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國人和中國人有何不一樣

我曾經有過這樣的遐想：是韓國人截取了一脈黃河上游之水，注入了漢江。由於水短流急，地處偏僻，使漢江大部分水流保持著清澈碧綠，直到臨入海才有一點輕微污染……和韓國人有段接觸之後，你會覺得，韓國人身上有著中國春秋時代人物的氣質，他們單純，直爽，剛強，輕生重義，他們的本性沒有受太多污染。

朝鮮半島歷史的源頭與中國密切難分。

據《史記》記載，殷紂王昏庸無道，他的叔父箕子一氣之下，遠走朝鮮，建立國家。

在《漢書》中也這樣寫道：秦漢更迭時期，數萬名燕人避戰亂進入朝鮮。其中一個叫衛滿的燕人頭目趕走了箕子的後代，建立了衛氏朝鮮。

漢朝征服朝鮮，把朝鮮變成了漢朝的四個郡。

漢朝滅亡，三國爭雄，朝鮮漸漸脫離中國，獲得獨立。不過，朝鮮與歷代中國中央王朝保持著極為密切的宗藩關係，在文化上受到中國的強烈影響。唐朝時期，許多朝鮮讀書人千里迢迢到中國來參加科舉考試，考中了就在中國當官。宋元時期，朱熹理學在中國流行，朝鮮也把朱子學說作為本國人的道德準繩。明朝中國出現了大儒王陽明，朝鮮讀書人也開始研究陽明學。

同質的社會，相近的文化，兩國的民族性當然會有太多的共同點。朝鮮國王很好地學習了中國皇帝的統治術，如果說有什麼不同的話，那就是他們的專制統治比中國還要嚴密。朱元璋要求老百姓無故不許外出，要出門百裡就要開通行證。而朝鮮乾脆給所有老百姓都掛上胸牌，上邊寫上自己的姓名、年齡、出身和住址，官府衙役可以隨時翻看行人的號牌。朝鮮一樣實行科舉制，一樣表彰「節婦」，「烈女」，官員一樣貪污腐化，讀書人一樣保守頑固……

尹保雲在《韓國的現代化道路》中這樣描述古代朝鮮社會：

「封建主義的束縛下，廣大人民一直處在極端落後愚昧的狀態，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過著散漫的、口水平的農業社會生活。同舊中國的廣大人口一樣，他們習慣於儒教的傳統的統治方式，重人情，講關係，不重法律，不講原則。老百姓習慣給官送禮，請官吃喝，搞好關係，遇到問題多方謀求通融。官員們習慣於吃喝和受賄，在酒席桌上變賣國家的原則。只要誰在官府找到靠山，日子就好過得多，稅收也可以減免。即使觸動了刑律也可以買通官府而得到寬大處理。」

僅僅讀這一段描寫，你能分出它是中國還是韓國嗎？

然而在如此多的相同之下，卻隱藏著一些微妙的不同。

韓國人和中國人最大的不同就是一剛一柔。

中國國土廣袤，氣候變化很大，東西南北的民性本也有萬種差別。千百年來，由於不斷遷移融合，逐漸形成了寬容和平，隨遇而安的統一性格。

朝鮮半島面積狹小，只相當於中國一省，地理環境比中國還要封閉，幾千年來逐漸形成了單一民族。由於地理接壤，朝鮮人的性格氣質與中國東北人相近，都是粗樸豪爽，剛強不屈，並且由於半島和山區的封閉性，朝鮮人形成了特有的固執堅定。

