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在1950年以後殺害的部分國軍將領名單

1）戡亂戰爭末期起義投降後解職返鄉者，被俘後釋放（一般都經過幾個月的解放軍軍官教育團學習）返鄉者。此類人數最多，且基本上都在80年代被中共『平反』。

2）退役返鄉已有數年，或閑居，或從商，或從事其他職業（如教師、律師等）。此類人數也很多，除少數以外，大多數都被中共於80年代『平反』，結論為「錯殺」。

3）繼續作戰，打游擊而最終在戰鬥中被俘者，以及特務背景者。此部分人數並不算多，基本未予『平反』。

4）其他，如因畏懼逃亡外地者，隱姓埋名而被查出者。人數也不多。

姓名 曾任最高軍職 被害地點 被害時間

王旭夫 中央軍校學員教導總隊長 四川 1951
王育成 17集團軍參謀處長 寧夏 1951
王春暉 交警東南辦事處主任 湖南衡陽 1950.4.8
鄧士富 173師師長 廣東梅縣 1952
鄧子超 鄱陽湖警備司令 江西石城 1951秋
方滌瑕 西南區憲兵司令 1951
尹作干 第2軍副軍長兼宜昌警備司令 河南南陽 1954.4.8
甘清池 整69師副師長 廣東信宜 1951.12
葉乾武 青年軍編練總監部軍法處副處長 廣東梅縣 1950秋
劉進 第1兵團副司令 四川 1950
劉明夏 稅警副總團長， 交警第15總隊長 1951
劉秉哲 第28軍軍長 蘇州 1950.11.17
孫天放 江蘇省保安副司令 安徽懷遠 1951
關仲志 廣東保安4師代師長 廣東 1952
向光明 宜昌警備司令部處長，國大代表 湖北巴東 1952
列應佳 廣東保安4師副師長兼保5團長 廣東 1952
李曙 傘兵司令部政工處少將處長 浙江永嘉 1952
李本一 第3兵團副司令官兼第7軍軍長 安徽 1951
李用章 第3軍副軍長兼第7師長 四川邛崍 1952
李傳霖 整47師127旅副旅長 1952
李楚瀛 85軍長，整3師長，集團軍副總司令 廣東曲江 1950.11.14
李楚藩 中央憲兵司令部西南區憲兵司令 1951
陳哲 海南保安2師副師長 1951
陳運武 第77師副師長 湖南辰溪 1952
陳應龍 第2軍副軍長兼9師長 海南文昌 1951
陳俊三 川滇黔邊區綏靖司令部少將參議 1952
陳舜統 第14編練司令部參謀長 海南 1950
陳鵬翥 湖北省保安司令部少將參議 湖北 1951
瀋荃 國防部少將監察官 湖南鳳凰 1951秋
張鐵英 第10新兵補訓處少將督練官 青浦 1951
何際元 第49軍79師長 湖南 1950.11
陸汝群 旅長 廣西容縣 1951
肖步鵬 中央軍校少將代理教育長 1951
楊健民 第96軍參謀長 安徽宿縣 1951
周亞 預8師師長 1951
周址 第12集團軍參謀長，第12兵站分監 廣東開平 1953
周伯英 第17補充旅旅長 湖南東安 1952
金亦吾 14兵團參謀長兼第7縱隊副司令 1951.1.13
羅聯輝 廣州綏靖公署少將高參兼新豐縣長 廣東新豐 1952
