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留美幼童的悲喜劇

　　出國難

　　派留學生出國，本來是近代世界文化交流中司空見慣的事情，但在專制積澱甚深的中國卻經歷了一個十分曲折的演進過程。

　　魏晉隋唐時期，有數百名高僧跋山涉水往印度鑽研佛學，可以講這是中國最早的留學生。然而，宋元明清以降，由於中國的優越地位和封建王朝的故步自封，出國留學者卻寥寥無幾。尤其是清廷推行的閉關鎖國政策，幾乎關閉了中國人走向世界的大門。當1840年鴉片戰爭爆發的時候，中國人的世界知識極其有限，連林則徐那樣努力睜眼看世界的開明官僚，都無法準確說出英國的地理位置，甚至認為英國和俄國接壤。伴隨著鴉片戰爭的硝煙，林則徐、魏源等有識之士不得不千方百計去瞭解世界，研究西方，最後提出了「師夷之長技以制夷」的正確主張。但真正將這一主張付諸實踐的是20年後興起的洋務運動。辦洋務要設廠、開礦、修鐵路、造輪船、搞通訊等，急切需要一大批懂得現代科學技術的新型人才。於是派留學生提到了日程上來。客觀地講，洋務運動是清廷往美國派留學生的產婆。不過，沒有容閎艱苦卓絕的努力，留學生的派遣也難以在19世紀70年代變為現實。

　　容閎是廣東省香山縣南屏鎮(今珠海市)人，家境貧寒，1835 年，7歲的容閎無錢讀書，只得到德國傳教士在澳門開辦的教會學堂去上學。1842年，為紀念英國傳教士馬禮遜(Morrion)的業績，將這所學堂更名馬禮遜學校，遷往香港。1847年，該校校長、美國傳教士布朗(Brown)因病提前歸國，要帶幾名學生赴美留學，容閎在布朗的幫助下，來到了他朝思暮想的美國。他先讀中學，後往耶魯大學攻讀英國文學。他雖然得到了一些獎學金，但遠不夠用。讀書之餘，他常去打工，幫人洗衣服，拉煤球，擦汽車；有時還到圖書館幹活；美國學生自己合夥起火做飯，他就自告奮勇去當服務員。有時勞累一天，回家不吃飯就抱頭大睡。經過7年的艱苦奮鬥，容閎不僅中學畢業，而且順利地拿到了大學文憑，獲得文學學士學位，成為中國受過美國高等教育的第一人。當容閎戴上學士帽的那一刻，他特別思念祖國和親人。面對美國的強盛和清朝的落後，他突然產生一個閃光的念頭：如果中國的青年也像我容閎這樣來美國接受教育，學到技術和本領，再回國去建設祖國，「芨西方文明之學術以改良東方之文化」，要不了多少年，中國就可以「一變為少年新中國」。這就是他為之奮鬥一生的「留學教育計畫」。1854年11月，容閎謝絕了許多美國友人的挽留，回到了闊別7年的祖國，為選派留學生出國而紮實工作。

　　經過3個月的海上顛簸，1855年3月，容閎在香港登陸。如何去選派留學生出國呢？真是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他甚至連國語都忘得差不多了！實在無奈，先往廣州學習中文，後往香港謀生，盼有朝一日能遇到清廷的顯宦，說服他們往美國派留學生。辛苦奔波了一年多，一無所獲。於是又來到了上海，先在海關做事，後當翻譯、譯書，轉而經商，開茶葉公司。

　　經過七八年的闖蕩，容閎已經頗有名氣，深得那些洋務官僚的賞識。1863年曾國藩致涵容閎，「亟思一見」。於是，容閎被收留在曾國藩的門下，幫曾辦洋務事業。1870年，曾國藩往天津處理「天津教案」，容閎當翻譯，有了和曾單獨接觸的機會，於是大膽向曾提出了他的「留學教育計畫」。曾國藩非常贊同，立即與李鴻章聯合上奏，得到了清廷的批准。

