川成都新津縣人。父親在縣城開一個小鋪，做一些小買賣來維持全家的生計。吳國鋒１９８６年以全縣第一名的成績考上了北京中國人民大學，他是縣裡「解放後」４０年來第一個考上這所重點大學的，當時在全縣引起了很大的震動。本來，在８９年的５月底，吳國鋒曾向家裡發過一封電報，要家裡寄一點錢去，說他就要回家了。然而，次後家裡再也沒有得到兒子的任何信息。吳的父親在信中對我說：

６月８日上午９點，鎮政府派人通知他去談話，他到了鎮政府，鎮上的共產黨書記對他作了如下的問話：「你的兒子怎麼樣？」
「我的兒子在北京讀書。」
「這次天安門絕食，有沒有你兒子？」
「我不知道。」
「你兒子是不是暴徒？」
「我也不知道。」
「那你知道什麼？」
「我什麼都不知道，只知道我兒子在北京讀書，很快就要回家了，我已經把錢都寄去了。」

這位書記停頓了一下，然後對吳的父親說：「老吳，你的兒子已經死了。」

這時，吳的父親猛然站了起來對書記說：「你們這是騙我的，我不相信。」

那位書記不得不把省裡怎樣通知縣裡，縣裡又怎樣通知鎮上的情況向吳的父親說了一遍。

吳的父親一下子扛不住了，因為不容他再有任何懷疑。他說鎮政府離他家裡不過一百多米，但他卻覺得路途是那樣的遙遠。他是拉住水溝邊的小樹枝一路踢踢撞撞回到家裡的。到了家裡，他不得不把這個不幸的消息告訴了老伴，老伴哭得死去活來，隨即昏了過去。周圍鄰居都圍到了他家裡，問出了什麼事，當大家得知國鋒遇難的消息後，頓時哭聲、罵聲混成了一片……。

吳國鋒死得很慘，實在太慘了。他身上一連中了四槍，肩、肋骨和手臂部位都有槍傷，但致命的一槍是在後腦杓上。據吳的親屬講，這後腦杓的一槍彈孔有筷子那麼大，裡面冒著血漿。他們在整理吳的遺體時，還發現死者的肚臍右下方，有一條７∼８公分長的刺刀刀口，在吳的雙手手心，有被刺刀勒過後的傷痕，那是吳國鋒在被刺刀刺下的那一刻用盡所有力氣搶奪刺刀時留下的。可以斷定，吳最初雖連中數彈，卻並沒有立即死亡，戒嚴士兵又用刺刀捅進了他的腹部。最後是後腦杓上那致命的一槍，奪去了吳的生命。從照片上可以看到，吳的遺體從上到下血肉模糊，慘不忍睹。

一位好不容易從千里之外考來北京的優秀大學生，就這樣死在了戒嚴部隊的槍彈和刺刀下。

６月１０日，吳國鋒的父母從成都乘火車趕到北京，兩天一夜未沾一點飯食，未合上一會眼。

到了北京，中國人民大學的領導要他們先休息，第二天再談事情。第二天上午，國鋒所在系的領導向他們通報了國鋒遇難的情況，問他們有什麼要求？吳的父親對校方說：「我的要求只有一個，請你們幫我們找一個冷藏櫃，把國鋒的遺體從北京運回四川，所有費用由我付。」校方問為什麼？吳父說：「因為他有爺爺、奶奶，有姐姐、弟弟，姑姑，都想見國鋒一面。」校方答覆說：「這不行，中央命令就地火化，其他都好說。」最後，經多次交涉，校方允許家屬照幾張遺體相片帶回去，但要求家屬嚴守秘密。現在，我們所能見到的，就是這麼幾張遺體照片了，這是歷史的見證，證明共產黨領導的所謂「人民子弟兵」，竟是如此的野蠻和殘忍！

