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鐘：中國右派的英勇起義——試論一九五七年「反右運動」的歷史地位

當我們深入認識林昭之後，自然會想到：一九五七年的大鳴大放和反右派運動，究竟是甚麼性質？它的歷史定位是不是已經清楚？中共方面迄今為止不改「右派向黨進攻，但嚴重的擴大化」的定性，海外非共地區有代表性的判斷是一場「陽謀」，是比秦始皇焚書坑儒遠為殘酷的運動。更多人相信是一場曠古未有的「大冤案」，所謂右派，並不是反黨反社會主義，他們只是為了黨好而提提意見罷了，因此，戴右派帽子極不公平，應予平反，還其公道。

為右派正名：非共的民主派

但是，深入研析反右運動材料和中共歷史，可以有一些新的看法。林昭案就是一個例子，她目睹反右運動的欺騙和橫暴後，寫下的大量文字，已明白顯示，她對中共已從失望轉向反抗，中共乃至毛澤東的理論與政策，都成為她批判與反對的對象，這不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又是甚麼？說反右是冤案，是陰謀，也沒錯，但這種正確性只是針對中共統治者對言論自由卑鄙鎮壓而言，「陽謀」只不過是鎮壓的方式與手段。但本質上，右派鳴放應是一場民主運動。是矛頭指向以毛為首鄧小平為次的專制集團的一次反抗，只是這次反抗是帶著被誘惑的形式出臺的。

誠然，被劃為右派份子的約一百萬人之中，不少是並無政治含意或純屬個人意氣或完全是誤會，甚至為充數而落網的，但是在廣義的知識界，有過「言論」而遭批鬥者，無論激烈與否，輕重與否，「善意」與否，從政治意識角度而言，客觀上皆可以視為中共專制制度的異見者，如果按俗稱中共為左派（如香港），這些異見者被稱為「右派」，應該是名正言順。毛共常常自命左派，這些異見者，自然可以列為右派，或者民主派。平反，乃是按照法制原則，糾正對這批無罪的言者的不公正待遇，恢復他們應有的權利與社會地位，而不必把他們擺在擁護黨忠於毛的隊列中。當然，在把「右派」極度醜化扭曲的中國大陸是不可能這樣正面界定右派性質的（甚至香港也難）。

然而，當歷史的塵埃落定後，中共治下的「右派」，必有正大光明受人尊重的一天，而不是如朱鎔基做了堂堂總理，也羞於面對自己的右派歷史。而那些如林昭一樣進行過英勇抗爭者，絕對可以列入先烈和英雄的光榮榜。

章羅等民主黨派挑戰中共獨裁

為了支持上述論點，可以對右派的四大類別作如下分析。先看看究竟五七年反右派運動及五八年的反右「補課」中被劃為右派的人數是多少？官方引用的數字是「五十五萬多」人，傳是前統戰部長李維漢透露的，但作家劉賓雁據一位黨內機要人士透露是一百零二萬人。留美學者丁抒多年考證結果，五十五萬是縣以上城市內的右派，加上縣以下的農村右派及內控右派，不戴帽右派，總數有一百萬人，另有數十萬中右份子，反社會主義份子也在反右運動中製造出來。詩人邵燕祥認為，有關部門公布的數字是五十三萬多人，實際上大大超過此數。可以相信，反右的生死簿密藏在中共的檔案櫃中，不像大飢荒與文革亂局，當局掌握相對準確的數字。

毛反右派的第一目標是「民主黨派」，一批頭面人物被他欽點，如章伯鈞、羅隆基、儲安平、章乃器、黃紹□等。毛還親自為人民日報寫社論，怒批「章羅同盟」和文匯報的「民盟右派系統」。同盟之說，無中生有，但章羅言論並非一般，章伯鈞不滿「一黨獨佔政府機構」，「人民沒有說話餘地，只是共產黨的專政，並沒有人民民主專政。」因此，提出「政協、人大、民主黨派、人民團體應該是政治上的設計院 ...... 一些政治上的基本建設至少先交他們討論。」挑戰中共一黨獨裁。

光明日報總編輯儲安平直接向「老和尚」毛周提意見，批評每單位都派黨員做領導，是「一個一家天下的清一色局面」，他質問，十二名副總理怎麼沒有一名黨外人士？「黨天下」之說，傳遍天下。肅反運動，是中共專政的敏感問題，雖然公安部長羅瑞卿在反右前內部講話中可以承認「有些幹部對犯人比奴隸主對奴隸還殘忍，簡直是慘無人道。」但是羅隆基質疑年年肅反，主張成立一個委員會，為歷次運動受冤屈者平反時，就罪莫大焉。羅還要求共產黨員退出民盟，因為所謂民主黨派的不少領導人都是中共秘密黨員。還有如農工民主黨副主席黃琪翔尖銳抨擊蘇聯
是黨和領袖獨裁，黨內黨外皆無民主，中共學蘇聯太危險了。

