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難中的共產黨 (1)

　　這是怎樣一回事呢？讓我們來簡略回顧一下這段歷史。

　　　　　　　　　　　　　◆　國難中的共產黨

　　「九．一八」事變爆發後，全國人民抗日熱情高漲，強烈要求抗擊日本的侵略。全國各地紛紛組成義勇軍、抗日救國軍、自衛軍等抗日武裝。

　　「九．一八」事變以前，國民黨內部的鬥爭十分激烈。這些鬥爭主要是圍繞著蔣介石勢力在黨內的迅速崛起，以及蔣介石本人有時做事不公平而引起的。各種各樣的軍事的、政治的反蔣聯盟組織起來，與蔣介石進行鬥爭。國民黨分裂為「寧」、「粵」兩個部分，南京、廣州相互對峙。

　　而「九．一八」事變後，大家都意識到國難當頭了。國民黨內部各派系間的尖銳鬥爭立刻開始緩和下來。國民黨「四大」立刻為在黨派鬥爭中失敗而失去黨籍的人，如為汪精衛、李濟深、李宗仁、馮玉祥等人恢復黨籍。蔣介石為「黨爭」表示承擔責任。廣州的國民黨人士則提出了「精誠團結，共赴國難」的囗號。稍後，為了維護國民黨內部團結，蔣介石主動宣布下野。

　　整個中國正朝著準備抗擊日本侵略軍的方向努力。

　　國難當頭，這時中國共產黨在做什麼呢？

　　他們高興死了。「九．一八」事件爆發時，毛澤東正在興高采烈地籌備著在中國農村成立一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這個「共和國」是毛澤東「土地革命」的傑作。此時此刻，他們正在忙著起草「憲法大綱」、「勞動法」、「土地法」和「婚姻條例」等法律。

　　日本人打進中國兩個月以後，一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就在江西瑞金熱熱鬧鬧地成立了。

　　這真是「後院起火」。全國人民要打日本，這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卻做出決定：「沒收所有封建地主、豪紳、軍閥、官僚以及其他大私有者的土地」，以及沒收「一切反革命的組織者及其白軍武裝隊伍的組織者和積極叁加反革命者」的土地。

　　在那時共產黨的眼裡，只要不是共產黨的組織，都是「反革命組織」，只要不是共產黨的武裝，都是「白軍武裝」。當時中國有能力動員和組織抗戰的人，多多少少都跟農村有些關係。你忙著要去抗日，他卻在農村抄你的家，收你的田。這日本人還打得了嗎？！

　　這個處於中國農村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以後雖然也曾裝模作樣地發表了一個《對日戰爭宣言》，但他們真正要做的，卻是要借日本侵略中國之機，發動一場大規模的全國內戰。用他們自己的話來講，就是進行奪取「中心城市」的戰爭，「爭取全國革命在一省與數省首先勝利」。這是中共中央在日本侵略軍攻佔錦州後的第五天作出的決定。那時他們認為，中國在「總崩潰」了，正是他們進行「全國革命」的大好時機。

　　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日本侵略軍發動了對上海的大規模進攻。上海軍民奮起英勇抗戰，沈重打擊了日本侵略者。日軍死傷近萬餘人，三易主帥而不能有所前進。正當「滬淞抗戰」爆發，全國人民緊張得心都提到了嗓子眼時，二月四日，共產黨紅軍也大規模地發動了對大城市贛州的進攻。四月，毛澤東率領的紅軍打下了另一個大城市漳州，繳獲了包括兩架飛機在內的大量物資和金錢。

　　這些共產黨員們是不是中國人呢？他們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中國共產黨的邏輯是很奇怪的。他們認為，「九．一八」事件是「最露骨的反蘇戰爭的序幕」，所以要把「武裝保衛蘇聯」作為頭等重要的任務。（王明語）

　　日本人打來了，這些中國共產黨員們首先想到的不是中國人的災難、民族的存亡，而是他們的主子的安危。這種思想並不是王明個人的思想，而是整個中國共產黨的思想和邏輯。這個思想毛澤東一直在堅持。一九四零年，共產黨紅軍已經放下紅旗、接受南京政府改編，中國的抗日戰爭也打到了最艱苦的時刻，毛澤東還在他的《新民主主義論》裡寫到：

　　「處在今天的國際環境中，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任何英雄好漢們，要就是站在帝國主義戰線方面，變為世界反革命力量的一部分；要就是站在反帝國主義戰線方面，變為世界革命力量的一部分。二者必居其一，其它的道路是沒有的。」（1）

　　要打日本人，不去站在蘇俄一邊，不去變成蘇俄力量的一部分，就是「世界反革命力量的一部分」。這就是毛澤東的抗日邏輯。

　　在共產黨紅軍的一系列勝利下，蔣介石不得不自任總司令，不打日本，而集中全力去「剿共」了。而這一「剿」，一直「剿」到了一九三五年，才把南方的紅軍連同它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打垮。

