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紅冰: 官辦知識份子是人民苦難的原罪

2005-09-04 20:01 自然史屬於自在之物的範疇，自在之物是精神之下的存在。人的文化歷史屬於自為者存在的範疇，自為者本質上是心靈的存在，是創造精神價值的過程。因此，自然史在下，人類史在上。這就如同精神高於物性，心靈高於自然。正由於人是精神價值的存在，才形成超越自然之上並獨立於萬物的心靈的命運。
人由自在之物升華為自為之存在的道路艱苦卓絕；人超越自然史進入文化史的歷程驚心動魄。知識則是通向精神價值史的漫長石階。沒有知識的累積，就沒有人的文化史，就沒有獨立於萬物的心靈的命運。
知識對於精神價值史的形成所具有的關鍵性作用，使知識份子──專門發現、創造並傳播知識的人，獲得崇高的社會地位。「民族的智慧之鏡」和「社會的良知」這兩項稱謂，是人類獻給知識份子的最經典的榮耀。知識份子以發現、創造並傳播知識作為職業，以思想作為生活方式，也就決定了知識份子的基本價值在於創造人類文化史。知識份子是自然史之上的人類文化史的原創力。
每一代或者每一個民族的知識份子的思想風格，以及他們發現和創造的知識所蘊涵的價值取向，乃是那個時代或者那個民族的文化歷史之魂。自由而高貴的思想會孕育出偉大而光榮的命運；猥瑣而陰鬱的思想，只能被平庸而墮落的歷史所詮釋。
對於還有雄心保持自己歷史的民族，思想是必須的。然而，對於任何民族，思想又都是奢侈品。因為，思想雖然是精神價值之源，但卻不能直接產生支持物性生存的資料。然而，試圖迫使思想直接創造金錢的年代，卻又是人性最墮落的時期。
正由于思想不直接等同於生存資料，所以，一個民族如果試圖從整體上以思想為生存方式，這個民族便無法保持物性的生存。有鑒於此，為了滿足民族命運對思想的需求，任何民族都只能培育一個創造思想的群體──知識份子。而思想的創造者必須以思想作為基本生活方式。
思想是保持獨立的民族命運所必須的奢侈品，是一項最高貴的社會消費。所以，知識份子群體的養成，便意味著沈重的民族付出，沈重得如同一個巨大的歷史命運的悲劇──至少在中國情況如此。知識份子這個概念乃是中國底層民眾血汗的凝聚。直到今天，中國知識份子群體的養成，仍然遵循著這個古老的邏輯。想一想有多少農民終生艱辛勞作，只能把供養兒子讀大學，作為在貧瘠的土地上播種的唯一希望。更有悲慘者，竟不得不靠賣血來支付子女的學費！中國的知識份子，是沐浴著民族的血汗成長起來的一群。那麼，他們又為中華民族做了些什麼？
中國古代的知識份子有值得刻在太陽之上的萬年不朽的榮耀，也有需作萬年懺悔的罪行。
文學是關於情感詩意化的學說；藝術是關於心靈之美的學說。古中華知識份子創造的屬於東方的詩意和心靈之美，達到了人類精神價值的極致。那蘊涵真實人性的豐饒詩意，那輝映自由心靈的璀璨之美，才是中華文化不朽之魂。一句古詩便可引發流亡者萬里鄉愁；一支詞曲，即能令人把終身許給中華文化之神韻。正是可以醉倒永恆之時間的詩意和至美，將偉大的榮耀賜給中華文化。以致於面對最悲慘命運的中華兒女，也無法泯滅對中華文化的無盡苦戀。
如果我們相信自由的心靈是詩意和藝術之美的源泉，那就可以推定古中華知識份子的心靈如長風般自由。但是，令人難解之處在於，古中華的知識份子最終也創立了極端違背自由人性的政治文化。一代代帝王是專制政治的象徵，不過，帝王意識也是由知識份子鑄造的政治文化之刀彫刻出的木偶。
宋代，儒學被專制權力奉為國學之後，極端的專制形式──世俗的政教合一體制，便成為中國歷史至今都沒有擺脫的劫數。政教合一體制使專制的鐵手伸進精神領域，它要奴化心靈，把思想變成囚徒。而世俗的政教合一比經典的政教合一更墮落，因為，它內涵中沒有宗教的神聖情懷，卻只有對專制獨裁權力的貪慾。
專制導致民族人格的普遍奴性化；極端的專制則導致極端的奴性人格。民族人格一旦奴性化，就必然受到歷史的蔑視和命運的懲罰。中國近代史的所有苦難和屈辱，其終極原因正在於中國民族人格的普遍奴性化。
