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傑：夾邊溝的罪惡與死亡----讀和鳳鳴《經歷----我的一九五七》

2004-06-11 22:09 中國的古拉格群島，大飢荒時餓死大批右派份子的「夾邊溝」勞改農場，迄今為止依然被遮蔽在歷史厚厚的幃幕背後，在「夾邊溝」曾經發生的一切並不為大多數國民所知曉。「健忘」是深陷與苦難與黑暗而無法自拔的中國民眾唯一的麻醉劑。這種記憶的「缺席」狀態，使我們一直像奴隸一樣生存在屈辱之中。值得欣慰的是，近年來，從楊顯惠的《夾邊溝記事》到和鳳鳴的《經歷 我的一九五七》，從當事人勇敢的講述到後來者不斷的追索，「夾邊溝」的真相終於一點點地暴露了出來。

西北民族學院的退休教師和鳳鳴就是夾邊溝的倖存者之一。一九五七年，在《甘肅日報》工作的和鳳鳴與丈夫王景超一起被打成右派，在夾邊溝農場開始了一段苦難而恐怖的人生。不久，丈夫被折磨而死，和鳳鳴本人則僥倖生存下來。四十多年之後，她終於拿起了筆，記載下那段不堪回首卻又必須回首的地獄之旅。

在她的《經歷》中，描述了六十年代初發生在夾邊溝許許多多悲慘的死亡故事。難友劉學琨在十七歲就參加甘南農民起義，領導者是其四叔劉餘生。在劉學琨被遷入安西十工農場之後，很快就飢餓而死。臨終前，他託人給難友馬英送去一本筆記本，首頁寫道：「馬英同志，你如果能活著出去，請一定轉告我的四叔劉餘生、省委書記高鍵君，就說，我是被餓死的、凍死的、折磨死的，我是無罪的。」劉學琨死時年僅三十五歲。

傅作義弟弟報效祖國歸來餓死夾邊溝
傅作義的弟弟傅作恭也餓死在夾邊溝。傅作恭興致勃勃地從海外回來報效祖國，卻被打成右派，押送到夾邊溝。一九六零年三月，傅作恭再也無法支撐高強度的勞動了。同是難友的美學家高爾泰向管教幹部趙來苟匯報說：「傅作恭是不是真的不行了，我看見他拉的是黑屎！」趙來苟說：「我拉的也是黑屎！誰讓他當右派，他如果不當右派，就到北京住在他哥哥傅作義的公館裡，想吃什麼吃什麼，誰能管到他頭上！傅作義與人民為敵，殺了不知多少人。傅作恭從國外回來，也不是好東西。」傅作恭掙紮著走了十幾里路，告訴管教幹部說：「我實在走不動了，在資本主義國家，有事還允許申辯嘛！」趙來苟聽了大怒，罵道：「我看你就是資本主義！」他命令別的勞教分子用芨芨草擰成繩子在傅作恭的脖子上圍成一圈，前面綁著半截繩子，後邊也綁著半截繩子。傅作恭仍然背著草筏子，前邊的人牽著繩子拽著他向前走。傅作恭走不動跪倒在地上，後邊的人就往後一拉繩子，將他拉起來繼續向前走。三天後，傅作恭再也站不起來了。當難友們把他拉到新添敦的時候，原蘭州大學醫學院教授、勞教份子劉逢舉走過來看了看說：「已經死了兩三個小時了。」

在飢荒的高潮期間，夾邊溝滿山遍野都是右派份子的屍體。難友張露玲帶著三歲的小兒子小三去荒野撿柴禾。在一個大沙窩旁，母子倆撿著撿著，小三突然喊道：「媽媽，你看，那是什麼？」她抬頭望去，才發現那是一具被沙子半掩蓋著的屍體，頭臉都黑黑的，露出的一隻手也是黑黑的。她回頭向四周張望了一下，又發現六七具未埋好的屍體，暴屍荒野。隨著父母到農場的右派份子的孩子，早早地就見到了死亡。

這些死者，大都是中華民族的優秀人才。對於精神變態的獨裁者毛澤東來說，折磨並消滅知識份子是他最快樂的事情。就在右派們在無數個「夾邊溝」裡悲慘死去的同時，毛澤東卻在中南海裡上演「不吃紅燒肉」的「減肥秀」。在這個魔鬼的心目中，人的生命和尊嚴微不足道，他的子民僅僅是一個數字而已。

作惡多端草菅人命的管理人員
毛澤東固然是這場苦難的製造者，但如果沒有大量忠實的凶手和走狗的話，他也無法實施龐大的虐級計畫。夾邊溝的管理者們在中共的權力體系中，這些農場的場長、隊長、管理員，僅僅是金字塔底層的「芝麻官」，他們卻掌握著無數右派份子的生死存亡。他們沒有絲毫的「良知的彈性」，而是變本加厲地實施「上面」的命令，導致了死亡像瘟疫一樣在「夾邊溝」裡蔓延。

