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封文革——中共禁制民間文革研究內情

今年是中國的「文化大革命」（文革）運動爆發的四十週年祭。主流觀點是以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即「五一六通知」，為文革正式開始發動的標誌。儘管中共早就將這場令全國昏天黑地的大規模「造反」運動，定為「十年浩劫」，但是非渾沌，遺毒仍在。四十年過去了，反思這場曠世大浩劫適逢其時，然而中共卻下達禁令，傳媒不許觸及，活動全部取消，唯恐不穩定的社會由此打開動盪的缺口而無法收拾。今天當局對文革反思的控制，遠比十年前文革三十年祭更為嚴厲。

鄧力群回憶錄惹關注

今年年初以來，中共中央宣傳部和國家新聞出版總署多次發文，所有傳媒不許刊登、播出有關文革的報導和論述，「不許升溫」，「不許炒作」；所有圖書出版單位，不許推出有關文革的回憶錄和反思文革的專著。

當下，中共一些高官以及當年文革的風雲人物，紛紛撰寫有關文革的回憶錄。今年四月，中宣部發出通知，凡司局級官員仍然在職的一律不許公開出版回憶錄，離職後可以出版，涉及文革、反右等重大題材的必須送有關部門審查；凡部級以上的高官，無論離休與否，回憶錄必須送審。事緣二零零五年，九十高齡的前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宣部長鄧力群寫出一部《鄧力群自述．十二個春秋》，要求當局批准出版，中共中央政治局只允許印二百本在高層傳閱。未料，今年春，鄧力群透過兒子將這部回憶錄在香港推出，令中南海相當震怒，於是對高官出版回憶錄再次作出規定。

當局嚴控從官方到民間的有關紀念和反思文革的報導、出版和活動。一個多月前，中國攝影家協會會員李曉斌在北京一家文化酒吧舉辦他的「文革攝影展」，卻在攝影展揭幕前兩天，警方下達通知，勸喻取消。不過，各地大大小小的傳媒和出版部門依然見縫插針，突破封鎖。他們無法從整體上對文革作出反思，卻從側面和細微角度觸碰文革題材。近期，《中國新聞週刊》的「往事」欄目，時有對文革期間跳忠字舞之類的短篇回憶。《龍門陣》雜誌發表《「文革」中的「語錄仗」》。《黨史縱橫》刊登《「文革」三大干將的人生結局》。《三聯生活週刊》刊出《張志新，我們民族那份帶血的記憶》。新出版的書籍，雖然不能以文革為主題，但一些書中仍不迴避文革的內容，正引起強烈反響的《大突破》（馬立誠著），有一章就是描述文革十年的。傳記文學《近看許世友》（李文卿著）就有「九一三」事件前後的許世友的記述。余華小說《兄弟》也是以文革為題材。

中國大陸文革研究者的研究成果只能在境外發表，十年前就相當困難，十年後的今天更困難。北京當局對反思文革採取越來越嚴密的控制，令今天的香港又再成了文革研究的成果聚集和展示的基地，「文革發生在中國，文革學在西方」的局面有所改變。美國洛杉磯加州大學圖書館技術和發展部主任宋永毅教授等華人學者，為搶救歷史檔案，與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合作編撰出版《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碟》，這一被稱為「里程碑式的圖書檔案工程」的文革文庫光碟，包含文革期間的最高指示、首長講話、中央文件、特別期刊、重要報刊社論和大字報等數據三千五百萬字。一百一十多卷的《紅衛兵小報》也已經和即將出版。

其實香港本來就是文革資料最早的編整及彙集中心，在文革巨浪席捲中國大陸的年代，很多受衝擊的知識份子逃到香港，稍後的難民潮中亦有不少失意的「紅衛兵」，他們帶來大量文革材料及第一身的經歷，本地一些報刊編輯及中國研究者透過口述筆錄訪談及資料整理，出版了數量可觀的文革文章及書刊，如作家丁望便是在《明報》出版了系列的有關文革人物評傳及資料彙編。此外，當年由美國支持在香港設立的大學服務中心亦聚集了不少南來知識份子及紅衛兵，進行系統的文革數據整理研究。這批資料後來轉到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成為上述光碟文庫的重要來源。