今天，人們對章羅儲等言論自然有無限同情，殊不知這些意見同今天「結束一黨專政，平反六四」的口號，性質完全一樣，是對中共專制最直接的挑戰。而毛把他們列為首要打擊對象，不僅針對其言論，而且深知章羅等人是資深的政治活動家，他們在國民黨時代或為中共同志、同路人，或為支持者，而且都是向蔣介石爭民主的獨立之士，有才能，有影響，章羅當時還是部長級統戰人士。

必須指出，他們對中共專政的不滿，對中共本質認識之深，絕非一般知識份子可比。他們是受過西方民主自由熏陶的人，又有政治鬥爭經驗，章伯鈞是中共南昌起義的重要幹部，儲安平則早就有過「國民黨是自由多少的問題，共產黨是自由有無的問題」的精彩之論。因此，在觀念上，他們是非共（或反共）的右派，是西方價值觀的傳播者。他們的言論，可能只是觀察所及的冰山一角。一九四九年艾奇遜白皮書寄望於中國的「民主個人主義者」，首先是這班人，毛當然早有提防。

知識份子：專制的天然反對派

毛打右派的第二目標是「知識份子」，包括文藝界、教育界、新聞界、技術界的學者、專家、作家、藝術家、演員、編輯、記者等。

這些知識份子的批評大多根據自己在「外行領導內行」下的經歷見聞而出不平之鳴，但是也有相當的尖銳性。如京劇名角李萬春說：「黨的領導幹部根本不明藝術，一律以馬列教條嚇唬人，似乎拉屎撒尿都要結合社會主義，才拉得正確。」

編輯馮亦代為胡風叫屈：「欽定式文藝，是對文藝界頭上插上一把刀，文藝要喪命。」不少作家編輯主張允許辦「同人出版社」，要求言論出版自由。

著名外交專家，曾在審判日本戰犯中為國爭光的梅汝□批評黨領導不等於包辦一切，黨政要分開，黨應給人大以實權。他成了反黨的右派。清華大學教授徐璋本建議取消馬列主義作指導思想，公開呼籲結束共產黨一黨專政提議成立勞動黨，走尼赫魯中間路線（他死於勞改營）。復旦大學新聞系主任王中不贊成中共把報紙作「階級鬥爭的武器」。

劇作家吳祖光批評禁戲「對群眾喜愛的東西，用無數清規戒律斬盡殺絕」，「把擁有幾萬出戲的古典戲曲生生擠兌得只剩寥寥幾出戲在舞臺苟延殘喘。」

瀋陽師院教授徐公振說：「我國自古以來是尊重教師的，天地君親師。只有今天教師才沒有地位，共產黨不尊重教師。」北大王鐵崖教授等也批評學校機關化衙門化，教條主義長期統治，學術自由，已近窒息，學者專家變成鸚鵡。法律學者尤其不滿中共一九五二年強令解散法學院，指教的都是「資本主義的一套，要連根拔除。」社會學院命運也一樣，五二年被取消，教授在學校打散工。前輔仁大學社會學系主任李景漢氣很大，鳴放時說：「於今黨不僅要洗去臉上的塵埃，更應該把肥皂吞到肚子裡去洗一洗。」他要中共「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河南文聯創作部負責人欒星認為，胡風集團案是「一個大的文字獄」。「當今無產階級專政，馬克思主義的思想統治，比清朝文字獄還要凶，還要厲害。」上海一位教授調侃毛是「秦始皇、孔夫子加馬克思的混合體」。

這些知識份子開口鳴放之前顧慮重重，懷疑共產黨放長線釣大魚，四川一教授在家中貼上八個大字「守口如瓶，身心安寧」表示絕不上當，但是，這些善良的讀書人終於招架不住毛假惺惺的誘惑，毛一再高調鼓勵鳴放「言者無罪」，並贊同黨委治校不合適，要出版「蔣介石全集」。電影女演員吳茵甚至感動得對人說：「怕甚麼？甚麼都可以說，可以寫，有毛主席給我們撐腰！」他們哪裡知道毛早已制訂了「誘敵深入，聚而殲之」的策略。看看毛選第五卷，可以洞悉毛在五七年一月已處心積慮「一定要把社會上的歪風打下去」。

這些知識份子多數已屆中年，他們在國民黨時代受教育或者留洋回國，接受過西方價值觀的洗禮，面對中共執政以來的劣跡，他們當然有種種不平、不滿和憤慨，化作鳴放言論時，無論如何以事實為據，出於改良的善意，但必然與中共的權威與教條相衝突，而被視為反黨，這是他們悲劇的根源，也反映右派與共產黨之間的本質分歧，無關批評者與被批評者的動機與氣度。質言之，五十年代中國知識界與中共的矛盾，仍然是兩種世界觀的對立，不是簡單的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對立，而是一黨獨裁、共產專制主義和民主自由理念的對立。從這點上說，二者有不可調和的性質。

