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受難者——李敬儀

就現有資料來看，李敬儀和吳天石是全國在文革中最早在「鬥爭會」上被打死的兩個教育工作者。

1，文革不接受投降

南京師範學院的校園，是原來金陵女子大學的校園。金陵女子大學是中國最早興辦的現代大學之一，教學品質很高，校園也以典雅美麗著稱。1949年以後，學校的領導人換成了共產黨人，學校也改換了名字。吳天石是資深共產黨員，長期在教育界工作，1966年時是江蘇省教育廳廳長。

1966年5月 16日，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發出了一個《通知》，後來這個文件被叫做「516通知」。在這個「通知」中，毛澤東親自寫的段落說：「高舉無產階級文化革命的大旗，徹底批判學術界、教育界、新聞界、文藝界、出版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奪取在這些文化領域中的領導權。而要做到這一點，必須同時批判混進黨裡、政府裡、軍隊裡和文化領域的各界裡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清洗這些人，有些則要調動他們的職務。」毛澤東親自圈定了名單，清洗學術、教育、新聞、文藝、出版這五個「界」。北京的中央大報點名批判一批人。

在各省，也像北京，都在當地指定了一批人，作為文革重點打擊對象。後來文革進一步發展，從省到市到縣，從大學到中學到小學，在每一層每一個單位都要找出打擊對象予以嚴酷打擊。在某種程度上，文革就是由於層層處處都有打擊對象而全面發動起來的。吳天石就是江蘇省的在文革開始被選中的重點打擊對象之一。他是教育廳長，而教育界是「516通知」中說明要「奪權」的五「界」之一。另外，吳天石和另一作者合作編寫過一本小冊子，題為《談談我國古代學者的學習精神和學習方法》，1962年出版。這本書這時被指為「毒草」。當時正在批判 「海瑞罷官」和「三家村」，對其他的出版物也往往照同樣的方式作出捕風捉影無限上綱的「批判」。加上當時即使是教育界的領導人，出版過書的人也很少，寫這本書也就成為吳天石的突出的「罪行」。

在文革後，中共江蘇省委的領導人說，他們受到「中央」的壓力，所以只好把吳天石當作了打擊對象。當時不但江蘇，其他各個省也都這樣做了。只是後來越來越多的幹部被「鬥爭」，文革後「平反」的時候，不同階段的受害者們都混同在一起。有些人就迴避說明在文革開始階段他們怎麼迫害了別人。

吳天石夫婦之死，雖然在文革通史上不見記錄，但是因為吳天石夫婦被「斗」死，在南京幾乎路人皆知。老百姓對此也有解釋。有人說，吳天石是共產黨裡教育程度和文化修養比較高的人，所以被共產黨裡教育程度和文化修養比較低的人整倒。有人說，反正一定要有人被整，所以每一層幹部都想把禍水引向別人，用以保護自己。

據1966年時的中共江蘇省委書記陳光在文革後寫的文章《難以忘懷的紀念》（《新華日報》，1986年8月3日）說，當吳天石知道自己成為「點名批判」對象時，曾經去他的家，提出對他的那本小冊子《談談我國古代學者的學習精神和學習方法》，能否按照郭沫若公開聲明把自己的著作付之一炬的方式來處理。但是省委書記的回答是：「你的心情我瞭解，但你同郭老的身份不同，即使省委同意你的想法，也起不了作用呀！」

這裡所說的「把自己的著作付之一炬」，是指1966年4月14日郭沫若在全國人大常委會上的發言。郭沫若說：「我是一個文化人，甚至於好些人都說我是一個作家，還是一個詩人，又是一個什麼歷史學家。幾十年來，一直拿著筆桿子在寫東西，也翻譯了一些東西。按字數來講，恐怕有幾百萬字了。但是，拿今天的標準來講，我以前寫的東西，嚴格地說，應該全部把它燒掉，沒有一點價值。」郭沫若的這一講話發表在1966年5月5日的《人民日報》上。據說是毛澤東為郭沫若作了這樣的安排。「內部」是怎麼和郭沫若談的，怎麼要求郭沫若這樣做的，至今還沒有人說出。明顯的是，郭沫若表示了這樣的態度後，好像就「過關」了。他成了文革中可能僅有的一個沒有在「鬥爭會」上挨過「鬥爭」的文人。雖然他也遭到大字報的批評，受到壓力，他的上大學的兒子被抓走並死在關押中，但是每逢節日和大會，他總是出現在天安門城樓上，他的名字總還在報紙上，他也還住在原來的寬大的住宅裡。那座在北京前海西街的描梁畫棟且有大花園的大房子，原來是北京有三百年歷史的中藥店「同仁堂」的財產，政府收走後給了郭沫若。

