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曉波：政治嚴寒不再讓我寒冷(上)

政治嚴冬降臨中國大地
在世界的關注焦點集中於印度洋大海嘯之時，也在中共政權對鄰國表現出前所未有的救災熱情之時，政治嚴寒也正降臨著中國大地：三令五申的意識形態嚴控和近年來罕見的文字獄開始同步肆虐，異見人士黃金秋被判十二年重刑，趙岩、師濤、李柏光、楊天水等人被捕；張祖樺、余傑、笑蜀、劉曉波和浙江的十多位民主黨人士被警方傳訊；茅於軾、李銳、王怡、焦國標、姚立法、賀衛方、劉軍容、章詒和等人被點名；蔣彥永和鮑彤一直被變相「監視居住」；甚至連高舉「毛澤東旗幟」的張正耀、張縴夫也陷於文字獄……無怪乎港臺媒體評論：「大陸知識界遭遇政治嚴冬」；西方主流媒體也一致認為：「中國政治大倒退！」

政治嚴冬的降臨，作為輿論泡沫的「胡溫新政」也隨之破滅，以至於「胡不如江」的評價迅速流傳。以至於，江、胡的不同教育背景（江曾在民國時代上過中央大學，胡接受的完全是一九四九年後的黨化教育），也作為說明「胡為什麼不如江」的論據。而就在一年前，境外輿論還在一邊倒地貶江褒胡，並對「胡溫新政」充滿期待。

鄧江胡一脈相承
我認為，這種患得患失來自對中共政權和中國現實的誤讀：那些習慣於把中國未來全部交給中南海安排的人，誤把胡、江的統治策略之別當作二者的為政品質的優劣之別，把對現政權的主觀幻想和輿論泡沫當作中國政治的客觀現實，把一廂情願的善意期待當作已經看見的希望，而一 旦幻想破滅，隨之而來的必然是失望。

儘管，新上臺的胡溫提出「以人為本」的親民路線和「平衡發展」的發展策略，為了紆緩民怨，胡溫也確實比江時代更關注兩極分化和社會公正的問題，在改善農民和民工的困境上也下了工夫，比如，大幅度降低農村的稅費，並承諾在五年內免除農業稅；清理拖欠民工工資和規範農用地徵用等問題。但這些自上而下的「恩賜」只是「馭民術」的微調，並沒有改變黨權至上、民權低下的制度現實，民眾仍然沒有足以抵禦官權侵害的基本權利。

儘管，中共政權在言詞上也由否定人權轉變為承認人權，還把「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寫入憲法，但在現實中，中國仍然是個漠視人權、壟斷媒體和嚴控言論的警察國家，人權現狀並不令人樂觀。六四以來十五年，中共政權從未放鬆過媒體控制，上世紀取締過《方法》等雜誌，新世紀關閉《21世紀環球報導》等報刊；一直在打壓政治異見，先後鎮壓了「自由民主黨」、「民主黨」、「新青年學會」等民間組織；信仰迫害也是以一 貫之，從法輪功、中功到基督教的家庭教會，皆遭到大規模的迫害；從未停止過製造文字獄，上世紀九十年代初被判二十年重刑的胡石根先生與新世紀的文字獄受害者楊子立等人，仍然同時在北京的監獄裡服刑。就我個人經驗而論，不要說我的文章在國內無法公開見報和三次失去人身自由的經歷，即便僅僅是每逢敏感時期，我家門口就要有警察和警車，我每次去外地都有警察跟蹤監控，就已經凸現出：後毛時代的中共政權在堅持黨權獨尊和跛足改革上，鄧、江、胡乃一 脈相承。

「政治小陽春」全是假象
中共的為政理念、統治模式和發展策略，致使中國的政治進步遠遠落後於經濟發展和人們的觀念變化，經濟發展像高速火車，價值分化如同萬花筒，而政治體制的僵化卻使政治發展像就地旋轉的陀螺。六四以後的中國從來沒有過真正的政治春天，所謂「政治小陽春」全是過眼煙雲的假象，「政治嚴冬」才是中國政治現狀的基本事實。胡溫主政之後的政治嚴控，也非始於二OO四年的寒冷冬天，事實上，早在二OO四年的春天，當局的嚴控就已經開始，比如，對「敏感人士」進行大規模的蹲點監控，對重點人士更進行了長達四個月的嚴控（從二月二十四日到六月十一日）。與此同時，加強了對新聞媒體和網路言論的管制，警察先後捉放胡佳和愚文，著名新聞人俞華峰和程益中遭遇司法迫害，特別是還捉放丁子霖、張先玲、王金平三位難屬和蔣彥永先生。

對於改革二十多年來的大陸變化，官方最愛炫耀的是經濟高增長及其社會財富的劇增。然而，從民間的角度看這變化，中國就決不僅僅是GDP的數字和中心城市的繁華所能代表的。在黨的喉舌全力遮蔽的地方，是全方位的急劇的兩極分化，不僅是各地區的經濟發展嚴重不平衡，也是暴富的強勢權貴階層與受損的弱勢群體之間的貧富大分化；不僅是經濟高速與政治停滯之間的嚴重分裂，更是權力在官府而道義在民間的價值觀念的大分化。私人財富的快速增加和個人生存手段的日益多樣化，民間力量的持續擴張和官方統治效力下降，社會的日益多元化帶來個人生存空間拓展，政權合法性的嚴重流失和民間權利意識的日益覺醒，官方管制方式的變化與民間追求一一肓論自由的努力，鎮壓殘酷性的下降和民間維權勇氣的提升，經濟上技術上的對外開放和國際主流國家的和平演變壓力……這些同步發生的變化，更由於網際網路的助力而加快。這種極為複雜的局面，將使任何過於悲觀或過於樂觀的時局預測失效。

(待續)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