６月１２日，吳的親屬在西單郵電醫院為國鋒舉行了告別儀式，國鋒的在京同學都到了，但由於當時北京處於全城戒嚴的狀態，學校其他系的學生卻被校方勸阻了。吳父對我談到了當時的情況，他說：「當我們抬著花圈從學校出發的時候，很多同學，不管是認識的還是不認識的，都向我們詢問是不是國鋒的父母，我們回答說是的，他們就上前向我們鞠躬，說：『爸爸媽媽，別悲傷，我們都是你們的兒子，我們一定要為國鋒報仇！』」可以想見，那時出現在人們面前的，是怎樣一個悲壯的場面啊！我想，當時在場的人一生都不會忘記的。

國鋒的遇難給吳家帶來了深重的災難：爺爺奶奶想念孫子變成了半瘋狀態，長年生病，生活不能自理；父親經不起這麼大的打擊，肢體麻木，幾乎癱瘓，很長一段時間無法獨自走路；母親得知兒子遇難後跌倒在地，頭部留下嚴重創傷，落下腦痛後遺症，一想起兒子就頭痛，一見到國鋒的同學就哭，引起視力嚴重下降，從此失去了勞動能力。

這些情況我都是後來知道的。１９９６年我與這個家庭建立了聯繫，如今已７年過去了。２０００年春天，我與我丈夫去外省看望難友，第一站就去了四川。我們願想從重慶經成都再去新津縣吳家的，但一到重慶就受到當地安全部門的嚴密監控，無論走到哪裡，都難以脫身。最後不得不放棄原來的計畫，只在成都的一位朋友家裡與國鋒的父親和弟弟見了面，而且只耽了２０分鐘。然而就這短暫的會面，也受到了「便衣警察」的嚴密監視。在中國這塊土地上，哪裡談不上什麼公民自由啊！１９８９年一場血腥的大屠殺，留下了那麼多失去兒女的父母，他們遭受的傷害和痛苦是別人難以想像的，但是，連這一點點同難者之間的相互安慰都要受到政府當局的限制和干涉，天下還有什麼公理可講！

然而，普通百姓又是怎麼對待「六四」死難者和他們的父母的呢？吳父告訴我，當年國鋒的骨灰迎回家裡後，他們在臨街的鋪面房為他安排了一個簡單的靈堂。一連幾天，都有很多鄉親前來弔唁。吳父對我說：「我這３０平米的鋪子，每天都擠滿了人，一批一批的來人不斷。」

但三天後鎮裡的幹部來干涉了，他們對吳的父親說：「靈堂已經擺了三天了，可以不擺了。」

吳父問：「為什麼？」

來人答：「後天要傳達鄧小平接見軍以上幹部的講話，我們這裡有許多農村幹部，他們恐怕不能理解你的心情，不理解就會發生衝突，引起矛盾。我還是勸你撤了吧。」

鎮上既然這樣說了，吳父並不堅持，但他提出一個條件：鋪面的靈堂可撤，但必須答應他把靈堂設在家裡。他說，國鋒的死在當地的影響實在太大了，即使他把靈堂移到了住家，每天還是有很多人前來弔唁，包括一些從鄉下到縣城來趕場的，他們先前與吳家素不相識，都是一些正直的農民。

在以後的幾年裡政府有關部門多次來吳家勸說吳的父親把兒子的骨灰埋了，說是「入土為安」。但吳父斷然拒絕。他對來人說：「除非把我槍斃了，同兒子一起埋！」來人一定要他回答「什麼時候才埋？」吳宰釘截鐵地說：「擺到國鋒平反昭雪的那一天！」

吳的父母是堅強的，但這個家庭卻是悲慘的。２０００年春天我們與吳的父親和弟弟見了一面之後，吳家又連遭厄運。吳家唯一能寄於希望的二兒子，也就是我們曾經見到的國鋒的弟弟，不久又患了尿毒症，經家人多方奔走，包括我們難屬群體為他們向海內外呼籲，都無法湊滿為病人換腎的高昂費用，結果不到兩年，就眼睜睜地看著他離開了這個世界。緊接著，吳父本人的腎上又患了惡性腫瘤，再一次把這個家庭拋入了絕境，最後不得不把那個壞腎切除了，才保住了性命。

那麼多災難都落到這個家庭的砩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