吳天石想要和郭沫若一樣作，也就是說，他願意把自己寫的東西「全部燒掉」，願意認錯，願意悔改，願意否定自己，願意服從共產黨中央的指示。他不是對抗的，不是堅持己見的。但是他卻不被准許這樣作。只有郭沫若可以這樣「檢討過關」，別的人則非要被重重地整不可。於是，吳天石被停職，被中共江蘇省委的機關報《新華日報》點名批判。

在文革後的這篇悼念文章裡，陳光感嘆：吳天石「這位飽學之士竟然天真地相信，只要真心誠意地認個『錯』（說實在的，他根本沒有什麼錯啊），把自己的著作付之一炬，就能闖過這個關，逃過這個『劫』。」 陳光的感嘆聽起來是真誠的。但是，怎麼才能不「天真」呢？他沒有告訴讀者一個不「天真」的人應該怎麼理解共產黨的制度和運作方式。

事實上，回顧歷史，在文革中，每一個階段的打擊對象，都採取了承認「錯誤」，檢討自己的做法。除了極其個別的例子，沒有人公開表示過對抗。從最開始，「彭羅陸楊」檢討了。後來，劉少奇鄧小平檢討了。還有千千萬萬被「批鬥」的人都檢討了。如果把文革時代人們寫的「檢討」堆在一起，不知道會有多大的一座山。但是，對文革打擊對象的討伐，卻並不因他們的「檢討」停止。他們依然和吳天石一樣，被拉到「鬥爭會」上受到暴力性的「鬥爭」，其中很多人像李敬儀吳天石一樣被當場斗死。

這是一個非常特別的做法。在戰爭中，只要一方投降，戰爭也就結束了。投降的士兵，可以投降當俘虜，保全性命。文革卻連投降都不准許。對文革的打擊對象，不管他怎麼檢討認罪，還是逃不掉被毆打侮辱甚至被打死的下場。文革的規則比戰爭嚴酷。

為什麼這樣？對文革的這一特點，只能解釋成，打擊這些人，不但是一種目的，也是一種手段。因為這種層層設立打擊目標和不准投降的窮追猛打的做法，可以用來發動文革運動並且建立文革的無上權威，所以被實施於文革的整個過程中。

2，死於暴力「鬥爭會」

1966 年6月1日，毛澤東指示廣播北京大學聶元梓攻擊該校領導人的大字報，從此開始發動學生攻擊文革對象。大中學校停課。大批「工作組」被派到各學校。工作組號召和組織學生「揭發批判」教師和幹部，並且宣布一批人「停職反省」並準備「處理」他們。暴力攻擊也在這時發生了。

但是，在理論上，工作組不提倡用暴力方式「鬥爭」文革對象。 1966年6月20日，當時領導文革的劉少奇轉批了北京大學工作組的第九號簡報，要求制止學校中的這種「亂鬥現象」。他不是要制止「斗」，但是要制止「亂鬥」。

1966 年7月下旬，毛澤東指責劉少奇把文革搞得「冷冷清清」，並且下令撤出「工作組」。毛的妻子江青等前往北京大學，在萬人大會上當眾擁抱了當著他們的面打人的北京大學附中學生彭小蒙。江青還在中學生集會上介紹了毛澤東「好人打壞人活該」的說法。8月1日，毛澤東給清華大學附中紅衛兵和北大附中彭小蒙表示熱烈支持。工作組的撤離，紅衛兵運動的興起，以及文革領導人理論上對暴力的認可，這三個因素直接導致了1966年8月大規模校園暴力的興起。

像李敬儀吳天石這樣已經被點名批判已經被工作組「揭發批判」過的人，在這種情況下，首當其衝，馬上遭到暴力性「鬥爭」。

1966 年8月3日傍晚，南京師範學院的一些學生衝進李敬儀和吳天石的家，把他們拉出門去。這時，他們還穿著拖鞋。他們被架著走，吳天石的腳被戳破，一路流血。他們被拉到南京師範學院的校園，那裡已經有一個搭好的高臺。有人宣布「批鬥黑幫份子大會開始」。一群幹部和教師被拉到台上「鬥爭」。有人把成瓶的墨汁澆在 「黑幫」身上，有人動手打「黑幫」。有人把裝垃圾的鐵絲簍套在李敬儀的頭上。這時李敬儀和吳天石就已經受到了嚴重的身體傷害。

接著，他們又被拉到大街上，當時叫做「遊街」。開始李敬儀和吳天石還被架著走，他們很快就昏迷過去，然後就被在發燙的馬路上橫拖著。從學校往鬧市區方向，拖了有一里來路。李敬儀的身上磨得血肉模糊。

