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亡不是一個異議詩人或作家的自覺選擇，而是在專制極權社會政治迫害和精神高壓下的無奈。確實，流亡者在美國或西方別的國家呆下來，沒有人關心他們的生活，也極少有條件或機會翻譯出版他們的作品。留下來，等同於「作為一個作家」的意義上不存在，或者等同於精神自殺或慢性死亡；若重返專制暴虐的社會體制下生活，面對的是新一輪的政治迫害、監禁乃至死亡。本質上，一個詩人和作家離開了他的母語、離開了他可能擁有的文化環境和讀者群，無異於精神自殺。這不僅是一種現實生存的困境，更是精神生命生存的絕境。他們的生活中並沒有也罕見擁有虛幻的光環，頭頂上也沒有一般人「想當然」的傳統意義上的人文的桂冠。一般來說，他們的人生是一種悲劇。少有人獲得命運的回報，更少有人像上世紀極權國家流亡者一樣最終受到人們的認可和世界的寵幸！我這裡說的是「少有」，卻不是指這種情況在絕對意義上不可能。但是一般來說，流亡者在兩種不同時空條件下、即專制與自由的不同社會環境條件下，卻有可能對人生同樣的絕望。即使如此，也只能獨自面對：或隱忍！或承擔！甚至有可能在生存壓力和瀕臨精神窒息的雙重困厄中，最後無奈走上絕路！
這就是流亡或「政治流亡」，其中隱匿著看不見的辛酸和苦楚的漂泊與流亡！
當然，這種情況只是極其矛盾的浮生現象的一面。另一面，流亡卻無疑是一種「解脫」，精神高壓下的解脫。你在異國它鄉的民主國家得到了「身體的自由」，也同時獲得了「寫作的自由」。這種「自由」對我來說，就是從一片充滿血腥和猙獰的歷史記憶的「紅色的大陸」來到了精神色彩同往昔截然不同的「藍色的星球上」。
我說過，面對流亡，一個詩人和作家有可能使其寫作日趨枯竭或中止，也有可能使其寫作比以往倍加豐富和旺盛。面對新的陌生的生存和文化環境，這兩種情況都有可能，其結果因個人諸多不同條件而異。中國作家和詩人，在另一種語言環境的流亡狀態中一般很難堅持正常寫作；即使寫作也只能在異國的環境中使用母語、也即與生俱來習慣和熟練使用的中文。這種情況下縱使享有了「寫作自由」，卻未必同樣能享有「出版自由」。過去是意識形態限制、主要是出於政治高壓；現在這種「高壓」也已經滲透到了海外和西方社會。某些媒體和出版社或迫於共產黨的壓力、或受到共產黨的操控，直接和間接拒絕發表和出版中國異議作家和詩人的作品，在自由世界配合中國專制者封殺這些人的聲音！這種情況發生在美國社會是十分反常的，卻至今無人向公眾戳穿並引起自由世界的警覺和普遍關注！同時，中國流亡作家和詩人，還要面對自己身處其中的西方商品社會的壓力，在國外出版中文，不但出版條件諸多受限、中文讀者也極有限。若翻譯成西方的主要語種英語，面對的是漢學家和西方出版商，不是每個人都有這種運氣受到別人的認同和道義支持，也不是每一個「漢學家」都有不怕共產黨和敢於翻譯「異議者」作品的勇氣和膽識。這些所謂「漢學家」少有獨立人格者，卻多有趨炎附勢之徒，他們在某些宦海沉浮的文人的導向下，竟在文化品味上與遠在中國大陸的「黨」高度保持一致。即使有人願意翻譯你的作品，也不是每一個「出版商」都慧眼獨具，他們對一部作品的取捨，更多地服從於種種世俗規則和功利制約，少有人出於純粹的文化價值與精神含量考慮。在人文意義上獨具大眼光和高境界的人越來越少！這是個徹底世俗功利化的世界！
每一個作家和詩人，都需要自己靈魂的「知音」，首先是出版商，然後是讀者，所有時代都是這樣。
但是，無論在東方或西方，真正的精神探索者和創造者其思想都是超前的，也必然是孤獨的。他們是那種對人類生存中的任何黑暗狀態都構成威脅的人，卻不是自覺和不自覺、直接和間接依附社會黑暗並與黑暗融為一體的人。我相信這些人生前活著的時候，一般在這個世界上很難碰上共同守護「生命之光」並加入「播火」行列者；更多的情況下是被人協同暴虐將其精神的微光吹熄，如當代中國大陸的那類與權貴沆瀣一氣的犬儒知識份子一樣。