《經歷》中記載了在夾邊溝農場新添敦站的諸多慘劇：一九五九年三月，站上組織大隊人馬勞動，早晨五點起床，站上用夾著谷糠的小米熬了稀米湯，供大家吃喝。因米湯太稀，有人想出一個辦法：在地上挖個小坑，放上毛巾，把飯盆端來的稀米湯倒在毛巾上，湯裡的水分滲走了，小米和谷糠流在毛巾上。這樣就能得到少許小米，吃進肚裡還能頂點用。這種做法很快被管教幹部發現，一個正在這樣充飢的右派份子郭斟玉被抓住，在他的短大衣裡發現了一堆小米。管教幹部當即將郭吊到一間房子的房樑上示眾。六個小時之後，吊郭斟玉的繩子斷了，郭斟玉人掉到了地上，頭顱變成褐色，兩個眼球被吊得突出，已氣絕身亡。

另外有一位難友從地窖中偷了一個老南瓜、幾個洋芋，被站上來的場長劉振宇發現。劉當即命令下邊的管教幹部脫去他的棉衣，只剩下身上的襯衣，用麻繩將其捆結實，扔進一所空房子。然後，劉揚長而去。第二天，站上的管教幹部這才想起來。但是零下三十多度的嚴寒，在一夜之間已經將這位難友凍成了冰棍，哪裡還能活過來？

有個原省檢察院二十多歲的幹部張雨沛，被打成右派之後也押到了夾邊溝。他編了一段順口溜說：「祁連山戴帽，勞教人員睡覺，苦難的日子何時了，問誰誰也不知道。」被人告密之後，由場方匯報到張掖地委。地區法院將張雨沛定為現行反革命分子予以逮捕，後於九月判處死刑，在新添敦就地槍決。和鳳鳴嘆息說：「這一『殺一做百』的暴行，使每個難友膽戰心驚，絕望到了極點，他們經受的真是人間地獄的苦難啊！」

這些案例還只是夾邊溝的死亡和罪惡的冰山一角。像趙來苟、劉振宇等有名有姓、作惡多端的管教幹部還有很多很多。他們是毛澤東政權的堅固基石，他們對毛澤東的指示深信不疑：階級敵人都不是「人」，我們要將他們像螞蟻一樣消滅。所以，在趙、劉等人身上已毫無人類的基本的同情和悲憫之心可言。

毛澤東死後，鄧小平開始了「改革開放」。但是，毛澤東的罪惡並沒有得到彰顯和清算，那些幫凶們也並沒有受到懲罰。暴力依然是這個國家唯一的信仰。這些殺人不眨眼的凶手以及他們的接班人依然在掌握權力，毛澤東的陰影依然籠罩在中國的上地上。

毛成功地消滅人類的尊嚴感
毛澤東的「國家恐怖主義」為何能夠暢通無阻地「落到實處」？讓西方人迷惑不解的是，即便在數千萬人餓死的時候，也罕有公開的反抗？我認為，首要的原因在於毛澤東建構了人類有史以來最強大、最殘暴的國家專政機器；其次則是因為毛澤東泯滅了中國人最後的尊嚴感和高貴感，將中國人降低到只知道「活著」的、植物般的、最低級的生存狀態。毛澤東時代絕非北京御用文人們說的「激情燃燒的歲月」，而是人類歷史上罕見的人與人之間隔絕、敵視、仇恨、鬥爭的時代。

甚麼樣的暴政能夠將「知書達理」的、「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貧賤不能移」的知識階層「改造」成搶著吃蛆蟲的行屍走肉？中國歷史上沒有哪個暴君能夠做到這一點。毛澤東卻做到了。和鳳鳴寫到了這樣一個細節：農場財務處的張振英從二站轉悠回來，說：「二站的右派把指頭粗的長蛆也抓來煮著吃，叫站上把煮蛆的茶缸子給沒收了。這些右派咋真不講衛生，吃死了咋辦？」對此，作者評論說：「我的難友們如果不是飢餓難耐，誰會到麥地裡抓綠蛆吃呢？……在目前如此險惡的生存環境裡，想出吃這種蟲子，實際上也是出於自
救的一種智慧，這種智慧卻被粗暴地扼殺，連同茶缸也被沒收。」

作者還講述了省建工局出現了一件奇事：建工局被送到夾邊溝農場勞教的右派份子共八人，六人死在農場，兩人被「搶救」回來。五月間，一個被宣布「死亡」的人，卻突然出現在辦公樓裡，嚇得大家驚慌失措。原來，此人名叫曹德明，是建工局的技術員。在大飢荒的日子裡，他昏死過去之後被難友拉出去埋葬。難友胡亂在他身上蓋點土便回去了。他甦醒過來後，被一個放羊人救起，輾轉回到蘭州。那麼，埋葬他的難友為什麼發現他活著卻沒有將他救回呢？後來人們分析只有一個原因：當時農場規定：埋一個死人給兩個饃，如果他把活人再拉回去，兩個饃都不會給他。為了兩個饃，他便把曹德明留在了荒野中自生自滅。

兩個饃比一個人的生命更有價值，這就是毛澤東強加給中國人民的倫理邏輯。我們很難譴責那個為了兩個饃而對難友見死不救的搬運者，因為他本人也是個可憐的受害者。《聖經》告訴我們：有了愛，才有了文明、尊嚴和勇氣以及一切高貴的品質。而作為撒旦的化身，毛澤東所致力的恰恰是消滅愛、尊嚴和文明。在夾邊溝裡，他成功地實現了這一罪惡的計畫。

二OO四年三月三十一日

(載自開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