深受蘇東自由化影響的青年右派

毛的第三個反右目標是「青年右派」。這個群落以大學生為主體，他們批評共產黨的思想資源和前述兩類區別較大。這批青年學生，以其中兩名鼎鼎大名的林希翎與譚天榮而言，反右時都是二十二歲。對這兩位右派學生的處理，是毛親自批示的：「開除學籍，留校勞動，當反面教員。」而有五四民主傳統的北京大學則成為全國青年右派的一面旗幟。北大一批激進學生在鳴放高潮的五月十九日貼出《是時候了》的大字報，號召「年輕人放開嗓子唱」「舉起火炬埋葬陽光下的一切黑暗！」隨即大字報在校園鋪天蓋地而起，名曰「民主牆」，開大陸以大字報為訴求手段的風氣之先，直至一九八○年被鄧小平禁止。

北大右派學生深受蘇共二十大批斯大林的自由之風影響，他們同情波匈暴動，欣賞南共綱領，林希翎的演講，譚天榮的文章是兩個萬眾矚目的標桿。林讚揚鐵托，抨擊中共肅反，逮捕胡風是破壞法制，指「中國殺了七十七萬人，冤枉的人也有七十二萬。」她說：「真正的社會主義應是很民主的，但中國不民主，只能叫封建基礎上的社會主義，是非典型的社會主義，我們要為真正的社主義而鬥爭！」她指責中共的愚民政策，封鎖新聞，軍隊是教條主義大本營。

譚天榮的批判不如林潑辣，更帶理論色彩，他自稱是恩格斯的崇拜者（二○○一年來香港時，在北大校友會上，仍自稱是馬克思原教旨主義者）。他點名批評毛是帝王思想變相復活，劉少奇、郭沫若、李政道、楊振寧等人無知，無恥，形而上學，自命認識歷史必然性為真理而戰的戰士。他宣稱，北大五一九民主運動是蘇共二十大以來「國際反教條主義運動」的反映。他反對的不是社會主義本身，反對的是如波共領袖哥穆爾卡所說的「那種把威信建立在血、牢獄與欺騙之上的本國版的貝利亞主義。」譚天榮要求全民直選，對地主也給以選舉權，反對法律規定共產黨的領導地位。

可見，他們是一批「二十大的孩子」（如蘇聯戈爾巴喬夫們一樣），他們沒有藉助於西方民主自由理論的思維慣性，他們是在中共正統馬列教育下（八年）成長的一代，鳴放中大量社會黑暗面的曝光，使他們感到自我奴化的脅，便以青春的熱情和優異的理性走上反叛專制之路，他們的思想與言論便帶有自發性與啟蒙性。

中共為何要對這批青年右派嚴加處理呢（不少人被判刑、勞改）？明顯的原因是，儘管他們完全可以屬於毛宣揚的「人民內部矛盾」，但他們和章羅及那些年長的知識份子被誘在座談會發表言論不同，他們有主動性，並把鳴放變成了民運，造成各地的「鬧事」（陝西師院學生甚至封了黨委辦公室，釘上木條）。他們年輕，還有機會。因此，北大近千名學生打成右派，甚至在文革後，予以平反「改正」，仍不讓他們留在北京，多數都被發落回原籍，以防他們東山再起。

黨內右派的反叛力度不弱

毛反右的第四個目標是「黨內右派」。毛在反擊「右派猖狂進攻」的黨內指示說，「黨團員中的動搖份子或者叛變出去，或者動搖思叛」。「北京學校中的黨員大概崩潰了百分之五，團員崩潰得多一些，也許百分之十，或還多一點。」

其實，中共內劃的右派份子並沒有北京的大學中那麼多，其特徵都屬黨內知識份子而且多有前科，如毛點名的丁玲、馮雪峰（毛指他們是共產黨員反共），他們在反右前就因歷史和文藝派系挨過整，如經濟研究所副所長顧准，三反時曾被撤職；如黑龍江省委書記、哈爾濱市委書記李常青，在反高崗時受過陷害；另如周恩來、朱德的入黨介紹人張申府因支持章伯鈞的「政治設計院」，也成了右派。這些都是十足的知識份子。和後來反彭德懷及文革不同，黨的各級領導人，基本上都是反右的打手。臺共領導人謝雪紅因批評對臺工作被劃右派，但她不是黨內當權派。