林芝雲 湘鄂贛清剿區少將司令 湖南湘潭 1952
危宿鐘 第15師長，江西第5區保安司令 江西 1951
項麗源 西南軍政長官公署少將參謀處長 1952
趙俊圖 醴陵師管區少將副司令 湖南 1952
趙鴻厚 40師長 1952
徐廷瑞 陝南綏靖區少將副司令 河北蠡縣 1952
徐餘生 四川軍管區第7常備師長 四川廣安 1951
徐經濟 新5軍長 陝西 1951
莫樹國 63師長，聯勤總部第3補給區運輸司令 湖南東安 1952春
莫致寬 國防部中將高參， 廣西蒼梧 1952初
唐孟壑 整2師副師長 湖南東安 1952
唐憲堯 國防部川鄂挺進軍司令部參謀長 四川 1951冬
袁峙山 整3師49副旅長，湘鄂贛邊區少將高參組長 湖南常寧 1951
黃芳俊 整55師74旅副旅長 河南雎縣 1952
曹森 第26軍副軍長，滇西師管區司令 河南唐河 1952
梁仲西 梧州行政區少將保安司令 廣西 1951
梁順德 陸軍總司令部重炮兵訓練班副主任 1952
龔汝松 川康黔邊反。共救國軍第5縱隊副司令 1951
符樹總 廣州行轅外事處少將處長 海南文昌 1952
覃守一 湖北綏靖總司令部長陽總隊長兼縣長 湖北長陽 1952
曾憲成 3兵團暫8軍副軍長 湖北鐘祥 1952.10
譚正綱 川南軍政區長官公署少將參議 湖南茶陵 1952
廖卓如 江西省保安副司令 江西 1951
廖德誠 贛南師管區副司令 江西 1951
潘琦 第14軍10師長 江西廣昌 1951
潘峰名 51軍代軍長 江西 1950
霍遠鵬 內1警第3支隊長， 湖南 1950春
戴雲林 軍統局少將專員 江西廣豐? 1950.8
糜藕池 川黔綏靖公署獨立1師長 貴州 1951.7
馬廷賢 甘肅聯軍隴南路司令 甘肅臨夏 1958
向傳義 24軍副軍長，四川省參議會議長 四川 1950
劉孟廉 第27軍軍長 四川 1950.9
何紹南 副軍長，陝西第2區行署專員 1954
張治公 中華民國(護黨救國)29軍長 河南偃師 1951.3
高倬之 34軍軍長 太原 1952.12
韓步洲 33軍軍長 北京 1953
韓起功 新編騎兵軍長 甘肅臨夏 1950
溫懷光 第10兵團副司令官 太原 1953
鄧獻坤 第90師副師長 廣東始興 1952
陳少鵬 粵軍第2軍獨立旅長 廣東興寧 1950
陳定平 4戰區兵站部辦公室主任 海南瓊山 1951.12.25
宋士臺 第66軍160長，7戰區少將高參 廣東 1953
梁彩林 整65師187旅長 廣東鶴山 1952
黃質勝 第19路軍少將參議，靈山縣長 廣西靈山 1951
彭永年 湖南省保安司令部少將秘書長 1951
戴可雄 少將高參，海豐縣長 1952
程斌 第53軍上校高參 承德 1952.5.12
王雄 瓊崖守備副司令，文昌縣長 海南 1951.3.1
楊清海 合江挺進軍司令 瀋陽 1950.8
尚其悅 東北保安騎兵第2支隊司令 哈爾濱 1950.5.30
劉培緒 第40師師長， 北京 1954