香港出版文革回憶錄

當年中國大陸文革親歷者撰寫回憶文字在境外推出，往往首選香港。文革名人回憶錄，如陳伯達回憶錄、王力回憶錄和上海徐景賢回憶錄《十年一夢》，文革「五大領袖」北京大學聶元梓和北京地質學院王大賓的回憶錄、清華大學的風雲人物瀋如槐回憶錄等，都在香港先後出版。此外，還有湖北魯禮安的回憶錄《仰天長嘯》、重慶的周孜仁的《紅衛兵小報主編自述》等專著。由於反思文革在大陸成為媒體禁區，香港傳媒近期紛紛推出文革四十年專題報導。

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所研究員、文革研究學者徐友漁，前往法國巴黎大學參加會議前夕，在北京接受亞洲週刊訪問。他說，「文革發生在中國，文革學在西方」這一局面今天已經徹底扭轉了。一九六六年文革爆發到九十年代，中國是沒有「文革學」的，西方卻收集了很多文革史料，有大量著作和研究，如王友琴的文革網站、宋永毅的文革專著。但近一個時期，文革研究的成果卻在香港湧現。香港正是西方與中國大陸的銜接點和交融點，香港思想自由、學術自由、出版自由，唯有享有這樣的環境才能把文革研究下去。

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副教授印紅標，在北京接受亞洲週刊訪問時說：「一些華人學者在外國開展文革研究，但研究成果的發表和出版卻往往是在香港。香港是文革研究的中心，海外研究成果在海外出版費用高、讀者少；大陸研究者的成果由於大陸受限制，而當局對在香港出版往往不追究，因此香港成為出版文革研究資料和成果的好地方。」

今年六十七歲的原《人民日報》副總編輯、「皇甫平」署名評論主要作者周瑞金說，曾任毛澤東秘書的八十九歲黨史專家李銳曾經如此評說毛澤東：「革命有功，建設有過，文革有罪。」毛澤東發動「文革」，深刻反映了中共黨和國家的政治體制問題。鄧小平說過：「文革這樣的事在英國、法國、美國這些西方國家是不可能發生的」，「我們過去發生的各種錯誤，固然與某些領導人的思想作風有關，但是組織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問題更重要」，「如果不堅持改革現行制度的弊端，過去出現過的一些嚴重問題今後就有可能重新出現」。周瑞金說，黨政不分、以黨代政的領導制度等，都是釀成文革十年浩劫的深層體制因素。周瑞金認為，對文革作全民族的整體反思，汲取教訓，文革結束三十年的今天，正是時候。

文革開啟對毛的質疑

今年五十六歲的宋永毅，曾獲得二零零四年美國國家二十一世紀圖書館館員獎、二零零五年獲美國圖書館協會「保羅．哈羅德勇氣獎」。這位文革學者日前在美國接受亞洲週刊訪問時說，文革首先是一場歷史悲劇，但文革又出乎意料地改變了當代中國整個政治和經濟面貌。當中共把原本就錯誤的政治和意識形態，在文革中推向頂峰後，人們就認識到官方那套「主義」的荒謬，這反而成為文革後中共被迫推行改革開放的社會動因之一，至於因文革所激發的對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的普遍懷疑，對大陸文革後民主運動的重要推動，又更是有目共睹的史實。從這一角度，文革在半個世紀來的當代中國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值得深入研究。

談到中共當局對文革問題的禁令，宋永毅說，中國歷來有一種風氣，糾正「左」的東西十分困難。如果胡錦濤、溫家寶在北京主持和出席關於文革四十週年的一個會議，把官方學者和民間學者的代表人物都請來，只要按一九八一年中共關於歷史問題的決議精神講話，這就表明共產黨正視那場文革災難，對歷史重大事件不迴避，總結歷史教訓，這是給中南海新領導層樹立政治威信的一個機會，就像中央在北京舉行紀念胡耀邦誕辰九十週年座談會那樣。如果中央今天對文革作出反思，更能顯示中共的執政能力的提高。