李敬儀在「遊街」過程中就氣絕身亡。吳天石在「遊街」後又被拉回學校繼續「鬥爭」。有人用麻繩把他綁起來，要把他綁在梯子上「示眾」。在這一過程中，吳天石雙臂被扭成骨折，雙腿癱瘓，腦水腫，腳上的肉被磨光了，昏迷不醒。被「鬥爭」後，吳天石昏迷了兩天，在8月5日死去。

李敬儀和吳天石當時的年齡分別是53歲和56歲，並不很老。他們在經歷幾小時的「鬥爭」後死去，可以想見受到的「鬥爭」的暴力摧殘程度是多麼嚴重。

李敬儀和吳天石16歲的兒子在家中看著他們被拖走，從此就再也沒有回家。他的另一個兒子在鄉下勞動，班主任去告訴他家中的事情，他聽說了以後，很久呆立在田野上，沒有任何反應。那年他14歲。

在吳天石死去的同一天，在北京，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的紅衛兵「批鬥黑幫」，副校長卞仲耘被毆打折磨致死。卞仲耘當時50歲，已經在這所中學工作了17 年。卞仲耘是文革中在北京第一個被打死的教育工作者。也就在那一天，1966年8月5日，中共中央發出文件正式撤銷了劉少奇在6月間要求「制止亂鬥」的通知。

就這樣，在1966年8月初，校園暴力在全國範圍內興起並不斷升級。不但是李敬儀和吳天石夫婦，不但是卞仲耘老師，大量的教育工作者被「鬥爭」而死，還有大批的人在受到毒打和侮辱後自殺。暴力進一步發展，從校園內延伸到校園外，大批城市和平居民也被紅衛兵抄家、毆打甚至活活打死。

北京和南京，都是有漫長歷史的文明古都。學校，更是保存和發展文明的處所。但是，文革中的暴力殺戮，卻自南京和北京的學校開始。李敬儀吳天石夫婦的死，卞仲耘的死，標誌了文革以所謂「鬥爭會」來殺戮生命的開始，也標誌了這種「鬥爭會」被廣泛應用的開端。「鬥爭」本來是一個比較抽象的詞，到那時，1966年8 月初，變成了一種普遍使用的在群眾集會上對被斗者施加暴力虐待甚至殺害其生命的方式。

具體來說，這些暴力方式常用的有：毆打，包括用銅頭皮帶抽打；遊街，還要被斗者敲打簸箕自報罪名；頸上挂黑牌，還常用細鐵懸掛很重的牌子；剪頭髮，尤其是對女性，剪去半邊，稱為「陰陽頭」；戴「高帽子」，不但是侮辱，有的地方把帽子作成很重的，一如刑具；「坐飛機」，又稱「坐噴氣式」，是指在「鬥爭會」上保持低頭彎腰雙臂後舉狀如飛機的姿勢。加上各種可能是「即興」發明的殘酷折磨。這些都可能置被斗者於死地。

這種暴力鬥爭會的恐怖，主要在於其暴力的凶猛程度，另外還在於其相當程度的隨意性。酷法固然害人，但是至少有穩定性，有言在先，依法處罰。在「鬥爭會」上，打人者有一群，他們不用承擔任何法律責任，一時的情緒就可決定下手的輕重。被斗者生死叵測，只能絕對忍耐順從，「低頭認罪」，以免打人者一時性起，就下毒手。在這種「鬥爭會」上試圖說理，是根本不可能的。

這種暴力鬥爭會的恐怖，還在於其用「革命」的名義。這些暴力行為都是伴隨著高亢的「口號」如「橫掃一切牛鬼蛇神」「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毛主席萬歲萬萬歲」進行的。任何對暴力的抗議，都會被說成是「反革命」行為而遭到更嚴厲的懲罰。

從1966年8月初開始，這種暴力「鬥爭會」成為到處可見的文革風景線。以下是幾個例子：

1966年8月4日，在上海華東師範大學的「共青」操場上，近二百名教師和幹部被學生拉出「鬥爭」。他們被掛牌子，戴高帽子，被遊街和抄家，被強迫跪在操場的司令台下。

1966 年8月11日，在江西師範學院全校性的大規模「游鬥」過程中昏厥倒地死亡。教師黎仲明、熊化奇和校醫周天柱三人被折磨毆打致死，教師何基在被「鬥爭」後自殺身亡1966年8月19日，在天安門城樓西側的中山公園音樂堂，召開大會「鬥爭」第四、六、八中學的負責人和北京市教育局的負責人，在音樂堂的舞台上把這些人打得血流遍地。隨後，在同一舞台上，北京第一女子中學、東城區幼兒園等校的老師們也被「鬥爭」，被打，被剃「陰陽頭」。