神州蒙塵，中華命運之星黯然。古中華知識份子人格中高貴、狂放而自由的基因，再度激發出蓬勃活力，欲挽民族危機之狂瀾於即倒，欲救苦難深重之同胞出人間地獄，欲圖中國之民主自由。從戊戌至辛亥間，一代風流，數番浴血，幾度悲壯。那一代知識份子之情懷，或慷慨悲歌，而又深情似海；或視死如歸，而又兒女情長；或俠肝義膽，而又詩意爛漫；或蔑視皇權，而又溫潤謙恭；或智慧深沉，而又豪氣干雲，或錦繡心胸，而又英勇無畏；或柔情如水，而又意志勝鐵。思之念之，令我悲愴如狂，恨上天不佑我，使我不能早生百年，與那一代英雄兒女，風流才子，共舉義旗，共赴國難，共蹈血海，共醉悲歌──以雷電為槌，以太陽為砧，共鑄中華文人千古榮耀。
人類歷史發展最遺恨深重之處常在於，一個民族與命運大劫難決戰的過程，同時也是民族精英群體消耗殆盡的過程。辛亥之後，風流雖可傳千古，英俊秀美一代文人卻已如風中花雨，艷麗飄落，白駒過隙之間，便已化為英雄一夢。剩下的知識份子，多為猥瑣酸澀之徒，平庸顢頇之輩。
二十世紀上半葉，以暴力和仇恨為圖騰的馬克思主義，被中國文人引入神州。這批中國文人竟要以馬克思主義──這個屬於一位德國失意文人的理論，取代儒學，作為中國的國學。他們首先在命運偶然性的佑護下，促使馬克思主義成為現實政治領域中最強大的存在，繼而又同魔鬼一起推動歷史之輪，軋過辛亥志士的政治遺產──中華民國，把馬克思主義鍛造成中國現代專制之魂。
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傳教人，中國共產黨，攫取國家權力之後，便用專制鐵手，扼殺殘存的最後一絲古中華文人的自由人性和高貴氣質。六. 四大屠殺之後，良知未泯的中國知識份子因反抗暴政，有的身入黑牢，有的流亡海外，有的主動或被動地自我放逐於專制體制之外。繼續留在體制內的知識份子，不僅從整體上完全放棄了作為社會良知的天職，徹底墮落為專制權力的奴僕，更有甚者，中國知識份子本身就開始專制權力化的過程。在現代中國，不是別的，正是官辦知識份子構成了人民苦難的原罪。
中共暴政乃是人類專制枯樹上一枚最成熟的毒果。其凶殘、冷酷、獸性、偽善，均趨於極端，真可謂「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腐敗的權力與骯髒的金錢相得益彰，結成政治黑幫；貪官與奸商沆瀣一氣，國家權力由此淪為權貴階層看門之犬。
暴政蠻橫，以專制之鞭馴化知識份子；暴政狡詐，以物慾虛榮引誘知識份子。專制之鞭使文人怯懦，物慾誘惑使文人卑鄙。怯懦與卑鄙之間，知識份子已是腐敗官權與骯髒金錢的雙重奴僕。
暴政只須頤指氣使，百萬御用文人便心領神會，爭相逢迎，唯恐不及，以為專制粉飾辯護；暴政只須拋一塊物慾，千萬知識份子便垂泣頓首，歡呼雀躍，如群蠅逐臭，以謝專制者恩賞。此皆奴僕之醜態。
然而，可悲之甚者，尚不在於知識份子已成權貴者之玩物，而在於知識份子專制官權化漸成大勢。
君不見，滾滾貪鄙之狗官，為欺世盜名，為附庸風雅，亦為壟斷知識，便用專制權力之網，捕捉博士、碩士之名；君不見，紛紛如塵之文人學者，鎮日狼奔矢突，只以獲得官位為光宗耀祖之榮。知識份子專制官權化，侮辱了知識，卻不能令權力崇高；專制權力知識份子化，使官權更加偽善，同時也貶低了知識。
今日之中國，專制官權乃萬惡之根，苦難之源。知識份子把自己的形象彫刻在專制權杖之端，中國文人成為人民苦難的根源。知識份子泯滅良知，滔滔論證專制的「合理」，受貪官奸商欺凌摧毀的億萬百姓，還能到哪裡去尋找社會正義？知識份子把熱戀的目光投向官權，而把冰冷的屁股留給真理，中國如何能走出專制鐵幕的陰影？
知識背棄追求真理的誓約，把靈魂出賣給暴政，知識份子由此成為人民苦難的原罪；如果說知識份子是人類文化史的創造者，中國文人就正在創造屬於罪惡的歷史。知識異化為苦難和罪惡的孕育者──這乃是令鐵石之心都欲哭無淚的大悲哀。不過，對現代中國文人的歷史性譴責，還不能到此為止。
我曾有言，中國最深刻的危機在於民族人格的墮落，在於民族道德原則的崩潰。人的命運本質上屬於心靈的範疇，而道德是心靈的基本要求。因此，道德的危機是人類根本命運的危機。中華民族正處於心靈的危機之中，十三億人的心靈正在絕對的私慾和貪得無厭的物慾中腐爛，中國已經變成拒絕相通道德的國度；中國人已經沒有能力相信生命的高貴與神聖。古中華文化所創造人格的絕世之美，被現代中國人的曠世之醜所凌辱。
