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等於國內生產總值（GDP）的40%，之前為幫助銀行脫離困境，中國已花費了相當於GDP的25%到30%。
這表明，半心半意的改革只是針對中國金融脆弱的症狀。不良貸款被歸咎於糟糕的商業行為，但真正的源頭是政治。只要執政的共產黨依靠國家控制的銀行來維持指令經濟的核心內容，而不進行改革，那麼中國的銀行將產生更多壞賬。
在中國，制度性經濟浪費、銀行放貸慣例、政治恩惠和一黨制政體的生存，都不可分割地糾纏在一起。黨無法再通過意識形態教育來確保其7000萬黨員的忠誠，而只能通過物質刺激、安排政府和國有企業工作做到這一點。這就是近30年經濟改革後，政府仍擁有56%的固定資本存量的原因。未改革的經濟核心是政治恩惠的基礎。
政府數據顯示，2003年，530萬黨的官員在國企擔任高管職務。黨任命了約80%的國企首席執行官和56%的公司高管。最近的公司治理改革理論上是西方式的改革，但實質上不是，結果沒取得什麼效果。大中型國有企業中，70%表面上通過重組成為了西方式的公司，在這些企業中，黨委成員被任命進入董事會。痛苦的重組似乎未曾波及這批精英分子。 90年代末以來，中國裁減了逾3000萬工業就業崗位，但極少有黨的官員失業。
維持這種恩惠制度的經濟代價，並不侷限於對黨員個人的刺激。這些黨員為了證明自己的管理能力，必須做出（或表面上做出）經濟成果。這就需要黨提供籌資渠道（主要是銀行貸款），即便這些官員從事不可行的項目。
結果就是制度性的浪費。特別是，因為中國的中層官員揹負著壓力，要快速達到確定的經濟增長目標（市長的平均任期是3年左右），他們偏愛可能粉飾短期政績的項目，即便這些項目的長遠價值可疑。
這種亂投資的比例相當大。世界銀行（World Bank）估計，在90年代，中國約三分之一的固定投資被浪費掉了。中國央行報告，2000至2001年，政府指令的貸款佔不良貸款的60%。這種漠視經濟效率的行為，在中國的銀行裡孕育了不負責任和無問責制度的文化。在2002年一份對3500位銀行僱員的調查報告中，20%的僱員報告說，當經理人的錯誤導致不良貸款時，他們不會得到任何處分；另外46%則說，銀行沒有任何發現壞賬的措施。逾80%的僱員說，分行的腐敗行為要麼「很普遍」，要麼「經常」 發生。
近年的銀行改革沒能解決這些缺陷。改革的5項措施──註銷壞賬、注資、在香港上市、西方戰略投資者持有少數股權，以及總部改善公司治理，都不改變中國資本配置制度的根本特徵。幾乎所有銀行高管都由黨任命，黨在金融體系內部維持了廣泛的組織網路。這就是為何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一項研究發現，沒有證據顯示，這些改革改善了銀行的風險管理和信貸分配。
但這些失望一點也不讓人驚奇──北京准許這些權宜應急措施，主要是因為它們不會在政治上造成痛苦。除非政府著手廢除恩惠制度，否則低效率的資本利用（體現在大量且與日俱增的不良貸款上）將拖累經濟增長。
作者是華盛頓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研究員，《中國轉型的陷阱》（China』s Trapped Transition）（哈佛出版社，2006）一書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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