在文革時代，無數人慘遭迫害，但是沒有一個人能出來公開反對文革，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這種暴力「鬥爭會」的威懾。

3，毛澤東、周恩來知道李敬儀吳天石被打死

1996年，李敬儀吳天石夫婦死了三十年之後，文革開始時的中共江蘇省委書記江渭清出版了他的回憶錄，題為《七十年的征程》（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在書中，江渭清說出了一個和他們夫婦的死亡有關的事情。

1966 年8月初，江渭清到北京參加中共中央委員會的八屆十一中全會。在討論修改「十六條」（「中共中央關於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其中共有16條，1966年8月 8日通過）的過程中，毛澤東和周恩來，曾經找他和譚啟龍（中共山東省委書記）談話。江渭清說，他當時已經通過電話知道了吳天石之死。他告訴了毛澤東和周恩來，現在，學生把人戴高帽子，拖上街遊行，打罵侮辱，把人都搞死了。（江渭清回憶錄，528頁）。

從江渭清的敘述，我們知道文革的最高領導人毛澤東和周恩來完全瞭解當時已經發生的殘酷的打殺事件。在「十六條」發布之後，暴力性「鬥爭」大規模升級，愈演愈烈，不是什麼最高當局未曾預料之事。

「十六條」用熱情讚揚的口氣說：「一大批本來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闖將。」被稱為「闖將」，這「一大批」青少年作出的有突破性的事情是什麼呢？事實非常清楚，他們的主要突破，就是這種暴力性的「鬥爭會」。

事實上，北京的卞仲耘老師被打死後，該校紅衛兵負責人宋彬彬等，也在當天就向中共北京市委第二書記吳德作了當面報告。不過，不像江渭清，吳德至今沒有說出他如何向上面報告以及那些人的反應。沒有人出面制止暴力。1966年8月18日在天安門廣場的集會上，宋彬彬給毛澤東戴上了紅衛兵的袖章，這一畫面無疑進一步鼓勵了暴力的增長。

在李敬儀吳天石死後，8月3日所發生的行動，一直被稱為「革命行動」。在南京師範學院，1966年8月26日，又以「清算吳李黑幫」的名義，舉行了更大規模的「鬥爭會」。

校園暴力也在南京的其他學校中發生。南京第二中學的歷史老師朱慶頤也在「鬥爭會」上被該校學生當場毆打折磨而死亡。南京第13中學有兩名教師，韓康和夏忠謀，被活活打死。南京的校園殺戮也發展到校外。南京外國語學校的紅衛兵打死了一名「家庭出身不好」的校外的工人王金。根據北京的一項「內部」統計， 1966年夏天，北京有1，772人被紅衛兵打死。南京市或者江蘇省也應該有這種打死人的統計，但是江渭清的書中沒有寫出。

由於文革領導人對紅衛兵的熱情支持，校園殺戮不但大張旗鼓堂而皇之地進行，而且被當作功績和光榮。在南京師範學院，1966年8月3日的「鬥爭會」殺害了兩個人的生命，可是卻從來沒有被當作罪孽或恥辱。相反，那裡成立的文革組織，以這一日子命名，名稱叫做「八三造反師」，簡稱「八三師」。這個「八三師」是南京文革中最為活躍的「群眾組織」之一。8月3日那天的指揮者成為這個組織的頭頭，後來又成為南京師範學院的新的權力機構「革命委員會」的負責人之一，也成為「南京市革命委員會」的負責人之一。「八三師」掌權的時候，在南京師範學院的校園裡建造了巨大的毛澤東塑像，為了紀念他們的發起日，他們建造的毛澤東塑像的高度是八點三米。

顯然，名稱的使用，權力的授予，巨大象征性器物的設立，都在弘揚強化8月3日這一事件中包含的暴力迫害原則。從文革一開始，李敬儀吳天石先被他們的上級拋出作為打擊對象，繼而在暴力性「鬥爭會」上被打死，在他們死後，他們的死亡日期還被用作傳播暴力迫害信號的載體。

一位受訪者說，1999年，南京大學外文系一個風流倜儻的男教師，在蘇州突然暴死，屍體在室內一週無人發現，以致腐臭，死時年紀不到60歲。他的在校學生都為此深感遺憾。但是學校中年紀較大的人中有傳說，這是報應。當年打死吳天石夫婦，這個人很積極。文革後他也沒有為此受懲罰，但是老天還是要算賬的。哪怕是 33年之後。

顯然，這樣的說法表明瞭說話者心裏的道德判斷和懲惡願望，卻不見得是事實，因為與此有關的毛澤東和周恩來以及其他作惡者，並沒有受到報應。

作者惠寄 原載《文革受難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