中國歷史上經歷了很多變故，有過很多次的逆來順受。所以，中國人經驗豐富，深通妥協的智慧，善於隨機應變，打得過就打，打不過就跑。

朝鮮半島自古與外界交往不多，歷史簡單得一張紙就可以寫盡，所以民族性格中保留了許多單純樸直的上古遺風，血液裡還保存著若干遠古時代掙扎求生的驃悍野性。

從漢末到清末的兩千年間，朝鮮半島屢遭外族入侵，但卻從來沒有接受過異族的直接統治。他們在危險和挑戰面前總是毫不猶豫地選擇直接抗爭，並且總是從自己的倔強剛強中得到回報。公元612年，好大喜功的隋煬帝率領「水陸兩部共一百一十三萬三千八百人」浩浩蕩蕩遠征朝鮮。這個數字幾乎和當時的朝鮮全國人口差不多了。當時，隋朝正值全盛，四夷賓服，兩漢時的版圖幾乎全部恢復。針對這個小小還沒有屈服的朝鮮，以如此巨大的兵力來征討此彈丸之地，每個隋朝人都認為易如反掌。如果按照中國人的思維方式，朝鮮人的最佳選擇當然是俯首稱臣。然而朝鮮人卻不懂什麼叫「識時務者為俊傑」，他們選擇了「以卵擊石」，並且居然憑藉難以置信的頑強，硬是依托堅城大河擋住了隋軍，使隋軍損失慘重，大敗而回。

隋煬帝惱羞成怒，他傾全國之力，再三再四揮兵東指，然而，還是不能深入朝鮮一步。隋朝因為遠征朝鮮而大耗國力，不能不成為其後來迅速滅亡的原因之一。

時隔20年，中國歷史上最偉大的皇帝唐太宗又率兵來到平壤城下。他不相信朝鮮人像傳說中的那樣頑強，他認為隋朝的失敗是因為隋煬帝的無能。這個18歲起兵所向無敵的皇帝希望自己能夠力挽狂瀾。然而，同樣是三次遠征，同樣是三次慘敗。

朝鮮人就像一把沒有彎折過的鋼刀，一次次的反抗像一次次淬火，結果是使這把刀越來越鋒利。面對外族，他們沒有中國人這樣深刻的屈辱記憶和心理傷害。所以他們不懂什麼叫「屈服」，「隱忍」，「大度」，「圓融」。他們只知道「以血還血」， 「以牙還牙」。雖然經過了千年死氣沉沉的封建統治，他們的血性並沒有消磨，他們的骨頭一如既往的堅硬。當他們在20世紀醒過來之後，這種剛健立刻化為經濟建設中的奮鬥精神，化為體育場上的拚搏意識，化為國際交往中的強硬不屈。

國人和中國人另一個本質上的區別是一個認真一個不認真。

幾千年來，中國的經濟文化一直領先於朝鮮。中國地大物博，人口眾多，文化普及，經濟發達，社會流動性大，人際之間的競爭也就非常激烈，中國人在這種磨練中變得越來越精明。而朝鮮社會長期經濟十分落後，文化也不普及，普通百姓長期處於閉目塞聽狀態，所以社會成員受中國文化的負面影響也較小。正像中國邊遠地區的人們通常都比較淳樸自然一樣，朝鮮人身上也保留了更多的自然本性。

中國人的信仰可虛可實，可進可退，如同太極一樣空靈玄奧。積極進取時，信奉的是入世的儒學；遇到挫折時，又可以退隱到佛道兩家。在號召和呼籲時，是堂皇正大的禮義綱常，然而在處理實際問題時，又常常迂迴前進，緊貼利益。在中國，能夠通達權變的人才是真正的英雄人物。歷代偉大的君主或者傑出的大臣都是深通陰陽兩道的人物，他們一手緊握道義，一手緊握利益，兩手都抓，兩手都硬，進退自如，功成名就。