*避難城：流亡者失而復得的家園
中國文化或文學在西方，我以為大致經歷了三大階段或過程。早期的中國人來到西方、主要是美國，其中多為偷渡者，而且多為生存或尋求「黃金夢」的實現。這些人一般都打餐館，積累了一定的資金後又從受雇打工者變為老闆、自己開餐館，這一時期我稱之為「推銷中國飲食文化」。繼而出於排遣人生苦悶和生活無聊，有限度地參與所在地區的社區生活，或拉一把中國二胡或彈一把琵琶以期引起幾個美國人的興趣和好奇。在早期移民中，這種情況本質上純屬混日子，隨著時間的推移中國民樂在美國終登大雅之堂，最後發展成頗受歡迎的舞台上的正式演出，這一時期我把它稱之為「引進或傳播」中國民間的「民樂文化」。第三個階段我以為還剛剛開始，這一階段為弘揚東方現代文化或中國「自由文化」。這一階段對我而言，既是個置身流亡中如何「面對流亡」的問題，也是個如何進入美國主流社會並有效促進中國文化同美國文化溝通和交融的問題。
在這個問題上，我不認為作為一個詩人和作家的「流亡者」在異國它鄉是絕對孤獨的、無人關注的。也不認為「故鄉」僅僅是指自己的出生地和埋葬祖先的土地，「故國家園」對我來說，是一個具有擴大了精神和心理內涵的全新的概念。如我現所在的美國匹茲堡市，我就將它視為我的「詩歌和藝術」的家園。對今天的我而言，這個精神和心靈的家園也同時是整個世界、即我們全人類活著生存其上的這個美麗的星球上。
我以為，我在美國受到政治庇護，這就是自由世界對人權的關注、特別是對作為一個異議詩人和作家的關注。而我應邀來到北美避難城聯盟 (The North American Network of Cities of Asylum)匹茲堡避難城(City of Asylum/Pittsburgh)，這就是這個富有人文精神傳統的城市對一個受到政治迫害的中國詩人和作家的關心、支持和幫助。我來到這個城市的日子，匹茲堡市長發表公告將其命名為「黃翔日」，這使我這個一生中曾一次又一次因詩歌和夢想受到監禁和踐踏的囚徒感動莫名，禁不住流下了眼淚。從我自身的經歷和體驗中，我認為這種經由作家避難城對流亡作家的道義關注在全球範圍內可以說是破先例的，它既是人類人道和良知的體現，也是對人類文化和精神創造的深層意義的呵護。我來到匹茲堡市以後，匹茲堡作家避難城組織不但幫助我在社區和遠近許多大學聯繫了一系列的文化活動，而且還盡力為我尋找適合的翻譯，翻譯我的作品。這一計畫早已經開始，繼數年前我的第一部大型英譯詩選《走出共產中國》(A Bilingual Edition of Poetry Out of Communist China)出版後，現在我的另一部新的英譯詩集在匹茲堡避難城這一基層組織的具體關心下已經完成，可望在年內出版並面對西方讀者。前者的翻譯為美國著名作家愛默生先生家族的子孫安德魯．愛默生(Andrew G. Emerson)；後者為美國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Davis）教授、著名詩歌研究和翻譯者奚密(Michelle Yeh)。避難城還計畫幫助我翻譯我的百萬字左右的半自傳體長篇小說《自由之血－－天空下的一個人和一個人的天空》和我在匹茲堡新寫作的以表現中美文化交流為內容的新書《匹茲堡夢巢隨筆》，並在美國的大報之一《匹茲堡郵報》(Pittsburgh Post-Gazette)上用了近兩個版面向美國公眾介紹。