　　曾國藩和李鴻章計畫先向美國派120名留學生，主要學習科技、工程等辦洋務急需的學科。考慮到語言問題，決定選10到16歲的幼童出國；從1872年起每年派30名，至1875年派完；留學年限為15年；經費一律由清廷支付。如果在今天，這樣優越的條件，難得的機會，不知有多少人會千方百計去爭取出國。但在那時，絕大多數人視出國留學為危途，尤其是美國，離中國遙遠，不少人認為那是個非常野蠻而不開化的地方，甚至會把中國人的皮剝下，「安在狗身上」，特別是將10來歲的兒童送出國，一別就是15年，還要簽字畫押，「生死各安天命」，讓一般家長難以接受。所以，容閎使出全身解數，就是招不到這30名幼童。於是他不得不返回老家香山縣動員說服鄉親們報名，同時在附近縣市活動，結果還是沒有招滿，最後在香港又招了幾名，才湊足30名，於1872年8月11日由上海赴美。以後的3批90名學生，雖然招收時遇到的困難稍小一點兒，但同樣艱難。不過，由於容閎的執著，120名幼童如期派到了美國，終於打開了中國官派留學生的大門。這120名幼童多數來自廣東等東南沿海地區，這和當時中國的開放格局完全吻合。

　　出國後更難

　　幼童們懷著寂寞、淒涼、悲哀但又興奮、好奇、激動的複雜心情來到了千萬里以外的新大陸。撲面而來的是語言問題，沒有經過英語訓練，無法和美國人交流，而且將他們三五人一組分到了美國友人家裡，生活上更摸不著門道。他們的女主人出於愛憐，常常見面就抱起來親他們的臉頰，這些幼童個個滿臉通紅，不知所措。禮拜天房主人帶他們去教堂，他們想拒絕又不好張口，只好偷偷地溜走，因為清廷明確規定他們不許信仰基督教。這自然破壞了他們和房主人的友好感情。至於西餐，他們更吃不慣，餓肚子在所難免。帶隊的清廷官僚自帶了一些醃黃瓜，沒幾天就被幼童們偷吃光了。剛到美國的幼童一身中國打扮，瓜皮帽，藍緞褂，嶄新的黑布鞋，油亮的黑大辮，特別引起美國人的好奇感。幼童一上街，就會有一群美國小孩子跟在後面圍觀，有的還高喊：「中國女孩子」！讓這些中國幼童非常難堪，有的急得直哭。學習上的問題也很多。他們要補習英文，還要集中起來學漢語，每週寫一篇作文，如果寫不出來，漢語先生會打屁股。

　　經過兩三年的英語補習，多數幼童可以進學校學習了，清朝官吏對他們的管制也相對減少了。在美國的小學、中學，幼童們接受的是一種全新的教育。

　　加上小孩子特有的適應能力，他們很快融入了美國社會，很多美國學生喜歡和他們交朋友。幼童們初來美國時那種生活上的困惑已經不復存在了。而且，中國人聰明好學、刻苦奮鬥的天性，使這批幼童個個學習用功，成績優良。有的因為用功過度，常常病倒，有3位積勞成疾，客死美國。比起在國內求學來，這些幼童的負擔要重得多。到1880年，多數幼童已經中學畢業，個別的如詹天祐等考入了大學，還有一些進入中專或其他職業學校學習，成材在望。但新的政治危機一天天在增加。

