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哈貝爾所說，在後集權社會，真相在最廣泛的意義上有特別的重要性。就蔣彥永大夫而言，他首先是個救死扶傷的醫生，挽救生命是他的職責所在。但當他無法用自己的醫術幫助那些被中共政權藏匿的SARS病人時、當他面對六四死難者被開花彈炸開的傷口而無力回天時，他將自己所看到的事實說了出去，這是做為一個醫生的最高境界，也是民主良心的體現。
無論是對SARS真相的揭露，還是要求為六四正名的要求，其巨大的振撼力並不奇怪，這就是公開說出真話的力量。在一個謊言與暴力充斥的環境下公開說出真相。這種人民的反抗方式對專制政權的衝擊力度，其實是無法估量的。因為專制政權從來經受不住真實的拷證，因為人民渴望真實的聲音。說出真話這一簡單的行為大大增加了專制政府維護謊言的運作成本和法律風險，使專制政權陷入尷尬的道德處境，促使其內部產生其各種微妙的變化。由於有許良英、楊獻義（音）、吳祖光，丁子霖、蔣彥永、劉曉波、杜導斌等無數秉持良心的公民，勇敢的發出真實的聲音，今天的中國才有大量的跡象顯示中共的專制政權面臨著前所未有的生存之挑戰。
對蔣彥永醫生的扣押暴露了中共政權在這種挑戰面前的極度恐懼心理。在蔣彥永醫生的良心真話面前，一慣以謊言與暴力統治中國的中共政權必將敗下陣去。蔣彥永拒絕中共的釋放條件，則顯示了蔣大夫真理在握的絕對自信。時機一但成熟，一個赤手空拳的平民百姓就能用來解除一個整師的武裝。在此之前的一句句真話在平民百姓中的傳播，便是為著解除所做的必要鋪墊。由於這些真話的力量，我們看到六四的劊子手李鵬已經不敢再義正詞嚴地反對暴亂，而是要想方設法推卸責任。
今天他們所面對的雖然不是天安門廣場百萬隻舉起的拳頭，但此起彼伏的是來自真相被說出的壓力。在這種聲音面前他們同樣感到恐懼，卻無法用坦克進行鎮壓。
(自由亞洲電臺)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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