在避難城和匹茲堡大學英語系等多個系的理解、支持和幫助下，我也應邀在匹茲堡大學(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英語系開設了中國文學課程，以三千年的中國詩歌為歷史背景，教授中國「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的中國詩歌和我自己的詩歌和詩學，他們並為此為我配備了中英文兼具者做我的助教。我的學生有一般的大學生，也有詩人、研究生甚至從別的系來聽課的老師。出乎邀請者和我自己的意外，他們不但對我的課表示認同，而且十分投入並熱情歡迎。這不僅促進了中國和美國的兩種不同思維和兩種詩歌文化的交流，也使我在中國大陸長達四十餘年禁止出版和受到封殺的作品在美國的課堂上得以傳播。
同樣是在避難城的支持下，我的住宅被命名為「夢巢」，上面以中國書法寫滿了我的詩，被稱為「房子詩歌」。它成了匹茲堡藝術博物館的永久性「現代裝置藝術」，也成了一處「立體詩歌」的人文景點。已經有許多人來參觀，他們來自全美各地甚至國外，藝術博物館和避難城並為遠道來訪的參觀者長期準備和提供英譯詩歌的彩色圖片。
*詩歌：「立體寫作」與「立體藝術」
對我而言，文學不是孤立的。它在精神內含上兼容現代社會政治、我的「宇宙情緒哲學」和「人體宇宙宗教」；而在形式上卻與別的藝術表現形式息息相通並互為綜合。所以，我的詩歌不僅是文本，當然它也不排斥對它的「文本」性閱讀；但同時它也是「行為書寫」和「身體書寫」意義上的「生命本文」，後者也許對一個現代人更為重要。匹茲堡作家避難城給了我一次新的詩歌理念實踐的機會，我把我的詩歌和作為東方線條藝術的書法以及朗誦、音樂、繪畫、舞蹈等在不同場合交相混和，使詩歌成為一種「立體寫作」或「立體藝術」。讓它從日趨邊緣化重返生命，重新回覆它日漸失落的生活和人群。也就是說，讓詩歌走出書齋、走出小圈子和小沙龍，也走出純屬沉思默想的心靈廟宇和大學與世隔絕的封閉的課堂。走向「大街、廣場和人群」，走向城市「高樓叢林」的「荒野」，並讓高等學府的「課堂」以全方位開放的方式敞開於天地之間。
我在流亡異國它鄉的文化交流和詩歌理念實驗中，不僅有綜合詩歌、書法的裝置藝術形式的「房子詩歌」，也有「爵士樂詩歌」、「搖滾樂詩歌」和「行走的詩歌」，後者為用中國草書將我的詩句書寫在T恤衫上並配合以英文。人走到哪裡，身體移動到哪裡，詩歌也行走到哪裡。它也可以參加「示威」性的遊行抗議的隊伍或出現於盛大「慶典」的場面或行列。讓詩歌既是一種書寫，也是一種行為表演方式和流動展覽藝術，從而更大地拓寬詩歌藝術表現的自由。我還希望完成詩歌的「霹靂舞」、詩歌的藝術「雕塑」。我希望我的「雕塑的詩歌」像美國四位總統的頭像似的出現在山頭或岩壁。我也夢想以旋轉式的現代裝置藝術形式向觀眾展出我的「詩歌萬里長城」的詩歌與書法的長卷。我以為「重返生命和生活」的詩歌，也應以「立體」的方式裝飾我們的城市、以碑石、廊柱、壁挂、詩書橫軸和立軸以及中國古典屏風等不同形式進入私人的庭園和居室……
讓混濁的現代世界重返大自然的清澈、成為詩歌巨大的「夢巢」；讓物慾橫流的人類生活成為淨化心靈的「詩化人生」。
我在「非文本」意義上的詩歌表現和嘗試，也得到了匹茲堡避難城(City of Asylum/ Pittsburgh)亨瑞和黛安夫婦（Mr. Ralph Reese and Ms. Diane Samuel）的支持。他們聯合匹茲堡藝術博物館，在大街上搭起舞臺，請來美國著名的爵士樂音樂家奧利勿(Oliver Lake)與我同臺配合進行「爵士樂詩歌」表演。這種混合藝術表演盛況空前，在社區街道從未有過，整條街巷都坐滿了人，受到公眾普遍歡迎。
在這一方面的實踐，不僅在美國匹茲堡，在義大利威尼斯也曾獲得異乎尋常的成功。在義大利威尼斯大學學中文的學生高達一千多人，為全球文化意義上的「中國熱」之最，來參加我的中意雙語朗誦會的聽眾擠滿了空曠的大廳。我穿著我的「行走的詩歌」T恤衫表演，最後我和我夫人身上的「行走的詩歌」衣衫被熱情的義大利男女大學生剝去了穿在他們自己身上。
