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６６：正本溯源說《通知》（圖）

「火熱516」：記憶中的1966年

１９６６年５月１６日中共中央《通知》（即５．１６《通知》），按文革語言，稱之為「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文件」，並稱其「提出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理論、路線、方針和政策，粉碎了彭真反革命修正主義集團破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妄圖實現資本主義復辟的陰謀」，「吹響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軍的號角」（《紅旗》雜誌編輯部　《人民日報》編輯部：《偉大的歷史文件》，１９６７．５．１８）。今天，我們之所以重視它，不僅因為其內涵最充分地體現了毛澤東的文革理念，更因其產生及發布的過程，是毛澤東在中共黨內高層政治鬥爭中所使用的種種策略和手腕的一個重要標本。

一、 ５．１６《通知》的產生過程

述說這一過程，筆者主要依據兩方面的文獻：其一是中共官方編撰的《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其二是當事人王力、穆欣的回憶錄。同時，參考其他文獻資料，按時間順序梳理如下：

１、 １９６６年４月９、１１、１２日　北京

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代出訪的劉少奇主持中央工作的周恩來參加。會上，康生傳達毛對以彭真為組長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組《關於當前學術討論的匯報提綱》的批評和指示。會議決定：（一）擬以中央名義正式通知撤消五人小組的匯報提綱，通知由陳伯達起草；（二）擬決定成立一個以陳伯達為首的起草小組，為中央起草關於文化革命的指示。

１２日會後，周恩來、鄧小平與彭真聯名寫信將會議情況及陳伯達起草的《通知》稿，報告正在杭州的毛澤東（《周恩來年譜》下卷，頁２７；《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二冊，頁４５）。

在批判彭真的問題上，周恩來是毛的監軍。有論者稱，毛澤東是利用劉少奇出國的機會揭開了彭真的蓋子，此說有理。毛深信馴順的周決不會逆他的意，劉少奇在，把握性則沒有那麼大。

王力說：「在北京起草文件（那時還不叫五．一六通知），只有幾個人，不叫起草小組」，「另外成立起草小組，在上海」（《王力反思錄》，北星出版社，頁５８５），此說恐不確，錄以備考。

起草小組，就是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的前身。王力說，起草小組「名義上是給常委擴大會議準備文件。名單是江青定的，組長陳伯達，成員康生、江青、張春橋、吳冷西、王力、尹達、陳亞丁、關鋒、戚本禹、穆欣」（同上書，頁５８５），據穆欣稱，根據當時印件過錄到筆記本上的名單，起草小組中還有劉志堅（《劫後長憶》，和平圖書．新天出版社，頁７６）。５月２８日中央正式通知的中央文革小組名單中，去掉了吳冷西、陳亞丁，增加了王任重，謝鏜忠、姚文元。

２、 ４月１４日　杭州

毛澤東收到周、鄧、彭４月１２日的信及所附的《通知》稿，即將其送達正在上海的江青，並附函稱「請你們研究一下，有何修改？我已請康生、伯達諸同志於今日或明日去上海同你們共同討論一次，然後由康生、伯達二同志於十六日夜間來此地作報告，最後定案」（《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二冊，頁３８）。

同日，毛澤東致函周恩來、鄧小平、彭真：「請康生、伯達同志和其他可能去上海的起草小組同志於今日（十四日）或明天去上海，同上海同志商量一下文件問題，然後請康生、伯達二同志於十六日夜間或十七日上午來此地」，「你們可於十六日來此」，「各中央局是否要來人，請你們酌定」（同上書，頁３９）。

上海同志，指的是江青、張春橋。從姚文元批吳晗的文章，到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記要，再到５．１６《通知》，都與在上海的江青慼慼相關，江是功臣。江青說她是毛的哨兵、學生，其實，她才是毛的「親密戰友」，只不過此時的江青，尚在幕後。

３、４月１６日　杭州

周恩來、鄧小平、彭真等抵達杭州，參加毛澤東主持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會議集中批判了彭真，在杭州期間，周恩來同彭真談話三次（《周恩來年譜》下卷，頁２８）。

