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是如何相中溫家寶的？

　　溫家寶同志離開天津南開中學後，就沒有回去過。天津南開中學校長室一女士告訴記者，溫家寶副總理在宣傳上保持低調的作風，有消息說他曾經專門和天津市的領導打過招呼，不要在他身上「做文章」。

　　「邊塞」

　　十四載1968年2月，紅色海洋席捲中國，在北京地質學院構造地質專業攻讀研究生的溫家寶主動要求前往「邊塞」甘肅，從此與祁連山相伴十四載。

　　溫家寶在甘肅酒泉地質隊工作期間，認識了畢業於蘭州大學地質地理系的張培莉。張培莉家住蘭州市，在甘肅地質局從事岩礦鑑定。兩人在七十年代結婚。1968年到1979年，溫家寶由一名初出校門的實習生成長為地質隊的副隊長，1979年後，溫家寶上調到甘肅地質局。

　　酒泉的生活在溫家寶的心中有著重要的位置。甘肅省地勘局第四地質勘查院辦公室王先生向記者介紹說，2002年9月，溫家寶到酒泉視察工作，曾專程到那裡的地勘局第四地質勘查院探望老戰友。老友相會，一貫低調的溫家寶除了與大家合影外，在應邀題字時，留下了「溫家寶」三個字。

　　在甘肅地礦局內流傳著這樣的故事：溫家寶在甘肅地質局工作期間，條件非常艱苦。他曾到酒泉灌溉面積最大的洪水壩河工作。有一天晚上，山洪暴發，溫家寶和同事一夜三次搬遷帳篷，終於避過大難。

　　甘肅省地礦局辦公室一位官員告訴記者，溫家寶副總理在甘肅有不少老同事、老朋友，他們之間現在還保持著聯繫，這也是溫家寶副總理瞭解基層情況的一個渠道。

　　胡耀邦「選才」

　　上個世紀80年代初對於中國許多中層幹部是令人興奮和難以忘懷的。那時幹部隊伍的「四化」（革命化、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浪潮，拍打著曾在文革中上下流動的眾多年輕人。

　　1985年春天，溫家寶被任命為中共中央辦公廳副主任。而他的直接領導是王兆國，時為辦公廳主任。

　　「胡耀邦選幹部不任人唯親，他很重才幹。 1985年前後，他特別委託中央組織部考察幹部，主要是省部級幹部，希望物色到中央辦公廳主任的合適人選。當初我知道的挑選標準有四個：副部級以上、年輕、學歷較高和有才能。」一位曾在中共中央辦公廳工作近十年的人士說，「中組部考察時，發現他各方面才能很全面，人品也好，而不僅僅是個只懂技術的幹部。」

　　經過幾輪篩選，那次選拔只留下三個幹部，其中之一就是溫家寶，另一個是現任政治局常委的吳邦國，時為中共上海市常委。還有一位吉林省的高級幹部。

　　1986年，中央任命王兆國為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而溫家寶接任王的職務，成為新中國成立後繼楊尚昆、汪東興、姚依林、胡啟立、喬石和王兆國後的第七位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

　　尊重領導和平易近人是溫家寶一貫的作風。他在辦公廳工作時的那位下屬對記者說，「在日常工作中，他對每一位領導都很尊敬，同時他對辦公廳的工作人員依舊保持著平易近人的風格。」

　　「眼光向下」

　　2002年山東大旱，國務院原本打算派出水利部官員視察，但隨著山東旱情的不斷加重，最終溫家寶親自赴魯。溫家寶對深入農村研究和調查有著獨特的情結，特別是對農村問題。

　　2002年3月6日，溫家寶副總理參加遼寧省人大代表團的分組討論，原九屆人大代表，朝陽市市委書記王大操回憶，溫家寶非常關注推行的「開倉借糧」政策，聽說遼西去年旱情嚴重，詢問完一位在座的來自基層農村的人大代表他們村受災情況和政府相關的救濟措施後，又連續詢問他，「你們市去年向農民『開倉借糧 』了嗎?借了多少?」「發救濟糧了嗎?發了多少?」「

　　有三個數，一定要搞清楚。一是開倉借糧的數，要保證災區農民有飯吃；二是救濟糧的發放數；三是農民通過打工、親朋互助等辦法自救解決的數。這三個數搞清楚了，對缺糧人口的情況就心中有數了。」溫家寶副總理當面告誡王大操。

　　而九屆人大代表，原河北省豐寧縣委副書記依然清晰地記著在2002年3月7日，溫家寶副總理參加河北省人大代表分組討論時的情形。「溫家寶微笑著與坐於前排的代表一一握手，態度甚是謙恭。大家對他印象很好，特別歡迎他。我的發言引起了溫家寶很大的反應，當時豐寧遭受了連續三年的旱災，政府正發放糧食幫助農民。」

　　當匯報豐寧政府按照鄉村逐級匯總統計上來的數字發放糧食時，被溫家寶打斷：「這樣做不行，只靠統計數字做事不行，我們必須眼光向下，只有親自下去調查，一戶戶查，一家家問，這樣才能真實瞭解受災情況。」

　　據原河北省豐寧縣委副書記介紹，溫家寶副總理到河北豐寧視察過，深感目前城鄉差距嚴重，「溫家寶副總理2000年在豐寧視察時並沒有按照會務事前安排的路線走，可以說看到了沒有經過掩飾的農村基層的實際情形。」

　　一位熟知溫家寶的官員說，溫家寶到外地視察的時候，他經常會讓車隊突然停下來，沒有事先安排就下車與附近的民眾交談，希望瞭解最基層民眾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