我在匹茲堡大學教詩歌和在別的許多大學朗誦時，也為學生們在大銀幕上放映相關我的電影和電視專題記錄片，以此作為現場教學內容或背景畫面。同時在以中英文雙語朗誦時也將我的詩歌英譯投放在銀幕上，讓聽眾既閱讀原文也傾聽朗誦，參與者一目瞭然、反應熱烈，效果非常理想。
而詩歌朗誦對我而言，既是一種行為方式，也是一種藝術表演，同時也是另一種意義上的「立體書寫」方式。它不僅是不動聲色地「念」和「讀」，而是綜合聲音、表情和肢體語言，發出「肉身的喧囂」或「生命的嘯聲」。所以，有的聽眾說，你的詩歌朗誦不用翻譯也能懂，我們能感覺到你要說的是什麼。
*請同受害者和弱勢者站在一起
我離開中國來到美國後，我的倖存的幾百萬字各類形式的作品，已分別在臺灣、香港和美國出版。這些作品共二十部左右，主要為中文，翻譯得很少，由於政治原因，不准許進入中國大陸中文市場。作家因作品而存在，而失去讀者作家也就等同不存在。在這個意義上，避難城不僅為作家提供身體安全與自由的居所，也包括了對作家的精神生命的搶救。翻譯流亡作家的作品是最主要的，這個問題理應受到包括國際筆會和美國筆會等各方面的重視和支持。
我在中國長達四十多年作品受到專制制度封殺、至今禁止出版；如果在西方世界也得不到翻譯出版，就等同於另一種意義上失去「言論自由」、受到二度禁毀和封殺。這種情況不僅是我一個人、也不僅是中國流亡作家和詩人，而是全球範圍內所有因自由寫作而受到迫害的流亡者所共同面對的問題。在此，我向國際筆會、美國筆會、世界各地避難城、所有的出版者和整個自由世界發出呼籲，請關注和幫助翻譯和出版流亡作家的作品，並把這件事提到頭等重要的議事日程上來。一個自由作家和詩人因迫害而發不出聲音和因「流亡」而發不出聲音在本質上是同樣一回事、同樣的湮滅！這種情況等同於變相自殺！它也是一個作家和詩人精神生命最大的絕望！
同時，我也向西方的某些媒體、漢學家和大學的東亞系發出呼籲，請始終堅守道義和人類偉大的良知，並站在受害者和弱勢者的一邊！每一個生活在自由世界的人，沒有任何理由要向專制國家的獨裁者表示害怕、妥脅和讓步！絕不能在人類良心的天秤上向暴虐者一方傾斜，請幫助因受到政治迫害而流亡的自由作家和詩人，協同流亡者將其精神成果浮出水面，讓世人能夠見到也能夠讀到。不要出於對共產黨示好，只翻譯、介紹官方認可的作家的作品，而對受共產黨壓制的作家保持距離、持冷漠態度！不管是任何媒體、任何一個所謂「漢學家」、任何一個以介紹東方人文為主體的「東亞系」，這樣做都會使自己良心不安、使自已蒙受恥辱，因為其性質無異於與專制暴政同謀，在弱者和受害者身上加重壓力！在其精神傷口上撒鹽！
一切被踐踏並長久被湮滅於時間的塵土中的自由的文學作品，理應是全人類的財富，應由全世界給予愛護和共同發掘，而不應任其繼續受到冷落和漠視！
面對專制國家對異議作家的迫害和對自由寫作的扼殺，每一個出版商都應該伸出援手。而地球上所有熱愛自由精神和人類文化的城市，都是被迫「流亡」的詩歌和藝術的家園，都是蒙受政治迫害者的避難城！
*呼籲關注日趨惡劣的中國人權
最後，我提醒整個西方世界注意，中國是全球最後殘存的主要共產極權國家，這是一個遠離人類詩歌和音樂、自由和夢想的國度。這個國家的性質是「警察國家」性質，長期以警察、公安和「國家安全」人員、監獄和勞教、勞改場所來對付全體人民、包括所有持政治異議者、維護公民權益的律師、堅守新聞自由的記者和行使言論自由的獨立作家。全社會長期籠罩在精神的邪惡、暴虐和黑暗之中！為此，請全世界關注中國人權及其現狀！
