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與歐衛解約風波的來龍去脈（二） 新唐人電視臺人員與資金來源揭秘

　　新唐人很快吸引了許多觀眾。同時，其事業版圖也開始迅速擴張。從2002年首播到2003年7月新唐人全球衛星網路開通，信號覆蓋北美、亞洲、歐洲和澳洲，成為世界上少數有能力覆蓋全球主要華裔社區的媒體之一。新唐人的世界記者站也從無到有，現在已經發展到了60個。2004 年和2005年，新唐人還舉辦了全球華人新年晚會，取得了相當的成功。

　　根據經濟學的基本原理，有產出，必須先有投入。在美國媒體業，創辦一個新傳媒品牌的前期投入大得令人望而卻步。新唐人的崛起，當然會給人以新唐人公司實力雄厚，資源豐富的印象。事實上，資金方面新唐人除了廣告收入和個人的捐款外，沒有拿任何一個政府或大企業的一分錢。人力資源方面，更是幾乎全部依靠一群全身心奉獻的義工。支撐這個龐大媒體運作的終極力量，其實就是一個簡單的信念：把真相傳遍人間。別有用心的人散播謠言說，美國政府給新唐人撥款，臺灣政府給了新唐人多少錢。其實，不理解這個信念的人，也許永遠不會明白新唐人為什麼能夠創造奇蹟。

草創之初

　　新唐人電視臺是在2001年初冬的時候開始籌建的。當時因為資金短缺，於是公司便在紐約曼哈頓下城租了一個十分簡陋的辦公室作為節目製作地點。新唐人新聞主編值班室則在紐約皇后區的一個地下室。他們在這間充滿潮濕味的地下室錄製每天的新聞圖像。那個時候新唐人全球記者站還未成形，新聞來源主要是購買西方新聞社的報導，再翻譯成中文。由於每天新唐人至少要播報四次新聞，早上四點半就有一次。負責選擇新聞的義工凌晨兩點就要起床，到地下室去看新聞，然後挑出來需要的新聞稿件和鏡頭，另有人翻譯成中文，再加上主播、攝影師、配音和剪接等許多工作人員的配合，才能把新聞製作出來。每天清晨，一位住在布魯克林區的新聞圖像編輯坐地鐵約一小時趕到這裡拿走圖像硬碟，再乘地鐵約一小時趕到曼哈頓製作新聞，然後再拿帶子到曼哈頓中城的一家電視臺播出。臺裡的設備很多都是購買別的電視臺的二手貨，電腦品牌也都參次不齊，很多都是義工們自己原來在家裡用的，就捐給了電視臺。創業初期的經濟困難，由此可見一斑。

　　人力資源自然也很緊張，專業人員更是鳳毛麟角。由於所有人都是義工，這裡的臺長只不過是對外聯絡和公關的頭銜，對內大家都是本著相互尊重的原則配合協調工作的。一位副臺長在回憶草創時的經歷說，他們有一次開電視臺的籌備會，他放眼一看周圍的志願者都是博士或教授，可惜都是計算機教授、生物博士、化學博士、物理博士，幾乎沒有什麼電視臺方面的專業人員，有管理經驗的也不多。但是大家都覺得辦這樣一個電視臺是奉獻社會的義不容辭的責任，再難也要上。沒有專業經驗，大家就自己花錢去學。好在這些人都是學習高手，很快就掌握了必要的技能。

　　由於電視臺工作人員都是義工，所以他們只能白天象普通人一樣到公司去上班，下了班以後到電視臺工作。因為沒有經驗，開始製作節目的效率很低，燈光設置、錄音、剪接都相當緩慢。2001年底加盟新唐人的新聞主播楊帆談到自己剛開始播音時說：

　　「一天晚上，是我練習播音。我和圖像編輯合作，要像正式做新聞那樣練習。我從晚上八點坐到鏡頭前，練到凌晨十二點。回家的路上，我想：用4個小時應該能做出半個小時的新聞了吧？第二天，我問圖像編輯：『我們昨天晚上做了多長時間的新聞？ 』『10分鐘。』我有點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問：『就做了10分鐘的新聞？』『是啊，就10分鐘。』回家的路上，我反覆的想著：4個小時, 10分鐘。按這個比例，要想做半個小時的節目就得12個小時。我要是從晚上八點開始錄製，做到第二天早上八點，剛好九點鐘去上班。我覺得我可以做通宵，可是我不知道我可以這樣堅持多久。」

　　但是，楊帆們畢竟堅持下來了。他們的專業素質在這種嚴酷的環境下也得到了嚴格的訓練。為了更好的支持電視臺，許多外地義工辭去了他們報酬豐厚的工作，到紐約去找工作，以便就近支援新唐人。當時有個叫梅梅的新聞主播是從佛羅里達搬過去的；金然是從亞特蘭大搬過去的；方菲原來在密西根的大通信公司工作，後來也搬到了紐約。新唐人的一位副總裁原來是賓州大學計算機系的教授，因為每天都要跑紐約來回開車要四個多小時，而且睏倦的時候開車又非常危險，就換到紐約附近的一所大學當教授。一位義工讀碩士期間正趕上暑假，就到電視幫忙臨時性地做主播，每天一大早上去臺裡，晚上常常一點以後回到住的地方。為了省錢，和大家擠住在曼哈頓上城的一間公寓裡，路上地鐵票和中午盒飯都是自己出錢，更不要說更昂貴的服裝和化妝品了。有的特約評論嘉賓被邀請到臺裡做節目，從外地趕到紐約，單程開車要四個半小時，路上的過路費和汽油錢也都是自己負擔。因為沒錢住酒店，做完節目就往回趕，回到家裡已經是第二天早上五、六點鐘了。