腐敗的專制權力直接導致民族道德的崩潰。因為，權力一旦腐敗，就是最大的教唆犯，它教唆整個社會墮落。但是，應當對中國人淪為沒有道德能力的民族負最終責任的，乃是現代中國文人。正是知識份子對自由真理的背叛，對真實人性的背叛，對生命美學的背叛，對生命神聖感的背叛，對民族責任感的背叛，徹底湮滅了中國人對道德的信心。「民族的智慧之鏡」已經迷戀於物慾，「社會的良知」已經埋葬了良知，誰還會相通道德的崇高？！
大多數文人毫無道德內疚地與專制政治同生共存。他們不以公開向官權作精神賣淫為恥，這雖然粗俗可鄙，卻還有炫耀無恥的勇氣。更有另一類文人，連無恥都要偽善。他們居於人性腐爛的專制體制之內，卻還要自命清流，有的自讚為「公共知識份子」，有的自稱為「自由主義者」。這類文人一方面迷戀於專制者賞賜給他們的功名利祿、虛榮地位，另一方面卻還要通過如貪官嫖妓般亢奮而又怯懦地談論有關「自由主義」或者「公共知識份子」責任的話題，對專制政治作撒嬌調情般的批評，並試圖以此欺世盜名，博得社會和歷史的尊重。
戊戌六君子的血洗去了近代中國改良和革命之間的界限；六. 四之血也早已洗去現代中國改良與革命之間的界限。中國黑暗至極的現實正頓首泣血，向蒼天和大地召喚政治大革命。自命清流的中國文人卻仍然向人民叫賣改良主義的幻想。
六. 四之後，中共暴政迅速褪變為政治黑手黨。這個政治派別剩下的唯一衝動，就是利用腐爛的國家權力，肆無忌憚地壓榨社會，攫取私利。它永遠失去了通過政治改良，走向民主和正義的可能。當然，它也永遠失去了自我拯救，並得到歷史寬恕的可能。
自命清流的中國文人製造出一系列令民眾眼花繚亂的政治名詞，諸如新權威主義、權威政治、後極權時代等等。他們這樣作的目的，無非是試圖讓人們相信專制政治已經軟化，從而為他們的改良主義思潮提供政治概念的論據。但是，刻在鐵幕上的現實是，中共暴政乃是有史以來最成熟、最凶殘、最無恥、最詭詐的專制政治，在專制原則的範疇內，中共暴政根本沒有絲毫軟化。當中共暴政日益趨向專制主義的極致之時，在沒有任何政治改良可能性的情況下，喋喋不休地散佈改良主義，只能意味著試圖延長中國人民的苦難；只能意味著以極為精巧的方式，為中共暴政的繼續存在，提供思想的支撐點。
以中共暴政為衣食父母的文人自讚自許為「公共知識份子」或「自由主義者」時，他們是希望人們相信，中共暴政的精神豬圈和思想禽欄之內，可以是「公共知識份子」的彩鳳和「自由主義」的神駿生長的地方。然而，真實的情況是，真正的「自由主義者」和「公共知識份子」不在鐵牢之內，就被迫流亡海外，或是處於其它形式的嚴酷政治迫害之下，而決不可能如今日改良主義者那樣，在中共暴政的精神豬圈和思想禽欄之內，油頭粉麵地扮演偽「公共知識份子」老旦和偽「自由主義者」的花旦。
現代中國，自由主義的榮耀只屬於同極端專制主義血戰的英雄。至於那些一邊美滋滋地品嚐專制者恩賞的物慾和虛榮，一邊哼自由主義小調的酸澀文人，只不過是「有色心，沒色膽」的一群，他們根本不可能得到高貴精神價值的垂愛──自由主義風華絕代，她只會把自己許給願為自由百死不悔的鐵血男兒。
知識份子淪為人民苦難的原罪──這正預言著前所未有的大悲劇。中華文化將最終由於心靈的墮落，頹然崩潰為萬里廢墟。那精神領域內的崩潰將比喜馬拉雅壯麗的群峰的崩塌，更令歷史扼腕悲嘆。因為，崩潰中化為塵霧的，乃是生命難以再次達到的文化之至美。
一個剛硬如鐵鑄、冷峻如堅冰的問題是：你是否忍看中華文化最終死於知識份子對心靈的背叛？──這是一個只屬於堂堂中華男兒，而與多如蟻群之庸人無關的高貴之問。
在人性普遍腐爛於物慾的時代，在知識背叛了良知的時代，思索高貴的問題，只能承受孤獨；回答高貴的問題，必須面對艱難。不過，真理的命運也常起步於孤獨，成就於艱難。
為了在中共暴政造成的精神廢墟上，重建民族心靈的家園，我們首先應當通過中國文化復興運動，重鑄中華知識份子的自由精神，重鑄中華知識份子的獨立人格。這樣作，並不僅是為了拯救現代中國知識份子的榮譽，更是為了盡早結束中國人民的苦難。
如果有一日現代中國知識份子能夠從整體上，用懺悔的淚，或者獻祭的血，洗去刻在額骨上的奴性，我會為知識重歸良知與真理，而高舉烈酒，邀太陽共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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