以文革方式表達不滿

宋永毅曾經因收集文革資料在北京被捕，他回憶說，當年薩爾蒙等一批美國國會議員見江澤民，談了宋永毅的情況，說宋是在北京因收集文革材料才被當局抓的，江澤民就問邊上的錢其琛，錢其琛說的也比較實事求是，當時江澤民就表態說：「如果只是收集文革材料而被抓，這是不妥當的，你們反映的事，我會去問清楚的。文革是要研究的，歷史的教訓是要汲取的。」江澤民還說到文革期間自己在武漢被造反派批鬥的情景。當晚，錢其琛見到那幾位美國國會議員時說，你們的朋友看來很有希望很快釋放的。宋永毅說，中國今天的貧富差距、貪污腐敗、社會不公到了登峰造極的程度，目前，在中國低下層蔓延著不惜再亂一次，以發泄由不公平產生的不滿。

現任山西省廣播電視局副局長牛輝林，在文革中是個「名人」，北京大學兩大派群眾組織之一的「新北大井岡山兵團」頭目。牛輝林說，今天社會上多數人淡忘文革，執政者怕亂，各種社會問題經過二十多年的經濟改革都浮出水面，一旦提出文革問題就會添亂，卻沒有清醒認識到反思文革，對改革、對執政、對穩定有百利而無一害。其實，今天的社會，如果說會發生什麼變故和動盪，最激進的就是用文革的方式衝擊社會，對現有社會秩序不滿，對貪官污吏不滿，對政治體制不滿。毛澤東的思想、毛澤東的語錄，沒有信仰的人是完全可以重新拿過來的，要殺富濟貧，最好的理論和旗幟無疑是毛澤東。執政者沒有認識到徹底否定文革，對執政黨，對民族，對國家，都是篇大文章。

迴避歷史錯誤是弱者

原四川（中日）出租汽車有限公司經理席慶生的母親，無辜死於文革期間武鬥的槍戰中。今年五十四歲的席慶生回憶當年的一幕，雖然已經過去三十九年，依然幾度哽咽。他說，這是一種宗教狂熱，武鬥的兩派都忠於同一個黨，忠於同一個領袖，為同一種主義而戰，卻會互相殘殺。他說：「我們活著的有責任告訴後代真相，吸取歷史教訓，不要重蹈覆轍。不斷反思才能成為一個大國、強國。一個民族的進步就應該不斷總結經驗教訓。迴避歷史，迴避錯誤是專制社會的必然表現，這是執政黨沒有自信，面臨執政的危機感。」他認為，當局可以為劉少奇、彭德懷的死平反昭雪，那冤死的普通老百姓呢？國家對受害者賠償，可以表明對國家責任的追悔。

徐友漁也認為，中國大陸限制文革研究會帶來很嚴重的惡果，下一代人會認為，文革不是很好嗎？年輕一代瞭解文革是從當年的文件等文字數據上獲知的，會覺得「砸爛舊世界」、「建立新世界」說得多好。今天大部分年輕人認為，當今現實與當年毛澤東發動文革時的情形越來越相似，甚至比當年還厲害，文革時期是說「黨內走資派（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那時有什麼「走資派」，現在倒是真正的「走資派」還在走，甚至確實是「在共產黨內」。所以當年文革的口號，在今天更容易被人們接受。弱勢群體、社會低下層群體反而嚮往文革，呼喚文革。當局禁止公開研究文革，他們不明當時的真相，這是十分愚蠢的。

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副教授印紅標，近來正在整理《文化革命中的青年思潮》的在職博士學位論文，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計畫出版。印紅標也認為，當今執政者不是文革的罪魁禍首，迴避談文革主要是一種慣性作祟，擔心批判文革罪惡會觸及到現有的體制。比如上世紀八十年代，為張志新平反，說她是優秀共產黨員、堅持真理、不讚同打倒劉少奇、維護黨的實事求是路線，那麼人們對她被割喉而槍斃，紛紛發出「誰之罪」的吶喊，這就觸痛了當局。長期控制的政策引起的負面評論，比文革研究有可能造成的負面影響要大得多，實質上就是執政者把話語權丟掉了。印紅標說：「適度的逐漸的開放，可以樹立執政者開明的形象，對學術發展反而有好處，因為社會熱點問題早就不是文革了，不太可能出現什麼動盪。」