　　著名政論家林保華（筆名凌鋒）由於經常在新唐人電視臺作訪談節目，同新唐人的義工們相熟。他在自己的文章中，提到新唐人電視臺設備簡陋，除了基本的攝影器材，主要就是計算機設備，可說是「土法上馬」。但是，義工們清教徒似的生活和全身心的奉獻精神卻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2002年夏天的時候，電視臺因為製作部和播出部分在兩處實在不方便，就在曼哈頓中城租下了現在這個辦公室。當時就像一間大倉庫一樣。很多老先生和為數不多的年輕人開始裝修這間大屋子，把它隔斷成播音室、化妝室、會客室、技術部、播出部、資料間等地方。新唐人的男女主播們，那時也曾在播音的間隙幫助去搬大木板。

生存與發展

　　剛剛創臺時，因為維持節目製作和播出的人員都奇缺，新唐人沒有精力和人員去跑廣告業務，以至於最開始大半年的時間幾乎沒有什麼廣告。整個電視臺的運轉全靠個人捐款來維持。後來，一些臺灣學生義工和在臺灣大電視臺的專業人員知道紐約的艱難後，或者在暑假期間、或者在休年假期間跑到紐約來支援，形勢才緩解一些。直到現在，新唐人的廣告員也不都是很專業的人員。但是許多商家都是受到新唐人這種「鐵肩擔道義」的精神感召，開始在新唐人上做廣告。

　　一個電視臺必須要有自己的特色，才能吸引觀眾收看。從這一點來說，新唐人的崛起也和中共對華文媒體的滲透有關。很多敏感話題關係到人們日常生活和社會大的發展走向，但是一般的華文媒體都不敢觸及，或做深入報導。這就等於把觀眾群拱手讓給了新唐人。像「江澤民出賣領土」、「六四」、「香港反二十三條立法」、「地下基督教會被鎮壓」、「民間維權運動」、「SARS真相」，以及特別是「法輪功」的議題都是大陸竭力封殺的。而新唐人卻總是在第一時間進行詳細追蹤報導。舉例來說，新唐人對於「SARS」的報導，比中共官方不得不承認SARS真相早了三個星期。新唐人新聞製作部的主任李國棟說，「如果新唐人的節目能夠在大陸自由播出，人們提早三個星期做好預防準備，恐怕不會危及到那麼多中國人的生命，甚至引起世界的恐慌。」

　　新唐人的記者站在世界各地從無到有，漸漸建立起來，現在已經達到60個，更逐步走進華裔社區。這些記者站的設備都是義工自己購買的，人力更是分文不取。出去採訪的車馬費都是自掏腰包，包括和客戶一起吃飯的錢，也沒有一分是新唐人給的。一般人聽說新唐人在全球四大洲設有這麼多記者站，都非常吃驚，感覺每年花費至少要兩億美元。其實新唐人每年的花銷非常少，除了衛星租賃費用和播出費用外就是紐約辦公室的租賃費用，而各地上有線電視和辦公室租賃都是各地義工自己出錢辦的。很多地區的辦公室就是義工家裡的地下室。新唐人各地義工的知識層次也非常高。有人開玩笑說，賣新唐人新年晚會VCD的義工都得有碩士以上學位。

　　在新唐人義工群中，有一個需要特別提到的團體：法輪功學員。他們在被中共利用整個國家的宣傳資源、外交資源和特務資源造謠誣陷，國內的功友乃至親人被騷擾甚至虐待致死，本來他們應該是最需要別人的幫助。但是如今他們不但頂住了這些壓力與不幸，反而用他們菲薄的收入和極為有限的時間支撐著這個電視臺的運轉。讓所有的華人能夠透過這個窗口瞭解對於他們來說也許是生死攸關的真相。新唐人電視臺走到今天，法輪功學員的巨大付出是關鍵原因之一。當歷史走過這一頁，更多的真相被披露出來的時候，相信新唐人的觀眾們會對法輪功義工們升起由衷的敬意。

小結

　　新唐人的成功創造了華語媒體圈的一個奇蹟。首先，新唐人打破了中共在海外的媒體壟斷，為華人首次奪得了一直控制在中共手中的話語權。其次，新唐人通過衛星覆蓋中國大陸，為中國大陸人民瞭解真實的世界提供了一個獨一無二的機會。這個契機，卻因為中共的黑手和歐洲衛星公司的短視而即將失去。歷史在這個關頭將要做出的抉擇，對中國人民以及其將來命運而言至關重要。(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