毛澤東時期，這個國家發生了一系列政治運動，旨在向人民實施血肉和精神的雙重蹂躪，由此而導致一代又一代大量的無辜者的非正常死亡。鄧小平時期這個國家鎮壓「民主牆」運動和「六四」天安門運動。前一運動中，所有主要參與者被投入監獄；後一運動中政府以坦克和機槍來對付學生和市民，公然血洗天安門廣場。江澤民時期這個國家的主要鎮壓對象除了以往的異議人士外，又新增加了血腥鎮壓法輪功精神信仰者。「執法者」執法犯法，對法輪功信仰者不僅實施監禁、酷刑，竟膽敢以「執法者」的身份強姦和集體輪姦女法輪功信仰者，乃至秘密設立集中關押法輪功學員的集中營，活體摘取法輪功學員器官、最後投進焚屍爐毀屍滅跡！對此，整個國際社會至今保持沉默！而時至今天的胡錦濤仍然一脈相承專制暴政，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以黑社會和流氓手段來鎮壓今天中國大陸的言論自由和公民維權運動。自由詩人和作家因行使言論自由受到監禁，如鄭貽春、師濤、張林和貴州《畢節日報》的記者李元龍等人。依法維護公民權利、勇於揭露法輪功受害者真相的大勇者、律師高智晟，數月來政府竟對他實施日以繼夜的「車輪戰」、以大批警車和眾多警察來「圍困」一介平民，對他進行空前未有的監控、圍堵、跟蹤、騷擾和盯梢。另一個受到打壓的英雄律師郭飛熊因挺身而出、協助弱勢者依法維權、伸張人間正義，為此曾多次被人毆打頭部太陽穴兩側，圖謀毀壞他的頭腦；其人身也一度被非法受到拘禁。在胡錦濤執政時期的當今中國，專制極權制度並沒有終結，許多異議者、自由作家和維權運動參與者，仍然還在重複著我們那一代人曾經經歷的命運！
早在上個世紀七十年代中國民主牆運動當初，我曾經在天安門廣場張貼「致卡特總統」公開信，提出中國人權問題並呼籲以美國為首的整個西方世界關注中國人權，由此從卡特總統時代起開始了中國和美國的人權外交。今天，我再次藉此機會向另一個美國總統發出呼籲，中美之交中，美國絕不能把經濟貿易利益置於人類神聖的人權之上，在人權問題上絕不能向中國新一輪專制者妥脅、讓步乃至在原有的基礎上朝後倒退，請繼續旗幟鮮明、理直氣壯地關注中國人生而應有的權利！關注中國言論自由和公民自發的維權運動！在當前，請促成組建有法輪功代表參與並以其為主體的活體摘取器官真相調查團前往中國，調查並追究這一發生在上世紀末並延續至今的慘無人道的反人類的、群體絕滅罪行！
作為一個作家和詩人，今天，我已經生活在西方，享有了生命自由，但我在美國卻仍然受到電話騷擾和恐嚇，這使我想起自由、獨立與公正的媒體《大紀元》技術總監李淵受到暴徒毆打、電腦被搶走的預謀的犯罪事件。這類事情竟光天化日之下發生在美國、發生在布希總統的眼皮底下，說明共產專制已經把恐怖活動的種子撒播到了西方，把威嚇、謀害的陰影瀰漫到了以美國為首的自由世界的土地上。布希總統和所有善良和單純的美國人民，面對共產邪靈的挑釁，自由世界是否應引起高度警覺、並對此作出回應？對這一非常事件進行調查和追究、並為受害者討回公道？！
最近發生的一件事，我以為在這裡也值得一提，並引起自由世界的注意。那就是前不久中國大陸主席胡錦濤訪問美國時，法輪功信仰者團體赴華盛頓抗議，抗議群體中有一名叫王文怡的女士，此人既是法輪功女學員、醫學博士、北美《醫學生活》主編、同時也是在海內外深得人心並產生廣泛認同和影響的獨立媒體「大紀元」的記者。這是一位從多方面掌握並瞭解中國大陸活體摘取法輪功學員器官的信息及實況的人。她瞭解當前中國大陸各省市主要醫院做器官移植手術的數字正急劇上升，作為一個病理醫生和參與過移植研究工作、具有這樣的特殊背景的記者，這種迫在眉睫的已經和正在發生的罪惡，使她心急如焚。因為她明白，這個急劇上升的「數字」意味著什麼？那就是意味著當前有多少被關押的法輪功信仰者已經或必將將死於非命，他們作為地球上的一個生命將活生生地被人「摘取器官」然後秘密焚化、毀屍滅跡！