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仍被封閉在鐵鑄墓穴中的罪惡

正是中共當局，企圖利用思想專制鑄成的鐵的墓穴，把「文化大革命」的真相，永遠埋葬在黑暗的沉默中。之所以如此，是由於以中國共產黨的名義發動的「文化的革命」，本質上是由無數慘絕人寰的反人類罪行構成的歷史，是沐浴在中國人滔滔血海中的歷史。中共當局完全清楚，把「文化大革命」的真實歷史永遠埋葬在謊言深處，乃是中國共產黨官僚集團逃避歷史審判的唯一途徑。

我已經看到，王友琴女士孤獨而艱難地發掘真實的「文化大革命」；鄭義先生寫出了「文化大革命」中吃人的獸行；劉國凱先生開始從與中共官方完全不同的角度審視「文化大革命」；曉明以真實的史料為基礎，書寫出《廣西文革列傳》；我在小說《文殤》、《自由在落日中》、《金色的聖山》、《回歸荒涼》中，也以文學的筆觸，縱情傾訴了「文化大革命」中屬於自由人性的苦難；或許還有其他我所不知道的自由寫作者，也為書寫真實的歷史作出了令人尊敬的努力。但是，中國自由知識份子已經作出的，同全面重現 「文化大革命」的真相，還相去甚遠。

用堅硬的理性和激情，撕裂鐵鑄的墓穴，讓重重反人類罪行呈現在歷史的聚焦之下——這是一切關於「文化大革命」研究的價值的起點與歸宿。

因為，反人類罪行是「文化大革命」的本質真實，揭示並控訴罪惡，是重建正義的前提，而失去了真實的歷史的民族，只能永遠生活在謊言之中；

因為，讓中國共產黨官僚集團逃脫正義的審判，死於「文化大革命」的無數冤魂，就永遠不會停止響徹漫漫長夜的痛哭，中國民族的良心也永遠不會得到安寧；

因為，真實的歷史才可以為鑒，有能力直視真實罪惡的民族，才能夠避免罪惡的循環。

基於以上理念，與求索真理一致的「文化大革命」研究，應首先把探討的鋒芒指向下列重大課題：

一、「文化大革命」發生的根本原因。

這是御用文人刻意使之變得最不清晰的問題之一。他們極力想讓歷史相信，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初衷，是基於某種理想主義的思索。而事實上，中共暴政的本質與歷代皇朝並無二致。「文化大革命」的根本動因，在於毛澤東建立絕對皇權的心理衝動，以及專制政治邏輯與這種心理衝動的一致性。

二、「文化大革命」中，中共高級官員的實際行為。

「文化大革命」摧毀了中共欺騙宣傳彫刻出的毛澤東的道德形象。「文化大革命」後，為繼續欺騙歷史，御用文人們開始竭力塑造周恩來、劉少奇、鄧小平等人的道德形象。但是，這種道德形象是徹底的偽善。周恩來是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最主要幫凶；劉少奇、鄧小平等人面臨個人政治危機時，曾背信棄義，試圖犧牲或嫁禍於他人。或許正是由於此，鄧小平才要求「研究文革宜粗不宜細」——一旦「細緻研究」，中共官僚集團的整體道德形象便會崩潰。然而，為了恢復歷史的真實，必須對中共高級官員「文化大革命」中的行為，作細緻入微的研究。

三、「文化大革命」中各項重大社會悲劇。

「文化大革命」是社會悲劇連綿不絕的過程。無論對於漢族，還是蒙古族、回族和藏族都是如此。這些凝聚著駭人聽聞的反人類罪行的重大社會悲劇，才是「文化大革命」最真實之處。但是，它們卻正在被中共暴政陰影下的時間所埋葬。任由血寫的社會悲劇被時間抹去，中國自由知識份子將愧對歷史。