當今海內外學術界文革研究領域最主要爭論是「一個文革」與「兩個文革」之爭。「一個文革論」是說毛澤東錯誤估計形勢，對中國產生修正主義和資本主義的估計過高，被林彪、江青兩個反革命集團所利用，億萬群眾上當受騙而導致了這場文革浩劫，這是中國官方的觀點，也是文革研究的主流觀點。「兩個文革論」是除了這一個文革外，還有一個文革，即「人民的文革」，一大批群眾基於文革前中國社會的嚴重不公正和社會基本矛盾，他們起來利用文革的天下大亂的形勢，利用毛澤東暫時給予他們的「四大」（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民主，利用毛澤東為了打倒劉少奇而鼓動群眾組織「踢開黨委鬧革命」的時勢，他們展開了爭取自己利益和政治目標的鬥爭，要求部分改變當時政策和社會制度。

徐友漁認為，僅僅是官方對文革的結論是不夠的，或者說是不全面的。這就是新近文革研究的新論點，對文革的反思更深入一步。官方對文革也是否定和譴責，鄧小平代表了一大批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還有一大批知識份子，他們在文革中是受衝擊或者被打倒的對象，因此否定文革，這是不夠的。

徐友漁說，為什麼要否定文革，是否還有更重要更深刻的標準？「我認為還有一個人權的標準。『人權』問題，就是遇羅克在文革期間提出的」。遇羅克於一九六八年一月因「現行反革命罪」被判處死刑，一九七零年三月執行，年僅二十七歲。

徐友漁說，當時在中國年輕人中，至少有十萬個馬克思主義研究小組，以純真的心情讀馬克思著作，研究文革。但當局卻不讓讀馬克思的著作，他們都受到鎮壓，像上海華東師範大學物理系學生王申酉，上海還有史雲峰，還有江西的李九蓮、鐘海源等等。徐友漁說：「他們中間大部分都是在七六年『四人幫』垮臺之後被槍斃的。因此，文革中對人權的蹂躪，更說明僅僅用因為有所謂的『走資派』和『林彪、江青』這樣的解釋是不正確的，如果用因為林彪、江青的問題來總結文革滔天罪行的話，那麼就沒法解釋王申酉、史雲峰他們的死了。」

從人權高度反思政爭

徐友漁說，即使劉少奇是叛徒、走資派，他應該還享有基本人權。歷史已經過了那麼多年，如果對文革沒有更深刻的認識，不用人權的標準，不用憲政和法制的標準，僅僅控訴文革中老幹部和知識份子受迫害，是很膚淺的。

印紅標認為，文革研究者主要有三支力量。一是中國國內的研究者，問題是研究者的年齡開始老化了，四十歲以下的研究者幾乎就沒有了。國內的研究者主要是兩部分人，一是文革期間已經工作的，現在都已經六七十歲了；還有一部分是文革期間的紅衛兵或者有上山下鄉經歷的人，或者文革期間的小學生。他們的研究往往會結合自己的經歷。這以後的人就是一個空白。第二支力量是外國學者。文革研究在國外已經不是熱點了，「內禁外冷」，人家愛研究的是後鄧時代、江澤民時代，甚至是胡錦濤溫家寶時代了，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研究文革的學者都是研究政治學、國際關係學、社會學的，現在這些學者都在研究農民工問題、打工者問題、美國文化對當代中國青年人影響，然而，歷史學者又覺得文革還不能算「歷史學」領域。第三支力量是海外華人學者，就像在美國的宋永毅、王友琴一批人。他們既有文革經歷，也保持著理想和激情，應該讓人們知道，文革給中華民族帶來多大的災難，他們的研究成果出得比較多，也有一定讀者。建立比較早的網上「華夏文摘」，有一個文革博物館專輯，長期系統收集關於文革的文章，至今已經三百多期了。這些人在海外大都功成名就，工作和生活穩定，有時間開展研究，但大多接近退休了。

中國高校講授中華人民共和國史（國史），不能不講文革史，因為文革結束是鄧小平的改革起點。文革後全國都在找出路，有學者提出，文革是改革開放的動力之一。歷史系開「當代中國」專題，因此就有文革的講授。中共黨史也會講文革，政治學系講中國的政治制度演變也會講文革。文革是難以全面冰封的。

（《觀察》--原載 《亞洲週刊》）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