茉莉:仙鶴們為何墮人泥沼?----讀《往事並不如煙》所想到的
《往事並不如煙》裡,章詒和以真摯的情感,動人的文字,給一群遭遇不幸的老右派建立了一座無形的紀念碑。那一曲美麗淒涼的絕唱,給人留下感傷與惆悵。朱學淵先生曾以《一群仙鶴飛過》為題,把章詒和筆下的右派們喻為一群潔白、飄逸的仙鶴,「驚起了健忘的人們的注目」。穿過歲月的風風雨雨,當我們回眸那一群在時代命運中飛翔、掙扎而垂落的仙鶴時,除了讚賞、同情和哀嘆之外,還能發掘出哪些有價值的歷史內涵,作為當代中國知識份子的參照呢?
追究仙鶴們的悲劇根源,我們可以毫不猶豫地將責任歸咎於共產黨制度,譴責這個非人的專制制度迫害中華民族的優秀菁英。但是,作為受害者的中國知識份子,是否也可以面對自身做一些反省?
在權力盛宴上放棄獨立性
民盟前輩都有一段曲折的求學和從政歷史。早在「新月」時期,羅隆基就撰寫過十幾篇論述人權的重要文章,後來匯印成書,題為《人權論集》。這些文章奠定了羅隆基作為人權理論家的地位,也使他同時遭到來自國民黨和共產黨兩方面的攻擊。羅隆基反對當時國民黨一黨「黨治」,要求實現民主政治,因此被國民黨視為「人言反動」,有「共黨嫌疑」。在論共產主義的文章中,羅隆基對馬克思有關唯物史觀、階級鬥爭和暴力革命等方面的學說提出批駁,把馬克思主義斥為「無邏輯的、愚呆的主義」,因此被中共視為「反動」。
如果羅隆基繼續保持他的書生本色,繼續他的人權理論和運動,那麼,即使被國共兩方視為眼中釘,他還可以保持獨立人格,中國那塊人文主義貧瘠的土壤裡,也許就誕生出一個真正為人權抗爭的知識份子來。然而,人權和民主理念,對這些中國知識份子來說,只是留洋帶回來的舶來品,一件漂亮的理論外衣(可以隨時拋棄)。他們可以侃侃而談這些理念,卻未必在心靈上扎根,遠遠不是像西方知識份子那樣,使理念成為融進血液裡的東西。
在中國傳統的權力文化爛泥坑裡翻滾,這批沐浴過西風的仙鶴也未能免俗。由於一心「求仕進」,熱衷於「做官」,章羅們也玩起了政治權謀。在國共兩黨激烈交戰的年代,民盟作為第三方面的代表,和中共互相配合。中共利用民盟這些一言論旗手的影響,對國民黨實行「文攻」;民盟主要負責人則借共產黨的武功,在新政府裡分得一杯羹。羅隆基當上了森林工業部部長和政務委員,章伯鈞擁有交通部長、政協副主席等幾個頭銜。他們終於在權力的盛宴上佔據了一席位置,感受到自己的人生價值,物質生活的優裕,可謂「貴族」。
謝泳在《寫一本學術性的民盟史》中,談到他閱讀五十年代《盟訊》的一個感覺:「民盟知識份子的獨立性放棄得太快太早,有些不合情理。」如一九五O年初美國國務卿艾奇遜發表了他的「總體外交」「亞洲政策」和「美蘇關係」三篇演講,被認為是很有遠見的,但當時民盟的羅隆基、章伯鈞諸公發表奉命之作,嚴厲批駁艾奇遜,其文風「不但沒有邏輯,而且基本都是強詞奪理」,讓人感到他們扮演的「是一個傳聲筒的角色」。
如果不維護失敗者的人權
在民盟諸公最愜意的日子裡,那些曾經和他們合作過的國民黨人的境況慘不忍睹,有的逃亡,有的被殺,有的挨鬥,有的被監禁,他們的親屬子女也遭受連累,被迫害、被歧視,被剝奪財產權和受教育的權利。中共對國民黨殘部和,不顧他們已經放下武器的事實,仍然實行大規模的血腥鎮壓,被「關管殺」的國民黨人多達三百萬,還有幾百萬地主富農被鎮壓,受牽連的親友不計其數。
筆者孤陋寡聞,翻閱這段腥風血雨的歷史,沒有看到民盟諸公──紅朝高官,提請政府注意一下人權問題,例如,對國民黨俘虜的人權保護、對追隨國民黨的知識份子的人身、財產權利和言論自由的捍衛。羅隆基曾經在國民黨時期被捕過幾個小時,因此大罵國民黨黨高於法「不保障人權」,此時卻成王敗寇,他似乎不認為那些在屠刀下戰慄的失敗者,也需要一點基本的人權保障。
自此,羅隆基否定自己作為人權理論家的過去,把西方法律稱之為「受資本主義毒害」。直到一九五六年當局號召百家爭鳴的時期,羅隆基才抓住機會,談了對知識份子肅反問題的看法和言論自由的問題,體現了一點自由主義精神。此後,章羅們的表現也有一些可圈可點之處,章誥和及其他人已有敘及,不再贅述。
在幻覺之中拋棄自由主義
西方人是善於反省的。一個納粹時期的倖存者──尼莫拉牧師在臨終前談到:當納粹抓猶太人、共產黨人和貿易工會主義者時,因為事不關己,他一次又一次地保持沉默,結果是:「當他們來抓我時,已無人替我說話了。」這段話,也是中國著名右派們的命運的寫照。
在筆者讀到的有關《往事並不如煙》一書的評論中,劉自立的《死水大波瀾── 與章詒和先生商榷》,可以說是最具歷史反思價值的。
劉自立不客氣地指出,那些「一度興高采烈地信步踏進中南海」的自由主義知識份子,如羅隆基、章伯鈞等人,對他們「與共產黨為伍」的非理性選擇,要負一種「思想傾向上的責任」,「在某種程度上,他們自己要對自己負責,要對歷史負責,做為知識份子,要對老百姓負責。」
為甚麼這些傑出的自由主義知識份子會選擇共產黨,選擇社會主義?劉自立分析了那個時代崇尚蘇俄與社會主義的時髦,共產黨鼓吹自由民主的表演,使章羅們產生巨大幻覺,而被共產黨所吸引。悲劇還源自於中國自由主義者自身的幼稚和脆弱,他們居然不瞭解自由主義和社會主義在本質上是水火不容的。「在舉國狂熱之時,他們忘記了西方政治學裡的基本教條。忘記了那些揭露斯大林政權虛偽,殘暴的報導和書籍……他們只是以單純的民族主義情緒來苟合共產黨人的節日。而這正是他們走進悲劇的序幕。」
但劉自立仍然尊稱章羅們為「勇士」。他的文章,是在和九泉之下的仙鶴們做一次披肝瀝膽的心靈對話。他似乎是在況:你們已經失敗,今天的自由主義者將要何處去?我們無權苛求前人,但不能不對自己做出回答。
我們有一百個理由慨嘆中國民主人士當年的錯誤選擇、命運的捉弄和中共的無情,但我們更有一千個理由檢討中國知識份子自身,除了個別人,可以夠得上魯迅提出的「真的知識階級是不顧利害的」的標準,其他民盟諸公大都有獨立精神缺乏、重功利輕理念等問題。說他們是「仙鶴」也好,是「貴族」也好,事實卻是,中國鮮見真正擁有高尚品德的精神貴族,也鮮有敢於戰鬥和犧牲的自由主義者,這是中國莫大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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