４月２０日，出訪返國的劉少奇從昆明趕到杭州，出席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此時，批彭木已成舟（《劉少奇年譜》下卷，頁６３６）。

4、４月２４日　杭州

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基本上通過了《通知》草稿，提交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次日，會議結束（５．１６《通知》附件二，大事記）。

從４月１６日至２４日，起草小組成員主要住在上海錦江飯店。據王力說，《通知》稿毛澤東幾乎每天都有修改，「改的稿子每天送到上海交張春橋，再交我們討論」，「毛主席每天都有新的思想，新的觀點，後來五．一六通知上那些黑體字、都是毛主席親筆加的。有些雖然不是黑體字，但問題提得很尖稅的，也是他加的」 （《王力反思錄》，頁５８７）。

至於王力的回憶錄說到「常委會並沒有討論和通過五．一六通知，毛主席對五．一六通知的修改，並不給常委會看」（同上書，頁５８７），那是為周恩來、鄧小平的開脫之辭。據現有的大量文獻資料說明，周恩來、鄧小平參與了５．１６《通知》起草、修改的全過程，參與了批判彭真的全過程。

５、５月１６日　北京

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中共中央《通知》（５．１６《通知》附件二，大事記）。

６、５月１９日　北京

中共中央辦公廳機要室將《通知》編號為中發（６６）２６７號中共中央文件，共印３９，９８５份，以機密件發至縣團級黨委，《通知》附件一、二隨文下發，附件三、四、五、六另發（詳見本文第四部分）。

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是於５月４日至２６日由劉少奇主持舉行，毛未參加，惟由康生每天向其匯報會情。換言之，５．１６《通知》及其附件發出之日，會議尚遠未結束。５．１６《通知》說彭真將二月提綱「匆匆忙忙發到全黨」，其實，毛澤東更為匆匆忙忙。

王力在回憶錄中說，「康生帶著定稿回北京，要開政治局擴大會，要將這文件印發。當時不相信中辦印刷廠，怕他們同彭真、楊尚昆關係密切，怕他們泄露給彭真。康生要我去找謝富治，到公安部印刷廠印刷，要絕密」（《王力反思錄》，頁５９０），此為王力一家之言，未有旁證。事實上，毛澤東的親信汪東興早已於１９６５年１１月接管中辦，楊尚昆早已離開這個中樞要地，王力自己也說，彭真自杭州回京途中已被「警衛」起來（那時好像還沒有「隔離反省」一說），況且，在毛的淫威之下，彭真本人也被迫參加了批判自己的５．１６《通知》的起草過程，那麼，還怕向他泄露些什麼呢？

二、 毛澤東對《通知》的修改

從４月１４日到１８日，毛澤東對《通知》草稿進行了多次修改，修改稿有的是在杭州派人送至上海，有些是由秘書徐業夫一字一句用電話傳達到上海。這些修改文字，《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已全文刊錄，但未有註明每段文字修改的具體日期，根據穆欣回憶錄引述的當時的記載，詳情是：

４月１４日。修改的地方主要是第九段和文件結尾部分以及文件開頭部分的一句話。第九段增加了以下兩處：「或者雖然已經開始了鬥爭，但是絕大多數黨委對於這場偉大鬥爭的領導還很不理解，很不認真，很不得力的時候」和「他們對於一切牛鬼蛇神卻放手讓其出籠，多年來塞滿了我們的報紙、廣播、刊物、書籍、教科書、講演、文藝作品、電影、戲劇、曲藝、美術、音樂、舞蹈等等，從不提倡要受無產階級的領導，從來也不要批准。這一對比，就可以看出，提綱的作者們究竟處在一種什麼地位了」。

文件開頭部分增添的一句是：「撤銷原來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組』及其辦事機構，重新設立文化革命小組，隸屬於政治局常委之下。」