四、由太子黨組成的「聯動」紅衛兵的反人類罪行。

太子黨組成的「聯動」紅衛兵，拉開了「文化大革命」反人類罪行的序幕。他們在六六年「紅八月」中的罪惡，並沒有真正被全面揭露。這些反人類罪行的罪犯至今仍逍遙法外：有的利用腐敗的權力攫取的金錢，在海外紙醉金迷；有的甚至還在中國國家權力體系中身居高位。因此，研究這一問題的價值，不僅在於重現真實的罪惡，更在於提醒人類，如德國法西斯分子一樣罪惡深重的罪犯，迄今還未受到法律的追究。

五、「文化大革命」受難者名錄。

「文化大革命」中，難以計數的「現行反革命」和其他政治犯，被處死，被虐殺，或者被迫自殺。即使「難以計數」，也要上窮碧落，下入黃泉，尋找到他們生命的蹤跡，把他們的名字刻在中國的歷史上。每個人，都是一個獨立的精神宇宙。記住這些死難者，是為了表達對生命的尊重。一個不尊重生命的民族，不會尊重真理，也不會相通道德。

六、「文化大革命」中犯有迫害人民的反人類罪的罪犯名錄。

記住罪犯的名字和他們的罪行，是重建正義的前提。忘記罪犯的名字和罪行，歷史就喪失了一半的真實。而殘缺的真實有時候比純粹的虛假更具欺騙性。

七、「文化大革命」對中國精神價值的危害。

在偽善的「神聖」理想的旗幟下，把瘋狂的獸性發揮到極致——這是「文化大革命」的本質特徵之一。達於極致的瘋狂的獸性究竟給中國的民族人格、民族心靈、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造成了怎樣的傷害，是一個仍然沒有給予足夠重視的問題。一個民族如果沒有能力對屬於自己歷史的獸性，作深刻的反思，獸性的輪迴就不可避免。關於「文化大革命」對中國精神價值的危害的研究，正是對獸性的歷史最深層次的反思。

八、「文化大革命」中自由人性的意志和良知對暴政的抗爭。

「文化大革命」中與專制暴政及其意識形態的獸性肆虐無度，但是，自由人性的意志和良知同暴政和獸性的搏鬥也從未停止。這或許正是「人民文革」概念的客觀基礎。忽略自由人性同暴政和獸性的抗爭，就忽略了對中國命運的信心，忽略了對中國民族人格的信心，也忽略了一部可歌可泣的史詩。

上列八個方面問題的研究，是拯救真實歷史的過程，也是民族的靈魂懺悔罪惡歷史的過程，還是書寫把中共暴政押上歷史審判臺的控訴書的過程。

近來有人奢談寬恕。我也願意承認寬恕是一種美德。我有屬於自己的生命哲學，「英雄人格哲學」。「英雄人格哲學」的最高哲學意境是「殷紅的虛無」。以虛無為心靈歸宿的哲學，還有什麼不可寬恕？但是，對反人類罪的寬恕必須以公正的審判為前提；沒有審判的「寬恕」，是對罪犯獻媚。因此，我堅信，對中共暴政進行正義的歷史審判，乃是中國自由知識份子必須對正義和良知作出的承諾。審判不是為了報復，而是為了罪惡不再重現。

現在有人在爭論，「文化大革命」 到底是三年還是十年。對於「文化大革命」中的死難者，特別是對於那些被處決和被虐殺的所謂「現行反革命」和「階級敵人」而言，「文化大革命」並沒有結束，因為，正義並沒有得到伸張，罪惡還沒有受到審判。對我，袁紅冰，一個在十六歲時就向蒼天和大地發誓要和暴政作百年決戰的自由的靈魂而言，「文化大革命」也仍然沒有結束。理由同樣在於，正義並沒有得到伸張，罪惡還沒有受到懲罰。只要我袁紅冰還有咽喉三寸氣在，就永遠不會停止對「文化大革命」中犯下反人類罪行罪犯的道德追訴，以恢復必須用鐵和血證明的正義——一思想的鐵與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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