　　清政府派留美幼童的如意算盤是，在政治和思想上保持封建文化傳統的前提下，把美國的先進技術學到手，舊瓶裝新酒，換湯不換藥。事實證明，這是不可能的。幼童們在美國接受的是西方的教育，過的是美國式的生活，對於十來歲的孩子來講，非常容易「美國化」。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些幼童不願穿中式服裝，經常是一身美式打扮。尤其是那根拖在腦後的長辮子，既麻煩，又常遭人白眼，不少幼童索性把辮子剪掉，見清廷長官時再弄一根假辮子裝上。眾所周知，在清朝，辮子不是簡單的裝束問題，而是是否忠於清廷的政治問題。當清廷官吏發現有的幼童剪掉了辮子，就一面嚴厲管教，一面上奏清廷。清政府自然對這批留美幼童失去了政治上的信任。還有一些幼童受美國宗教文化的影響，漸漸地信奉了基督教，這更是清政府不能容忍的。幼童們從小學到中學，用的都是西方的教材，不但學到了許多新的自然科學知識，而且也接觸了較多的資產階級啟蒙時期的人文社會科學文化，數年之後，他們漸漸地對學習《四書》、《五經》等失去了興趣，對孔夫子也不那麼崇拜，對煩瑣的封建禮節也不大遵守了。反而對個人權力、自由、民主之類的東西十分迷戀。個別的幼童還和美國的女孩子暗暗約會，自由戀愛。現存的幾位留美幼童所寫的情書，充滿著纏綿悱惻而情真意切的熾熱情感。充滿青春活力的幼童們還特別好動，他們參加各類體育活動，經常出沒於籃球和足球場上，詹天祐等人還組織了棒球隊，在不少比賽中取得了好成績。在受過美國文化熏陶的容閎眼裡，幼童們的這些變化都是很自然的。但是，和容閎一起負責管理留美幼童的清廷守舊官僚卻視幼童的這種新變化為大逆不道，處處給幼童們出難題。一場圍繞留美幼童的中西文化衝突不可避免了。最後不得以1881年將幼童淒然撤回而告終。

　　中途撤回--美夢難圓

　　按照容閎的本意，是讓留美生一年一年地派下去，至少堅持百年，就能為實現中國的現代化造就一批高級人才。由於清廷對容閎的信任程度有限，所以只讓他擔任留美生副監督，遇到好多重大問題還是由監督說了算。1876年，吳子登出任留美幼童監督。吳支持洋務事業，還有一定的英語水平，但思想開放度不高，行為古怪，官僚習氣嚴重，對派留學生常持異議。他一上任，就將幼童們召來，嚴加訓斥，引起多數留美生的不滿。他尤其對一些幼童信奉基督教不滿，下令開除了兩名信教者，並勒令二人回國。這兩名幼童知道回國後沒有好果子吃，就在美國友人的幫助下，轉往異地上學。後來都成了很有成就的名人。吳子登還增加幼童們的中文課程，突出進行封建道德禮儀教育，對剪掉辮子者嚴懲不怠，甚至杖責。一時間搞得留美幼童人心惶惶，最後在幼童們的心理反而激起了一種逆反心理，對吳子登的話就是不聽，只服從容閎一個人的。這更使吳子登怒不可遏，視容閎為仇敵。令人不安的是，吳子登頻頻向清廷寫奏折，經常給李鴻章寫信，講留美幼童如何「美國化」，如何不聽管教；講容閎如何放縱幼童，如何目空一切，如何失職。而容閎畢竟不大懂中國政治，從來沒想到向清政府寫奏折，或給李鴻章寫信講明情況。這樣時間一長，清廷即對吳子登的話信以為真。連曾紀澤這樣開明的官員都認為留美幼童難以成材。所以當1881年吳子登請求清廷將幼童們全部撤回的時候，迅速得以批准。於是，吳下令，所有幼童從1881年8月21日起，分3批，啟程回國。

　　幼童被撤回的消息，無論對容閎，還是這些幼童，乃至教育幼童的美國老師和朋友，都似青天霹靂。因為，再過四五年，有一些幼童就要大學畢業，其他的一部分也會陸續升入大學，真是眼見成熟的果子硬是被剝掉了！耶魯大學的樸德(Porto)校長聯合一批美國友人致信清廷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有理有據地指明了撤回留學生的錯誤，並要求改正。但清政府從政治著眼，還是將幼童撤了回來。除了病故和設法留美不歸者外，94名幼童平安抵達上海，像犯人一樣被關在了一所學堂裡，連中秋節都不許外出。幼童們講：「只有睡覺，似乎讓死亡結束一切痛苦和折磨。」經過數天的「關押」，終於等來了長官的訓話，並隨意將他們分配了工作。例如學工程的詹天祐卻派往廣州教英語。然而，這批人畢竟學到了一些先進技術，高人一籌，經過他們個人的努力，到20世紀初年，都取得了相當可觀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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