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刁民到土豆

2004-09-02 17:43 據說中國是信奉人性本善的，這個和西方人不一樣。西方相信人性本惡，所以設計出了一系列制度防範大家，讓壞人無漏洞可鑽。這樣談下來結論當然是中國人吃虧就吃虧在太忠厚了，太相信人了。聖人說了：「人之初，性本善」。聖人又說了：「人人可以像我一樣，當聖人。不要搞盲目崇拜。我不是天才，不過是把你們喝咖啡的時間都攢下來，用來養浩然正氣，結果腰不酸了，腿不疼了，給皇上進諫有精神了。浩然正氣，養著方便又實惠。」
　　 你要是光看聖人的話，你會覺得古代中國實在是太可愛了。不信人性善簡直就是瞎了良心。可是你要是真在當時街上溜躂溜躂，很可能發現滿不是那麼回事。你會懷疑，這些聖人怎麼都跟上學時候碰到的政治輔導員似的，一個個瞎三話四的。
　　
　　
　　 比方，知縣老爺對人性就有另一種估計。看古代小說的時候， 經常能看到老爺斷案子的場景，當真是英明神武：一拍驚堂木，大喊一聲：「人是刁蟲，不打如何肯招！」然後開始棍棒伺候。《叫魂》裡對清代的刑訊做過一個描述（這種刑訊是合法的），說當時那種夾棍，如果碰上比較敬業的衙役，只一夾，就能讓你的腿骨夾出裂縫來，再夾一夾，就能把約翰遜一下夾成張海迪。饒你是再刁的刁蟲，也得給教化成爬蟲。
　　 聖人說人性本善，知縣老爺說人是刁蟲。哪個有代表性呢？我覺得還是知縣老爺有代表性，否則就很難解釋對人性這麼有信心的國家，為什麼會在法庭上弄一堆夾棍來獲取真相。據說西方是相信人性本惡的，但英國人弄了一堆陪審員和律師，取代了夾棍。清朝一個使節劉欽差，曾經觀摩過英國審訊，後來記錄道：老百姓是很愚蠢的，法庭怕他們太傻，有苦說不出，所以設立了律師。
　　 那麼，清朝沒有律師卻有夾棍的原因，是不是因為領導對老百姓的智商估計過高，而對他們的道德水準估計過低呢？
　　 我覺得，劉欽差和眾知縣對老百姓的評價是有普遍意義的。他們往往認為老百姓是「非傻既刁」或「又傻又刁」，評價實在是不高。他們說的人性善，全善在了領導身上了。人家說的人性惡，卻多是堤防領導手持夾棍，惡性大發。二者之間的分野又那裡是對人性本身的評價差異呢？
　　
　　
　　 碰上了端坐在夾棍從中的知縣老爺，眾刁民全然沒有脾氣，只能任打任夾。說讓你納糧你就納糧，說讓你抗大包你就扛大包，說多受你些火耗就多受你些火耗。一點脾氣沒有。有時候你交糧人家還不收，說下班了，還把你著急夠嗆，大家急不是怕繳不上糧，國庫受損失，而是怕人家明天上班一查：這小子逾期沒繳，先別繳了，說你呢說你呢，先別忙著繳了，上來夾一棍子再繳。你去告人家欺負人？告上去就知道人家一夥的：好，發回重審，看老爺不夾死你個龜孫！
　　 這個時候，其實這窩官和一個成功的黑社會沒有什麼兩樣。這窩官的算計和黑社會的算計也沒有什麼太多兩樣，都是怎麼從這幫子刁民身上實現自身利益最大化。百姓對黑社會與官的界定有時候也模糊，反正都是能拿東西能夾人的。我記得看過一個民謠：賊來如梳，兵來如篦，官來如剃。官的搜括效率還遠在盜匪之上。但是大家也不要全然罵倒這些貪官。把大家剃了個禿瓢的官有的時候還是寶貝，百姓一時還捨不得放他走。有個記載說：一個貪官離任，可愁壞了一眾百姓，大家都嘆氣說：好不容易餵肥了一個，現在又要換個空肚鴨來了，可如何了得？
