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蛙：我們在自己的國土裡逃亡

一梁說：「那是因為你這樣的人對生活沒有安全感的緣故，尤其是對一個地方甚至於指對一個國家沒有安全感。"

聽後我恍然大悟。

住在北京我們恐懼。住在上海我們也恐懼。在中國任何一個地方我們的生活都充滿了恐懼和不安。從寫作發表文章到生活中的小事情，比如電話被監聽，行動被監視，網路被騷擾，遇到新的朋友會懷疑他或她是中共派來的「克格勃」，會陷害我們，出外歸來會檢查自己的寫字臺是否被人翻動過，檢查電腦是否被清洗過，對面那家人的燈火老向著我們的房間，他們是不是也在監視我們的行動，我們把所有的證件都捆在一起隨身帶著，等等等等──長時間活在這樣一個沒有安全感的地方，我們這樣一個有血有肉的人會感到難受，會受不了，會精神失控，甚至精神分裂。所以我們會想到另一個陌生的地方，去喘喘氣，去躲開一個國家的騷擾和監控。在旅途中我們也許能把一時的不安忘卻，拋棄憂愁，放開胸襟，投入到一個作家詩人的情懷之中。大自然給了我們安慰和生存的熱情。我們也需要這種安慰和熱情。

2004年的中共兩會期間，我們拒絕與任何陌生人或者長久未見面的朋友聯繫，突然一梁闊別了20年的老同學發來伊妹兒，說什麼敘舊之類的話，把我們嚇得半夜也爬起來談論他是否「別有來頭」？於是一連幾夜陷入失眠的煩躁與困惑之中。後來大著膽子跟他聯繫了，還要對上20年前一梁大學時期寫的詩句才放心，才證實確是其人。再後來就是兩人抱頭苦笑一場。當時我們的郵箱一天有上百封巨重病毒信件，電話時好時壞。我們的呼吸也時長時短。

好了，終於等到這幫兔崽子開完會了，迎來的是激動人心的「6．4」15週年。我們的電話早在5月初就有問題了，竟然打不到一梁母親家裡，別的任何地方都試過沒問題。他母親說應該致電到112查詢。無奈，就是112打不通。我們放棄了。5月中旬，一梁母親家裡警察上門了。我在大陸的詩歌專欄被「咯嚓」了。於是我們決定搬家，搬到上海郊區一個叫西渡的地方。沒幾天傳來吳非及其他數位中文獨立作家筆會成員也遭當局監控、騷擾、警告的消息。不到幾分鐘我們的手提電話「無間斷」地受到騷擾。我們剛到寶地，警察再次上門來，不談「6．4」的事情，也不談寫作的事情。他們說來「看」我們是履行公事。於是，5月27夜我們致電李國濤，問他那邊的情況如何。其實我們已經得知楊天水被逮捕了。

5月31深夜，我們收到李國濤的郵件，知道警察就在6月1日凌晨把他帶走。而我們在6月1日中午，警察又再度上門來，說我們租房子的人需要辦理「租房許可證」，（還是沒有提起關於「6．4」的事情）我頓時傻了。我們從來沒聽過這等事，致電問一梁母親，她說，她也沒聽過有這樣的事。但是警察還是把我們的證件帶走了，說拿去複印，幾分鐘之後又給還我們。

6月1日我們還不能在家裡上網，恰好我們新安裝的電話在早晨就開通了，當時並不知道李國濤被警察帶走的消息。一整天我們都在揣摩警察的下一步行動將會是什麼。直到夜裡9點多鐘，電話通了，可以上網了，我們才得悉這個消息。當時一梁看見樓下的警車，便明白了他們的來意。我們才趕快把電腦關掉，拎起簡單的行裝往另一條路走了。我們自己把這一行為稱之為旅行。