文件結尾倒數第二、三段，幾乎全為毛澤東所加：「高舉無產階級文化革命的大旗，徹底揭露那批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所謂『學術權威』的資產階級反動立場，徹底批判學術界、教育界、新聞界、文藝界、出版界的資產階級反動思想。奪取在這些文化領域中的領導權。而要做到這一點，必須同時批判混進黨裡、政府裡、軍隊裡和文化領域的各界裡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清洗這些人，有些則要調動他們的職務。尤其不能信用這些人去做領導文化革命的工作，而過去和現在確有很多人是在做這種工作，這是異常危險的」，「混進黨裡、政府裡、軍隊裡和各種文化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一旦時機成熟，他們就會要奪取政權，由無產階級專政變為資產階級專政。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們識破了，有些則還沒有被識破，有些正在受到我們信用，被培養為我們的接班人，例如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他們現正睡在我們的身旁，各級黨委必須充分注意這一點」。

４月１７日。是毛澤東修改最多的一天，首先修改的是第一段和第三、四段中的三處。

第一段增添的是批評《二月提綱》「（特別是模糊了這場大鬥爭的目的是對吳晗）及其他一大批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中央和中央各機關、各省、市、自治區，都有這樣一批資產階級代表人物）的批判」；第三段增添：「我們同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思想還要進行長期的鬥爭。不瞭解這種情況，放棄思想鬥爭，那就是錯誤的。凡是錯誤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應該進行批判，決不能讓他們自由氾濫」，「放，就是放手讓大家講意見，使人們敢於說話，敢於批評，敢於爭論」；第四段增添的是：「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鬥爭，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專政，無產階級在上層建築其中包括在各個文化領域的專政，無產階級繼續清除資產階級鑽在共產黨內打著紅旗反紅旗的代表人物等等，在這些基本問題上，難道能夠允許有什麼平等嗎？幾十年以來的老的社會民主黨和十幾年以來的現代修正主義，從來就不允許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有什麼平等。他們根本否認幾千年的人類歷史是階級鬥爭史，根本否認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階級鬥爭，根本否認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革命和對資產階級的專政。相反，他們是資產階級、帝國主義的忠實走狗，同資產階級、帝國主義一道，堅持資產階級壓迫、剝削無產階級的思想體系和資本主義的社會制度，反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思想體系和社會主義的社會制度。他們是一群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分子，他們同我們的鬥爭是你死我活的鬥爭，絲毫談不到什麼平等。因此，我們對他們的鬥爭也只能是一場你死我活的鬥爭，我們對他們的關係絕對不是什麼平等的關係，而是一個階級壓迫另一個階級的關係，即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實行獨裁或專政的關係，而不能是什麼別的關係，例如所謂平等關係、被剝削階級同剝削階級的和平共處關係、仁義道德關係等等。」

《通知》最末尾一段，也是毛澤東於１７日添加的：「這個通知，可以連同中央今年二月十二日發出的錯誤文件，發到縣委、文化機關黨委和軍隊團級黨委，請他們展開討論，究竟哪一個文件是錯誤的，哪一個文件是正確的，他們自己的認識如何，有那些成績，有那些錯誤。」

４月１８日，毛澤東言猶未盡，又增加了第六段開頭和第七段的一句話。第六段開頭是：「毛主席經常說，不破不立。破，就是批判，就是革命。破，就要講道理，講道理就是立，破字當頭，立也就在其中了。」第七段中毛澤東添加了一句：「那些鑽進黨內保護資產階級學閥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才是竊取黨的名義的大學閥」，後經起草小組修改引申為「其實，那些支持資產階級學閥的黨內走資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那些鑽進黨內保護資產階級學閥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才是不讀書、不看報、不接觸群眾、什麼學問也沒有、專靠『武斷和以勢壓人』、竊取黨的名義的大黨閥」，這段修改，以後也算入了毛澤東的帳。