　　
　　
　　 當然，大家最怕的還是流寇。因為流寇和一般的坐寇左坐官不一樣，他們是一錘子買賣，都是寧願殺羊不願剪羊毛的主兒。天下大亂的時候，流寇流官太多，老百姓受不了這個禍害，當真是受苦人盼望好光景。這個好光景就是殺羊的變成剪毛的那一天。到時流寇坐在大堂上，不殺人了，改拿棍子夾人，眾綿羊一起嘆服：河清海宴，真太平世界也。
　　
　　
　　 馬克思有個很有名的比喻，他說東方民族的人民就像一個大麻袋裡的土豆，一個個慈眉善目的受氣樣，彼此分散，沒啥組織。如果對比中西曆史，也可以發現：中國社會結構的特點是有一個龐大統一的帝國權力組織，剩下的就是完全分散的小百姓。完全缺乏西方中世紀的中間組織，沒有享有自治權利的城鎮，沒有分散的貴族權力，沒有和國王抗衡的宗教組織。整個國家就是一幫子夥在一起的領導，加上幾千萬或者幾億個土豆。
　　 刁民被棍子夾成了土豆。土豆只能有土豆的活法，就是老實。領導隔三岔五地可能掏幾個土豆出來，刮了皮，或清炒或醋溜，其他土豆只能老老實實，盼著別輪上自己。情緒激動喜歡瞎叫喚的土豆一旦被領導發現，肯定被拿出來油炸了下酒。土豆進化的結果就是土豆越來越像土豆，澱粉越來越多，血性越來越少。
　　
　　
　　 領導上也會有困難，那就是有可能會有入侵者。農業帝國最害怕遊牧民族的入侵，遊牧民族偏又最喜歡入侵它，都想來分點土豆吃吃。這時候，領導又希望這些土豆忽然精神煥發，殺退這些蠻子。但是「撒豆成兵」總是很困難的。土豆早已被夾棍夾成了澱粉球一個，打仗實在不是強項。帝國有龐大的財力，有龐大的人力（或者說土豆力），有各項軍事物資，按理說，打幾個蠻子應該問題不大，可結果往往是不盡人意。
　　 說起財力，宋朝皇帝曾經盤算過：我懸賞多少匹布買一個契丹人頭，價格應該說是不低了。契丹也沒所少人，我花不了多少布就能把他們的頭全買下來，大家穿衣服省點就是了。可懸賞出來以後，並沒有出現大批契丹人自殺了把腦袋換布穿的喜人景象。我想即便皇上把這些布裁剪成範思哲西服，結果也未必會有兩樣。
　　
　　
　　 至於人力，情況就更荒唐。滿洲入關的時候，人口只有三十萬到四十萬，這個數字實在是小得可憐。要知道，當時明朝有差不多一億人（或者說有一億個土豆先生/女士）。同樣，蠻族入侵羅馬帝國的時候，人口和羅馬人比起來也少得不成樣子。汪達爾人只有8萬左右，居然也征服了整個北非。我想那些羅馬老百姓多半覺得戰爭類似於黑幫火拼，和自己這個土豆沒有什麼大關係，還是當繼續土豆比較穩當。
　　 土豆的這般算計倒也沒什麼大錯。可怕的倒是：大家被土豆化的過於嚴重，以至於即便明知對方要拿自己清蒸油炸，也很難有效抵抗敵人。《草原帝國》裡轉載過一個例子：蒙古入侵河中的時候，一個蒙古騎兵碰上了一個老百姓，就讓他趴下受死，那個河中土豆堪稱良民典範，當場趴下等死。但這個蒙古混蛋手上碰巧沒帶兵器，就命令這個土豆繼續保持臥姿，然後就去找兵器去了。一去大半天，這個土豆也就一直保持臥姿，很有耐心。有人見了，讓他趕快跑，他說：我不敢。結果還是堅持到蒙古人回來，一傢伙砍死了他。
　　 這些馴服羔羊的背後，就是那些森嚴的夾棍。沒有這些夾棍的反覆摧殘，沒有有組織的系統奴化，你很難想像，一個人會變成這樣的一個羔羊一個土豆。(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