　　在南方失敗了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經過長征到達秸北以後，一開始他們並不知道該怎麼辦，一會舉兵「東征」，一會兒又西渡黃河「西征」，左右舉棋不定。這時，又是蘇俄的那個大老闆「共產國際」給他們下了指示，要他們再與蔣介石聯合，組成「抗日統一戰線」。

　　這時，歷史給了中國共產黨一個契機。「西安事變」爆發了。張學良、楊虎城對蔣介石發動兵諫，強迫本來是到西安佈置「剿共」的蔣介石放棄「剿共」政策，當面與共產黨代表談判，組成「抗日統一戰線」。

　　　　　　　　　　　　　◆　西安事變

　　「西安事變」真是很奇怪的一回事。好像毛澤東有「天助」一樣。

　　「西安事變」的性質至今還很不清楚。現在一般的解釋是，張學良出於抗日心切，不得不發動兵諫「逼蔣抗日」，促成抗日統一戰線。這種說法現在看來是很有問題的。這是因為，中國的抗日與「西安事變」並沒有什麼直接的關係。也就是說，不管有沒有「西安事變」，中國的抗日戰爭都一定要爆發。

　　很難說張學良發動「兵諫」的目的是「逼蔣抗日」。作為中國軍隊東北駐軍統帥的張學良，在日本人的進攻面前，基本上沒有抵抗就放棄了東北三省，逃到了關內。現在一般的解釋是，他的軍隊按照蔣介石的「絕對不得抵抗」的命令行事（實際上蔣下令張死守錦州，張還是把錦州丟了）。而作為剛剛「易幟」的奉軍統領，他是否真心聽蔣介石的？如果說，東三省的丟失是出於張學良不要打，蔣介石不敢立刻打，這樣的解釋可能還比較合邏輯。

　　張學良不想打，是因為要保存實力。那麼，蔣介石為什麼不敢立刻打呢？這個原因比較複雜。國民黨內部對日本分為主戰派和主和派。蔣介石基本上是屬於主戰派的。當時要向日本宣戰，就意味著要從日本手裡奪回東三省和臺灣等被日本佔領的領土。而日軍在奉軍統治東北時期已經存在多年，在東北已經打下了一個基礎。當時儘管全國人民抗日的要求很強烈，但對於剛剛完成中國統一的國民黨軍隊來說，取勝的可能性是很小的。也就是說，主戰派要立即對日宣戰，基本上是沒有取勝把握的。他們所能做的只能是積極準備，集蓄力量，等待反攻時機。所以這段時期雖然有一些局部的抗戰，如滬淞抗戰等，但蔣介石政府的主要動作是請國際社會干預，以限制日軍在中國的軍事行動。

　　首先要明白，張學良發動的「西安事變」，並無助於收復東北。其次，張學良當時並不能神算到日本人將要在「西安事變」半年後對中國發動全面進攻，從而引發中國的全面抗戰。因而我們說，「西安事變」與中國的抗日並無直接關係。

　　「西安事變」只有一個意義，那就是武力強迫蔣介石停止了「剿共」政策，從而救了中國共產黨一命。張學良這樣做，也許是出於不願被調到南方福建，也許是不想讓共產黨被蔣介石「剿」掉，至於張學良為什麼要這樣做，我們留給歷史學家去研究。

　　「西安事變」時，蔣介石答應張和中共代表，停止「剿共」政策，聯共抗日。以後，國共兩黨開始了談判。起初談判並沒有多大進展。直到「七．七蘆溝橋事變」爆發，全國抗戰已經打響後，中國共產黨才表態放下紅旗，接受政府改編。

　　一九三七年七月十五日，中共代表將一份題為《中國共產黨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交給國民黨中央，宣言中作了如下的聲明：

　　（一）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為中國今日之必需，本黨願為其徹底的實現而奮鬥；

　　（二）取消一切推翻國民黨政權的暴動政策及赤化運動，停止以暴力沒收地主土地的政策；

　　（三）取消現在的蘇維埃政府，實現民權政治，以期全國政權的統一；

　　（四）取消紅軍名義及番號，改編為國民革命軍，受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的統轄，並待命出動，擔任抗日前線之職責。

　　這個《宣言》公布後，中央通訊社又發表了蔣介石《對中國共產黨宣言的談話》，表示：「今日凡為中國國民，但能信奉三民主義而努力救國者，政府當不問其過去如何，而咸使有效忠國家之機會，對於國內任何黨派，只要誠意救國，願在國民革命抗敵禦侮之旗幟下共同奮鬥者，政府自無不開誠接納，咸使集中於本黨領導之下，而一致努力。中國共產黨人既棄成見，確認國家獨立與民族利益之重要，吾人唯　其真誠一致，實踐其宣言所舉之諸點，更　其在禦侮救亡之統一指揮下，以貢獻能力於國家，與全國同胞一致奮鬥，以完成革命之使命。」

　　這個談話實際上承認了中國共產黨的合法地位。中共《宣言》和蔣介石「談話」的發表，標誌著以國共兩黨第二次合作為主體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正式形成。

　　經過了六年的「準備」，中國的抗日戰爭就這樣打起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