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宗正: 論公理與反反公理

在中國的歷史上，有許多的知識份子，令我尊敬，但事實上，我與他們觀點的差距，卻是如此地遙遠。

我仔細審視了一下我的觀點，它實際上很平淡無奇，只是對人基本的尊重、對生命基本的珍視、對自然基本的愛。只要是一個自然人，都會有這種正常的反應。為什麼這種自然人的正常反應，對中國人，卻是如此地困難呢？

以我個人為例，我是在臺灣受國民黨教育長大的，從小到大，我認真地學習，但是我活得十分痛苦與無奈，我必須用一切的力量，抗拒國民黨的毒化與非人教育。在這種專制的環境下，要做一個自然人，何其容易？

當我到達美國之後，我發現中國大陸的人，也有同樣的問題，他們也與我一樣，要努力抗拒共產黨的毒化與非人教育。臺灣的國民黨，實施的是白色恐怖教育；中國的共產黨，實施的是紅色的恐怖教育，兩者都是專制教育，兩者都在扭曲人性、剝奪人權與毒害人的思想。

我很難想像，一個人生活在專制的環境裡，如何能夠找到足夠的力量，來抗拒專制文化的毒害？除非能夠親身生活在自由地區，或者能夠經常得到自由地區的信息，否則很難用在專制環境下，所學習的理念與思想，來抵抗專制思想的毒害。這就是中國人，普遍思想的危機！也是中國人，普遍人性墮落與道德腐敗的根本原因。

中國人必須面對，這個殘酷的事實，那就是中國的專制文化，對人性的扭曲，已經到達無法無天的地步了，所有的中國人，很難擺脫專制暴力的恐懼，也很難擺脫專制謊言的洗腦。這兩種專制的力量，使中國人的思想，不能夠健康發展，也使中國人，成為非人的民族。

一、支持公理，不等於反反公理

在邏輯上，有所謂負負得正的概念，即負負A等於正A。但是人類現實生活當中，這個邏輯的概念，未必能成立。

支持公理，與反反公理，在真實世界的邏輯裡，並不相等。反反公理，是支持公理的必要條件，但是卻不是充分必要的條件。

由於邏輯上能夠成立的概念，在真實世界的邏輯上，未必能夠成立，它造成了思維與真實生活邏輯，必然性的悖反關係。這種邏輯的悖反關係，就是中國人在專制文明之下，自我異化與非人化、苦難與悲慘命運，不斷延續的原因。

中國人這種邏輯思維，最典型的表現，就是京劇的表現藝術。舞台上，所有的角色，只要一出場，便知道是好人還是壞人，因為好人與壞人，全畫在臉上了。

例如，京劇裡，有所謂黑臉、白臉與紅臉，這些不同的臉譜，代表不同性格的人，也代表了中國人，對他們主觀正邪的判分。在京劇之中，好人與壞人，猶如白色與黑色，非常容易區分，不像西方的歌劇，很難區分好人與壞人。

中國的京劇，無法產生，類似西方浮士德的劇目。中國人不善於處理人性內在心靈衝突的情節，例如，浮士德劇中，那種人類靈魂與肉體的衝突、人類慾望與理性的矛盾、人類正義與邪惡的鬥爭等，都不是傳統中國文化探討的主題。這種缺乏對人性內在心靈衝突的思考，導致了中國人簡單的邏輯習慣，這種簡單的邏輯習慣，很容易受統治者的蠱惑，成為專制政權下的愚民，也很容易導致人民，對國家命運錯誤的抉擇。

傳統的中國人認為，不是好人，就是壞人；不是壞人，就是好人。這種思考方式，十分錯誤，因為所謂的好人，有時也會犯錯，而且所犯的錯誤，並不比壞人小；所謂的壞人，有時也會做好事，而且所做的好事，未必比好人少。

為什麼傳統的中國人，會有這種兩極化的思考模式？因為這是專制文明的危害，只要中國人不擺脫專制文化，這種兩元的思考模式，就無法徹底根絕。

所謂的「不是好人，就是壞人」，這種思考模式，類似於「反對非公理者，就是支持公理」。這種反反公理的思想，未必符合公理，這其中有很大的差別，絕不可以輕易混為一談。

例如，中國人常說，「只要是敵人支持的，就要反對，只要是敵人反對的，就應該支持！」，這種思維邏輯，十分危險，因為不論是所謂的敵人支持或反對者，必須先審視，是否符合公理與正義，才能決定支持或反對者，否則就是一種盲目的行為。

換言之，只要是符合公理與正義的事情，不論有沒有人反對或支持，都應該去做；只要是不符合公理與正義的事情，不論有沒有人反對或支持，都不應該去做。如此才能充分體現，自我主體與公理、正義的合理關係。

二、目的與手段的正義性

公理與反反公理的思維，在中國社會裏，造成了人文的危機，這種危機，就是目的與手段的混淆。這種混淆，使許多偉大的目的，淪落成為邪惡手段的工具，換言之，中國人經常在不經意之中，用邪惡的手段，異化了正義的目的，這就是中國20世紀，無法擺脫邪惡專制的原因。

如果目的是正義的，而手段是不正義的，其結果將難以符合正義。同理可證，如果不是用民主的手段，來爭取民主，那麼就無法達成實現民主的目的。

中國人經常將目的與手段，混為一談，例如，許多中國人認為，只要目的是對的，那麼手段便無所謂了，只要達成目的，什麼手段都可以用。這種錯誤的思維，危害了中國20世紀的革命，使中國無法順利實現民主憲政。

例如，周恩來曾說過，為了革命，黽伺(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