以上只是部分人員，在1950-1953年間死亡的將領比以上要多得多。

下面舉一個具體的例子:

宋士臺 第66軍師長，7戰區少將高參 1953 年 被害

宋將軍到底做了什麼『反革命』的壞事，以至於被共產黨槍斃呢？我們在中共官方的『廣州宣傳網』上找到了下面的文字:

抗日將領宋士臺將軍銅像落成

中國廣州網2004年9月21日訊　9月18日是「九．一八」事變73週年紀念日，花都區赤坭鎮錦山村1000多民眾參加了抗日將領宋士臺將軍銅像揭幕儀式。區領導麥忠民、黃水記、任耀行、黃富林、湯浩昌等以及宋將軍在港、澳、臺的親屬、部屬應邀出席了揭幕儀式。宋士臺將軍是花都區赤坭鎮錦山村人，生於1894年，卒於1953年。宋將軍系原國民黨六十六軍一六零師少將師長，後任七戰區惠淡守備區中將指揮官。宋將軍早年先後畢業於保定軍校六期陸軍科和陸軍大學將校班。抗日戰爭期間，宋將軍參加指揮了多次在正面戰場上的對日作戰，其中，奉命指揮了著名的南潯戰役，重創日寇侵略軍，擊斃日軍少將旅團長飯塚國五郎及其部屬官兵500多人，繳獲輕重武器一批。葉挺將軍致電稱：「南潯戰役與平行關戰役和臺兒莊大捷鼎立而三」。1945年日本投降後，宋士臺解甲從商，1946年國民黨發動內戰，請他再次出山，並委任高官，被他拒絕。在宋士臺將軍銅像揭幕儀式上，將軍當年的部下回顧了將軍戎馬一生，抗擊日寇的感人事跡，並告戒當今的人們，日軍的侵華歷史不能忘記。

一切都很清楚，宋士臺將軍在1945年抗戰結束後即懈甲歸田，根本沒有在內戰中和共軍打仗，仍被殺害。

如此殺害抗日將士， 天理何在？

一九四九年三月五日，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報告中指出：「有意地保存一部分國民黨軍隊，讓它原封不動，或者大體上不動……這是又一種鬥爭方式。但是這種反革命遺蹟和反革命政治影響，歸根到底要被肅清……他們中的許多人將被改造，他們中的一部分人將被淘汰，某些堅決反革命份子將受到鎮壓」。

五十天後，他簽署了〈中國人民解放軍佈告〉對國民政府黨政軍人員作了「准予量才錄用，不使流離失所」的承諾，然又加上「無嚴重的反動行為或嚴重的劣跡」的但書，至於「反動行為」「嚴重劣跡」的定義如何，則由中共當局主觀界定，逕由各級軍管會或軍事法庭一審判決執行，並無獨立機構監察制衡。兩個月後毛澤東為紀念中共成立廿八週年，寫了〈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把這種濫捕濫殺定性為「向著帝國主義的走狗即地主階級和官僚資產階級以及代表這些階級的國民黨反動派及其幫凶們實行專政，實行獨裁」。這就為此後大規模的屠殺異己埋下了伏筆。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共在北京建政。斯時川東川北猶在激戰。九日中國國民黨總裁蔣中正在臺北發表〈告全國軍民同胞書〉，號召國軍「在短期內完成相當的準備，發動積極的反攻」，此後國共內戰在西南與沿海島嶼繼續激烈展開：成都撤守是在十二月廿六日，西昌撤守則延至翌年三月廿七日。但是隨著土改、鎮反運動的深入開展，大陸各地反共民眾紛紛揭竿而起，少數民族的抗暴鬥爭也風起雲湧，一批業已投共的國軍官兵則伺機反正。在廣西、湖南等省，地方反共武裝結合國軍游擊部隊，一度達百萬之眾。當時，在臺灣的中華民國尚處於風雨飄搖境地，美國政府宣布在台海採中立立場，所以大陸各地的反共游擊隊在內無糧草、外無援兵的情況下，被共軍各個擊破，景況極為慘烈。中共宣稱投入一百四十多個師的兵力，歷時四年才將這場「中國歷史上最大的『匪患』平息下去」。

五十年代大陸的反共游擊戰爭究竟付出了多少人命代價呢？據一九六九年四月七日莫斯科電臺廣播，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二年有二百八十萬人被毛澤東處死；一九五三年至一九五七年有三百五十萬人被殺。在一個月內處死的最高數字則是北京中央人民廣播電臺透露的：皖浙蘇魯四省一個月之內死了一百一十七萬六千人；在華中和華南，一個月內則死了一百五十萬人。中共內務部長薄一波在鎮反報告中提及：「為了永久的和平，為了人民民主，在過去三年半(一九四九——一九五二)，我們清算了二百多萬土匪(按：指反共游擊戰士)