穆欣將《通知》所反映的毛澤東的文革理念作了一個歸納：「這個根據毛澤東的意見起草，又經他本人多次修改後定稿的《通知》，集中地反映了一九六二年以來他和中央一線領導發生的明顯分歧，以及他對當時黨和國家形勢的嚴重錯誤估計。他認為，國內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的鬥爭已發展到十分嚴重的程度，由於資產階級的猖狂進攻，無論城鄉都有相當大的一個多數的單位和領導權不在馬克思主義者手裡。更嚴重的是黨的領導層出現了修正主義。在他看來，一批老幹部在民主革命階段可以同他合作，到了社會主義階段要反對資產階級，要在農村實行集體化時，他們就不贊成了；他們已經變成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在中央形成了一個資產階級司令部，有一條修正主義的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在中央各部門和各地區都有他們的代理人。他為自己所提出的路線、方針受到重重阻礙，無法推行，而對劉少奇等處於一級的中央領導人的不滿和不信任日益加重。當他把這些情況同他總結的蘇聯共產黨內出了赫魯曉夫修正主義教訓聯結起來時，對黨和國家的前途表示了更深的憂慮，擔心資產階級復群的危險，決心發動群眾，進行一場全面的、自下而上的文化大革命，把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篡奪了的權力奪回來」（《劫後長憶》，頁８７－８８）。

從１９６６年６月１日起，已被內部奪權的《人民日報》，連續五天發了六篇社論，題目分別是《橫掃一切牛鬼蛇神》、《觸及人們靈魂的大革命》、《毛澤東思想的新勝利》、《撕掉資產階級「自由、平等、博愛」的遮蓋布》和《做無產階級革命派、還是做資產階級保皇派》，社論所傳達的，就是尚未向黨外公開的５．１６《通知》精神，以後中央文革小組的所作所為，理論依據實際上也還是５．１６《通知》。

三、 １９６７年「公開本」的改動

１９６７年５月１７日，經過技術性修改的５．１６《通知》，在《人民日報》、《紅旗》雜誌同時公開發表，我們暫且將它稱之為「公開本」，將１９６６年５月僅限於黨內傳達的，稱之為「機密本」，兩者相比較，有如下四方面的不同：

１、標題

　　１９６６年機密本：僅為「通知」兩字；
　　１９６７年公開本：「通知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
）」。

２、黑體字

　　１９６６年機密本：毛澤東加寫和改寫的文字，未有特別標示；
　　１９６７年公開本：修改過的段落和文字，全部用黑體字明顯標示。

３、「同志」稱謂

　　１９６６年機密本：提到彭真名字的地方有四處，名字後面有「同志」的稱謂
；
　　１９６７年公開本：彭真名字後面的「同志」兩字全部已刪除。

４、落款

　　１９６６年機密本：有「中央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的落款；
　　１９６７年公開本：為免與標題不一致，落款部分全部刪去。

「公開本」以上的修改，以標題的修改最為值得重視。

５．１６《通知》的名稱，康生１９６６年５月５日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發言時作過說明：「順便解釋一下，這麼重要的一份文件，叫《通知》好不好？我同伯達考慮過。少奇同志和陳總都考慮過，問主席，主席講還是叫《通知》」。

５．１６《通知》是在１９６６年５月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通過的。這次會議出席者約８０人。當時的中央政治局委員、候補委員共２３人，部分委員如彭德懷、張聞天雖保留名義，但已不出席中央會議，能出席者滿打滿算２１人（包括被批判的彭真、陸定一），其餘６０人（包括文件起草小組推薦的江青、張春橋等８人），全是在北京工作和臨時抽調在京工作的，而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區負責人，都沒有參加。

擴大會議，或換一個說法，將會議按需要而擴大，是毛澤東的常規性武器，包括常委擴大會議，政治局擴大會議，中央全會擴大會議，等等。

以這麼一個奇特的組合，以一個《通知》的形式，即決定了一位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紀處常務書記的政治命運，這就是毛時代黨內高層政治生活的特色。

雖然，中共的黨章規定：「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務委員會在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閉會期間，行使中央委員會的職權」，但在１９６６年初，毛澤東還是有一些講究，未有完全打破黨內的一些遊戲規則，非經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通過的文件，都沒有使用「中央委員會」的名義，而僅用「中共中央」或「中央」的名義，以指代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會。１９６６年８月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還形式上補辦了追認同年５月政治局擴大會議決定的手續，批准了政治局擴大會議關於停止彭真、陸定一、羅瑞卿中央書記處書記職務、停止楊尚昆中央書記處侯補書記職務的決定，同時決定撤銷他們的職務；批准５月政治局擴大會議關於調陶鑄擔任中央書記處常務書記、調葉劍英擔任書記處書記的職務的決定。全會還形式上「完全同意」了八屆十中全會至該次全會期間以中共中央名義發出的「後十條」及「二十三條」。