而朝鮮人則遠比中國人心實。他們不懂什麼叫融合、遷就，既然接受了儒學就要徹底放棄佛教。因此，在儒學傳入朝鮮後，儒教與佛教之間發生了一場「你死我活」的激烈鬥爭，把佛教徹底趕出了意識形態領域。韓國學者黃秉泰稱韓國的儒學類同於「原教旨主義者」，堅持學說的絕對純潔，毫不走樣。黃秉泰說：「由於繼承了朱熹理學這一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文化體系，韓國儒學一直忠實地搬用它，並嚴格地奉行它。」「它的目的不是滿足韓國社會制度和人民的文化需要，而是要求韓國社會制度和人民必須遵循的永恆而又普遍的道德、政治準則。」「韓國的理學雖然來自中國，但它卻比中國的理學更為周密，更為正統。」

在中國，真正嚴格信奉儒學的只有讀書時的知識份子和道學家。讀書人一旦走入社會，就學會了「變通」，不再做書獃子；而道學家則歷來是被人嘲笑的對象。至於普通百姓，則從來沒有理會過那些天理人欲的大道理，他們更多是遵照習俗活著。

朝鮮歷史上沒有對傳統道德進行破壞性過度使用。朝鮮每一代王朝都延續很長時間，「忠孝」這種價值理念從未受到過嘲笑。朝鮮社會經濟文化不發達，所以也沒有形成中國那樣發達的潛規則和中國老百姓那些彎彎繞的奇怪智慧。古代朝鮮的讀書人普遍都「認死理」，「讀死書」。他們緊抱朱子學說的教條不放，並且貫徹到日常生活中，一舉一動都到書上查根據。在他們的帶動下，程朱理學在朝鮮被世俗化了，成了普通百姓的生活準則。現代儒學家杜維明教授指出：「另一有趣的現象是儒家傳統的民間化」，「韓國人說韓國是儒學的母國，不能說完全沒有根據。」

韓國人和中國人的第三點不同是一個急躁一個從容。

韓國人的褊急性格是舉世聞名的。到了韓國，你會發現韓國人最常用的口頭語是「快點快點」。韓國人什麼都快，走路快，開車快，經濟發展快，當然蓋好的大樓有時候倒得也快。韓國人的最大缺點是沒有耐性，考慮問題容易偏激片面。

而中國人的慢性子也是聞名遐邇。在中國，政府官員的首要素質就是「成熟穩重」，什麼事都要「研究研究」。中國人看問題最講究全面辯證，四平八穩。麥喜溫說： 「中國人的另一個長處是悠然的態度。中國人來訪時，無論讓他怎麼等，他都不會生氣。神經麻木、悠然和韌性的結果使中國人總能達到目的。中國人認為發火是白耗體力。」

形成這種反差的原因同樣在於地理和歷史。由於面積小人口少，朝鮮作為一個國家，反應能夠相當迅速。一片雲彩過來，全朝鮮都要下雨；國王的命令，第二天就能得到回應。由於歷史簡單，文化較淺，對挫折的記憶不深，朝鮮人也很少有中國人那樣的患得患失心理。

而中國的體積使它的動作不能不緩慢悠然。這就像一隻大象，再怎麼敏捷，看上去也是笨頭笨腦。在資訊時代以前，一個消息從中國一端傳到另一端，往往需要數個月甚至半年的時間。皇帝的命令，即使是十萬火急，用六百里快馬日夜兼程地傳遞，等到了目的地，也可能成了明日黃花。中國太大，情況太複雜，任何一項措施，慎之又慎，否則很可能覆水難收。莊子在幾千年前就對此有明確的見解，他說：「治大國若烹小鮮。」意思是一個體積龐大的國家經不起折騰，否則就會像煎小魚一樣，翻騰幾下，這條小魚就碎了。

由於這種龐大，使得歷代中國政治家的大腦不堪重負。於是，他們選擇了偷懶的辦法，什麼事都一刀切，什麼事都按舊例來。遇到矛盾最佳選擇就是進行擱置，不予處理。於是問題越來越多，制度越來越畸形。黃仁宇老先生一再痛切中國沒能實行「數目字上的管理」，其實就是由於手工時代，「數目字上的管理」根本無法應付中國的巨大和複印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