法國外交官傑奎斯．圭拉麥將軍估計，從一九五一年二月至一九五二年五月間，至少有三百萬人被中共殺害。

一九九九年九月，共軍總政治部直屬的解放軍出版社推出《新中國剿匪紀實叢書》，洋洋灑灑六鉅冊二百廿萬言。其作者根據中共中央及各省市自治區檔案館、各大軍區政治部、各省委黨史研究室、各省市地方志辦公室、軍事科學院資料室、軍事博物館資料室、全國政協文史辦以及解放軍檔案館所存檔案，披露五十年代初期共軍在華東、中南、西南、華北、東北、西北地區分別殲「匪」(按：中共席捲大陸之後，仗著成王敗寇的定律，便把國軍留在大陸的殘部、保安部隊以及敵後游擊隊統統視為「土匪」而以大部隊圍殲之)四十一萬六千、一百十五萬、八十五萬、兩萬九千、七萬九千、六萬人，合計二百五十八萬四千人。考慮到東北、華北陷共較早，反共武裝相對較弱，且統計數字截止期是一九四七年五月與一九四九年五月；而中南、西南陷共較遲，國民黨在南方有較周詳的布建，且統計截止期為一九五二年六月與一九五○年二月(華東為一九五二年八月，西北一九五○年一月)，所以南方殉難人數數十倍於北方。再者，中共慣用「殲滅」這個含糊性的動詞，泛指殺死、殺傷、俘虜的總數，但時隔半個世紀，愈來愈多的剿「匪」部隊成員撰寫回憶錄，承認「那時國民黨兵敗如山倒，大批的降兵讓押運的部隊疲於奔命，上面乾脆下令：除了團、營一級的俘虜軍官留下審訊，其他俘虜由連一級指揮員自行處置……最常用的辦法就是乘夜晚分批押到河邊、山邊用刺刀捅死，用他們自己挖的坑埋掉，每天都要殺一兩批人」，即便僥倖逃過鬼門關，在戰犯監獄與遣送回籍監督勞動的國軍被俘官兵無一避免歷屆運動的殘酷折磨，死得更慘。所以，共方公布的殲「匪」二百五十八萬四千人，其中絕大多數可歸入非正常死亡的類別，這同薄一波所宣布的「清算二百多萬土匪」已經比較接近了。柏林自由大學教授郭廷鈺在其傳世之作《中國現代史》中指出「國軍被害者約三百萬人，國民黨遺留在大陸的黨員被害者約一百四十萬人」同薄一波所承認的殺人數字大體吻合。倘若加上五十年代中、後期反右、肅反、西藏平叛諸役的殺人數，則遠遠不止區區三百萬人了。

在中國大陸，將「國民黨人對日本侵略的抵抗作為一篇大無畏之英雄史詩來予以歌頌」的日子，不僅已經來臨，而且近年來，在中國大陸，越來越廣泛和越來越深刻地歌頌國民黨、蔣介石及其軍隊堅持英勇抗戰之著述與作品的大量出現，早已將中國大陸人民的歷史反思引向了深入，並將之推向了對中華民國之整個歷史進行再認識和再認定的更高階段。

然而，令人痛心的卻是，曾堅持長期英勇抗戰的國民黨官兵們，雖然戰死者已矣，其中的倖存者和負傷者，其絕大多數竟於一九四九年以後，成了中共統治下的「歷史反革命分子」。他們或被處以極刑，或被判刑、關押、勞改、勞教，或被管押、即在家鄉被強迫勞動，並且蔭及子孫「永世不得翻身」。在打內戰的共產黨是革命的，打外戰的國民黨卻是反革命之史無前例的黑暗時代，他們的萬古奇冤是永遠也無處可以訴說的。

但是，歷史與人民還是永遠地記住了他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