５．１６《通知》並沒有拿到八屆十一中全會上再去說什麼事。它在１９６７年５月公開發表時改用我們慣常說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行文形式實際上是《通知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名稱，並未得到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的授權。５．１６《通知》說彭真「濫用職權，盜竊中央的名義」，是自己打自己嘴巴，１９６７年「公開本」，才是真正盜竊了「中央委員會」的名義。

「公開本」標題改動的主事者是誰？未能查證。但根據現有材料，毛澤東既然審閱修改了為《通知》公開發表而寫的《人民日報》、《紅旗》雜誌編輯部文章，並在文章結尾處加了一段話，不可能不知道《通知》本身的這個改動。

毛澤東所加的一段話是：「現在的文化大革命，僅僅是第一次，以後還必然要進行多次，毛澤東同志近幾年經常說，革命的誰勝誰負，要在一個很長的歷史時期內才能解決。如果弄得不好，資本主義復辟將是隨時可能的。全體黨員，全國人民，不要以為有一二次、三四次文化大革命，就可以太平無事了。千萬注意，決不可喪失警惕」（《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二冊，頁３５１－３５２）。

到１９６７年，毛澤東已不用顧慮什麼黨內的遊戲規則，不要說盜竊一下中央委員會的名義，就是盜竊全黨的名義，你又如何。

四、 ５．１６《通知》的附件

５．１６《通知》共有六個附件。推測毛澤東的用意，是用它來增強揭批彭真的說服力。

附件一為「中央批轉文化革命五人小組關於當前學術討論的匯報提綱」，即「二月提綱」。該提綱已於當年２月１２日作為中央正式文件下發過一次。按《通知》附件二「大事記」的說法：「彭真同志根本不理睬毛主席的指示，濫用職權，搞了一個中央的批語，把這個『提綱』變成了中央的正式文件。這個批語沒有送給毛主席審閱，而彭真同志竟然用欺騙手法，打電話告訴常委同志，說文件已經毛主席同意，火速發給全黨」。「大事記」只是說批語沒有送毛審閱，並沒有說提綱原文沒有送給毛看過，毛是看過提綱的，只是沒有明確表態同意與否（彭真可能也真的未講清要下發）。提綱這次重發，是作為批彭的反面教材。

附件二為 「一九六五年九月到一九六六年五月文化戰線上兩條路線鬥爭大事記」。按王力的說法，附件二「是康生一定要搞的，他是專門搞大事記的人。他把毛主席歷次談階級鬥爭的話都排起來，這次又排了個大事記。主要是康生排的，得到劉鄧同意。我是參加整理，還有李鑫、賈一學」（《王力反思錄》，頁６００）。

附件三題為「肖華同志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發言」。肖華主要講了兩大點，「第一，關於彭真在東北問題上的錯誤」，「第二，彭真在批判羅瑞卿會議過程中的表現」。肖華在講到第二點時，指責彭真「不准寫羅和楊尚昆、楊獻珍、劉亞樓、肖向榮、梁必業等極不正常的關係」，「對楊尚昆的問題，辦了兩年沒結果，就是因為彭、羅自己有鬼」。

附件四題為「楊成武同志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小組會上的發言」。楊講了三大點：「第一，彭真在晉察冀的錯誤」，「第二，彭真在批判羅瑞卿的會議過程中的惡劣表現」，「第三，極力插手軍隊工作」。

附件五題為「關於彭真在國際活動中的王明路線（劉寧一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小組會上的發言）」。劉寧一在發言中提及：「我所講的關於彭真同志在國際鬥爭中的錯誤問題，是與康生、伍修權、王力等同志一起初步想到的」。