為此，當王文怡作為獲准進入華盛頓白宮採訪的記者，在布希與胡錦濤會面的現場，親自目睹一個民主國家的元首和一個極權國家的專制者握手言歡的場景出現的時刻，她感到自己有責任當場迫切發出一個「人」的聲音！因為無論對她自己而言還是面對整個世界，這樣的時刻，緊急搶救那些即將化為灰燼的生命比國與國之間的外交禮儀更重要！從人性和人類道義的角度關注所有已經或即將面對活體摘取器官並毀屍滅跡者比在這種場合被動束縛於對有關記者的某種「法律」制約和規定更重要！良心迫使她注定選擇毫不猶豫地就在當下面對世界說話。因為此時此刻，唯有生命是至高無上的！它超越於通常情況下的「法律」規範，也超越於美國總統布希接待一個極權主義國家的專制者的禮儀之上！於是就這樣，她在照耀全人類的太陽之下、在人群聚集的眾目睽睽之中，大膽用英語和中文禁不住同時朝向胡錦濤、也朝向布希發出呼喊：「布希總統，阻止他繼續殺人！」「停止迫害法輪功！」為此，她當場被警察帶走，當天下午獲釋放；卻將在5月3日到庭聽證。
我理解王文怡，所有飽受極權專制迫害的正直的中國人都理解王文怡！她的聲音不僅是她一個人的聲音，也是所有因信仰和言論自由而蒙受迫害者的聲音，其中也有我的聲音！如果那樣的時刻、那樣的場合是我、無論是作為一個人還是一個詩人，我也會同樣別無選擇地這樣做！同樣會超越常規地發出深心的吶喊！面對總體上幾近全面沉默的西方媒體，這樣的叫喊也許只是無奈和幾近絕望者的聲音，但這一「喊」卻在於驚醒和震破這個利慾熏心、日趨沉淪和墮落的世界，也足以喝破整個世界無恥的沉默！與此同時，它也在於警醒西方世界不要自縛於專制謊言的羅網！並且給予胡錦濤最後的機會、警示他不要選擇步江澤民其人的後塵而終至無法將自己從罪惡的淵藪中自拔！
王文怡的此舉縱使有違有關記者的法律方面的某些規定，但我們呼籲美國政府應免於對一位勇敢道破真相和堅守公義者從「法律」的視角審視其言其行！如果要尊重人類的法律及其普世價值，全世界首先就應該追問並查究當下中國「五百個律師被捕」的社會現實中人類的「法律」何在？！其法律是保護中國人言論、信仰、出版等方面的自由、還是淪為鎮壓政治異議者、法輪功信仰者群體、維權律師、自由寫作者和網路作家的殘暴的工具？！
王文怡女士的「叫喊」是所有長達大半個世紀中國大陸飽受政治迫害和精神凌辱至深至極者的精神生命能量的「爆炸」！是人性和人的罕見勇氣直面並超越邪惡的瞬間的輝煌！
在布希與胡錦濤會晤的時刻，無畏地冒險表達自由之聲並當面向一個專制者發出抗議的王文怡女士是當代巾幗英雄！她像高智晟一樣值得人們尊敬！在時代進入二十一世紀的今天，這樣的英雄將會越來越多，大勇者在這個世界上已經不孤獨也絕不會再孤獨，包括中國大陸在內的全球有良知的人與他們同在！！！、
人是生而自由的，這種自由不僅是血肉生命的自由，也包括精神生命的自由。無論在世界的任何地方、任何時間和空間，人類生命的獨立與尊嚴不容褻瀆！人類信仰自由和精神生命世界神聖不可侵犯！！
今天的中國，仍然還是一個「意識形態」國家，它最害怕的一樣東西就是「言論自由」。只要當代中國人有勇氣將自由的理念化為行動、持續衝擊極權制度下銅牆鐵壁的「言論自由」禁區，這個世界上最後的共產邪惡軸心就經不起二十一世紀中國人全民猛烈一擊！高踞於萬眾之上的特權階層就不復存在、其覆滅的命運就無可扭轉！整個被黑暗吞噬的扭曲而危機四伏的一黨專政體制隨時都可能面臨解體、崩潰於一瞬！！！
2006年4月18日深夜初稿 2006年4月26日再次補寫
（原文標題為「面對流亡」）
（大紀元）(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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