值得指出的是，中共內部劃成右派的高幹，有一個外界少知的群體，即省市一級的司法幹部。因反右前中央提出加強法制，實行「公檢法」三權制約，曾給肅反中一些錯案平反，結果，肅反擴大化成為右派「進攻」的主要目標後，這批檢察院法院的副院長、副廳長，很多被劃為右派份子。

北京的大學院校中，確有不少黨支部團支部成員大比例地被劃成右派份子，原因無他，這些青年黨團員是學生中最關心政治的部分，身處大動盪之中，他們的反應當然十分敏感。（另一特別現象是北大物理系學生的右派佔全校右派三分之一，清華工程物理系約一半學生當了右派，據譚天榮對筆者解釋，那是因為學物理的喜歡「刨根究底」所致。）瀋陽師院共青團宣傳部長張百生的鳴放言論可為代表：

中共執政以來「不僅沒有真正的社會主義民主，連資本主義的假民主也沒有，憲法成了一紙空文 ...... 黨是太上皇，一手托馬列主義聖經，一手執國家政權寶劍，誰敢提出異議，不是扣上反馬列主義鐵帽，就是帶上莫須有罪名的手銬。」

清華大學一黨員，當過兵，他的控訴直指毛澤東：「我抗議毛主席最近在團中央的講話，皇上喲，你鎮壓人民，已勝過秦始皇的焚書坑儒多少倍，一九四九年以後，你殺了七十多萬人民！殺吧，把中國人殺絕吧 ...... 獨裁者，你們已是殘暴成性了。」

五七年右派的歷史功績

綜上所述，作為毛打擊的主要對象的四類右派，儘管他們的思想資源與文化背景有所不同，但不約而同地對中共執政八年所呈現的專制劣跡，作了廣泛的質疑與抨擊，可以說，反右迄今，海內外一切對中共的批評與反抗的議題都包含其中，而且批判的深度超過文革到「六四」的抗爭，足以享有中共史上第一次大規模民主運動的榮譽。章伯鈞、羅隆基以英國大百科全書對他們在反右運動中要求民主政治的高度評價感到自豪，是一個重要的歷史腳注。

因此，對反右運動的整體觀察，不應停留和侷限於譴責一個暴君的政治手段（如陽謀）之上，應看到這是對共產主義透過中共在中國這塊有著悠久文明傳統的土地上的粗暴統治的一次全民否決。雖然不是普選式的否決，但人民已讓他們的優秀代表響亮地、毫不含糊說「不」。（被認為是務實派的劉少奇、鄧小平，在反右中堅定地站在毛一邊，鄧至八十年代也不為反右認錯，可見反右有更深的基礎）。這是和波蘭的工人和布達佩斯的市民一樣，可以名垂青史的中國士人對暴政的一次起義。

在毛澤東卑鄙野蠻的陰謀與鎮壓中，這次偉大起義悲慘地失敗了，這失敗不僅是淪為「殘民」的百右派的家破人亡，自身的無比摧殘，國家現代化進程的嚴重受挫，而且，在精神層面斬斷了自五四運動以來在中國大陸艱難成長的自由民主命脈，這種巨大的不幸，是全民的言路被堵塞，更是在毛以百倍瘋狂走向滅亡的遼闊地平線上，一批又一批的反抗者，失去了作為人類普世價值的理性依據和道德依據。中國在六七十年代出現了可怕的和戰後潮流隔絕的斷層，為此付出的代價是「大躍進」數千萬生命的死亡和文革中傳統文化的瀕臨滅絕。

林昭就是在這個歷史的大斷裂的背景上，作出了自己的英勇抉擇並灑盡最後一滴血。她以弱女的一身挑起五四民主精神，蘇東自由思潮乃至基督仁愛之心的道義重擔，完成了她玉潔冰清的人格，她是中國當代普羅米修斯，她留下的思想和道德遺產，是我們這個可悲的民族尚能苟存於世的珍貴的基因。

文革結束後，鄧小平被迫承認反右擴大化，給右派「改正」，恢復工作。籠絡了王蒙、朱鎔基等一批右派，大多數右派則在九十年代先後淡出社會舞臺，少數右派出國謀生，承繼五七年的傳統，磨勵他們不懈的鬥志，從和癌症搏鬥的劉賓雁到致力於勞改研究聞名國際的吳弘達及許多老當益壯的流亡者，留下可觀的功績。留在大陸的右派，飽經憂患，雖已垂垂老矣，但仍不乏在改革開放時期大膽敢言，著書明志之士。雖然四十年前右派抗爭的目標大部分在中國仍是遙遙無期，但這分散在海內外的一批倖存者仍相信，火種在，必有後繼者，他們一九五七年的夢想，終將實現。

【本文資料參考：丁抒著 《陽謀》、思憶文叢《原上草》，朱正著《一九五七年的夏季》、胡平著《禪機一九五七》、章詒和《最後的貴族》、毛選五卷等】

(轉載<新世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