附件六是「關於彭真錯誤的一批材料」。

後四個附件，並未與５．１６《通知》正文一併發至縣、團級黨委，更沒有發到文化機關黨委。１９６６年６月１９日，中共中央以中發（６６）３１１號機密件通知各地、師級以上黨委：「中央決定，將中央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通知的附件三、四、五、六，發到地委和軍隊師一級黨委，口頭傳達到縣、團級幹部」。這四個附件，與中發（６６）２６８號文件（批轉中央工作小組關於羅瑞卿錯誤問題的報告）的六個附件發放範圍相同：「這個報告所附葉劍英、謝富治、肖華、楊成武等同志的四個主要發言，羅瑞卿同志三月十二日的檢討，以及葉劍英、肖華、楊成武、劉志堅同志四月二十四日向主席、中央的報告，發到地委和師級黨委，口頭傳達到縣、團級黨員幹部」。

肖華、楊成武在中共建國以後，與彭真並沒有直接的上下級工作關係，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作批彭發言的人也不會少，為什麼特別要轉發他們兩人的發言？令人費解。可能，這就是以後江青所說的「請尊神」吧，請解放軍這尊神。

不管是自願的還是被迫的原因，肖華、楊成武在揭批彭、羅過程中表現突出。這種積極的態度，為他們贏得了一時的豐厚報酬。１９６７年３月，肖、楊與謝富治、粟裕一道被增補為中央軍委常委。他們還同為中央文革小組碰頭會成員，肖華則繼續當他的總政治部主任，楊成武是代總參謀長、軍委辦事組組長、軍委文革小組副組長、中央專案審查小組第二辦公室負責人。惟「螳螂捕蟬，黃雀在後」。不及兩年，他們相繼倒臺。

昔日戰友的批判揭發，往往比組織上枯燥的乾巴巴的政治判決文本，更令人過目難忘。

文革後期及文革之後，揭批者與被揭批者都獲得了政治新生。為１９６６年的一幕，後人尚不知道他們是否仍心存芥蒂。我們倒是確切地知道，被揭批者的下一代始終耿耿於懷。

詩人元帥葉劍英在揭批羅瑞卿的發言中，因羅跳樓而套用了辛棄疾的詞句，認定了他政治生命的死亡。羅的女兒多年後寫道：「爸爸命太大，他沒有死，只是落地的時候摔斷了右側的足跟骨。他做到的，只是讓那個旨在折磨人的三月會議停開了。但是參加會議的人餘興未盡，餘怒未消，他們說爸爸是自絕於黨自絕於人民，他們用最難聽的話說爸爸，說：『羅長子跳了冰棍……』。也有人不說難聽話，他們詩意大發，詩裡寫：將軍一跳身名裂，向河梁，回首萬里，故人長絕……。悲天憫人，感慨萬端，何等風流灑脫。歷史已經雄辨地證明，這些人不愧是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但這種愉悅不是從迫害別人中得到，會是從何而來？不是縱欲後的滿足，又是什麼？」（羅點點：《點點回憶》，天地圖書有限公司１９９９
，頁２１５）

羅點點冷嘲熱諷的，自然是葉劍英的發言。

五、 １９７２年重印本引起的話題

１９７２年中共批林整風匯報會期間，中共中央為「教育幹部」需要，重印了一批自１９６２年至１９７２年５月十年間的中央文件，分別彙編成數集，供參加會議者使用（中共中央同時授權各省市黨委進行了少量翻印）。《八屆十中全會公報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前後部分中央文件彙集》是其中之一，但並非最為重要，因會議主要是批林，１９７０年中共九屆二中全會以後的文件才是重點。該彙集共收錄中共中央文件１９件，５．１６《通知》是其中的一件。

１、該彙集中的所有文件，當時的中央辦公廳均按原件重印，沒有進行過任何標題或內文的改動（僅按文件編印順序重編了頁碼）。中央辦公廳沒有權力、也沒有必要去改動以這樣形式重印的原件，事實上它也沒有這麼做。

２、該彙集其實是一個文件選編本，重印原件而不重印它的附件並不奇怪。重印５．１６《通知》是因為它體現了毛澤東的文革理論，附件主要是針對彭真本人的，當時的主要目的是批林，彭真不是當時的主要批判對象。

3、５．１６《通知》的標題是在１９６７年５月公開發表時才改為《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準確地說是《通知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原載華夏文摘，有刪減）

(《觀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