那時是10點20分。

上海的空氣凝漫著石灰的味道，令人窒息。

我把手提電話的電池也拔掉了。

頓時，上海的街道好像出現兩個與世隔絕的人。我的心撲通撲通地跳個不停。呼吸困難。

通往浙江海寧的火車是凌晨03:33分，6點抵達。一梁在火車上一度精神出現幻覺。他去了洗手間回來，找不到自己的座位，以為我丟了，激動得幾乎大聲叫出來。火車徐徐前進，旅客寥寥無幾，都很平靜地倒在座位上睡覺。國民並沒有為這個悲慘的日子的來臨而動情、而悲傷。也許大家都忘記了，畢竟那是別人身上的傷痛。也許大家都恐懼受到傷害。總之，我們看到的是一個平靜的凌晨，一列沒有激情的火車在向著一個普通的江南水鄉前進。可我們卻陷入驚慌恐懼之中。

6月2日早晨抵達海寧──徐志摩的故鄉。似乎世間的不平事、悲慘事都逃離我們的腦袋而去。我感到被《再別康橋》的詩意包圍。我們兩人是「再別上海：，高興，真的體驗到人活著的目的就是為了高興二字，而高興的基礎就是安寧，安寧的基礎就是自由和滿足。

海寧人的臉上都現出和平與滿足的笑。他們也許是我旅遊過的城市、除了西藏拉薩之外，是最友好的城市居民。那裡物價便宜，環境乾淨整潔。一梁說，「我們搬到這兒居住吧。」我笑了，想起《誰在俄羅斯能過好日子》來，便故作聰明把書名改了改，變成《誰在中國能過好日子？》

參觀過徐志摩的故居和墓地。6月3日到王國維的故居──海寧鹽官鎮。國學大師的房子並不大，裡面工作人員說：「過去鹽官是海寧的首府，王國維家算是現在的小康之家，儘管他出身顯赫。再說，當時這裡並沒有窮人。」

可是，大師是自殺死的，誰也忘不了。

在海寧，小食店的老闆熱情地給我們端茶倒水。我說海寧人真的很富裕，幾乎看不到破破爛爛的房子或者穿得破破爛爛、粗裡粗氣的市民。他笑著說：「但是，我們這兒的貪官可不少。」

那晚，我們的晚餐花了14元人民幣。

6月4日，一梁問我：「你覺得李國濤是否被放出來了？一般不超過48小時，若過了就得關1個月。假如他被關起來，我們一定要呼籲營救他！他是民運的靈魂人物，他身上閃爍著人格的魅力。」

我們好像總是在趕車。今天我們還是沒上網，不敢打電話。車通往嘉興，再由嘉興轉到嘉善的西塘江南古鎮。

夜幕已經降臨。

在古鎮的門口，寫著60元門票。當然，我們不買票就進去了。票只是留給那些被旅行社要挾的旅客來買。

找了家客棧住下，在一條小巷裡一家名叫「大塘人家」的餐館吃晚膳。這家餐館是一位上海年輕人開的，人很和善，桌子腳下就是流動的河水。江南人家的門口都掛滿了紅彤彤的燈籠，似乎與這個15週年的「6．4」大屠殺的紀念日不大相符。人們都在為桌上的杯盤而陶醉。

一梁叼著煙卷，迷惘地望著河上紅燈籠的倒影。

通向河岸上人家的石階上，蹲著一位婦人，正在唰唰唰地洗衣服。此時此刻，我想起秦淮河，想起「商女不知亡國恨」來。

6月5日，回到我們暫時的家，一梁致電李國濤家裡，電話長響。再撥打楊勤恆，他母親接。再撥打戴學武，他家也沒人接。

晚上8時許，再次致電戴學武。他接電話了。他說，大家6點鐘才解除警報。他說，李國濤6月1日凌晨被帶走後。警方不允許他走出家門。6月3日他要求出去，在馬路上被警察帶到警察局關了48小時，1日後才回到家裡。

一梁最後跟李國濤聯繫上了。

我感到無比的疲憊和虛脫。

（2004年6月6日下午於上海西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