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保皇派殺人於無形

2006-07-02 05:13 作者:黃河清

多年前，我寫過一篇文章《梅鳳璉之死與人性》，淹沒在網文的汪洋大海中。最近看到網上討論文化革命的許多文章，我找出這篇舊文，改成現在的題目，重寫了一次。

新疆石河子兵糰子女一校有教職員工近百人，學生總在一、二千人，有住校部，開初是仿蘇的，大多是幹部子女來讀書。學校校長梅鳳璉出身地主，一個挺實在的人。因為他是學校最大的官，所以文革中就成了走資派。

文革初期，我和許多人寫大字報揭發、批判他執行修正主義教育路線，但沒有鬥他，沒有打他。工作組來了，我和另一些人被打成反黨小集團。工作組發動全校老師批判反黨小集團，我首當其衝、被批鬥了兩個多月。後來毛主席說工作組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鎮壓群眾運動，工作組就從神氣活現一下子嗚呼哀哉了。學校老師批鬥工作組、批鬥走資派。這時兩派已隱然，很快就壁壘分明瞭。

工作組因為是從各單位抽調來的，不久就全撤走了，批鬥的對象就剩了走資派，也就是校長梅鳳璉。這時有一個新調來的黨書記黃有德。此人很有一套。他有辦法把群眾鬥爭的矛頭都引向了校長梅鳳璉使自己幾乎安然無恙。但此人名有德實無德，好欺負人，幾無任何同情憐憫之心。梅鳳璉是四川人，也就40多，不到50歲。造反派沒有單獨開過梅鳳璉的批鬥會，都是與保皇派一起開的批鬥會。印象中批鬥他時也就喊喊口號，要他交代問題，從沒有過過火的行為。這恐怕是因為我們這些造反派良心不壞，保皇派勢力強大，對他同情、暗保，他自己以前人緣不錯──多方面因素的結果。兩派群眾自己卻鬥得不可開交。毛主席在北京很高興，說形勢大好。梅鳳璉後來自殺了。自殺的具體時間已不復記憶，可能是在清理階級隊伍的那個時期。

梅後來幾乎每天挨學生的打，不是正兒八經地抓去打或批鬥時打，而是小孩子惡作劇的那種打：扔石頭，吐口水，看見就揍幾下，誰也不敢護他。他是走資派，毛主席說要打倒走資派。那時，誰敢跟毛對著幹，連想也沒想到，做夢也沒夢到。保皇派雖然同情他、暗保他，但在公開的場合，也是要批判他、打倒他。打他最厲害的倒是保皇派這一派的學生，大約是要藉此顯示自己的造反精神。那時造反精神是最崇高的、最貼近毛主席的思想。不管哪一派，都說自己是真正的造反派。這都是毛主席、黨中央英明教導的結果。梅鳳璉是光頭，那腦袋幾乎沒有完整過，總是破碎的，抹著紅藥水或包著紗布。梅有許多孩子，大約五、六個吧，一大串。最大的是女兒，也才十四、五歲，老婆似乎目不識丁，很老實安分的那種農村婦女，頭上還包個手巾的，除了害怕，也不能給他什麼安慰幫助。梅大約是看到前途毫無希望，當下受罪無窮，就走了絕路。即或有一絲希望，我想他也會熬下去，因為他有那麼多孩子，還那麼小。那個時代給他絕望，他無路可走了！他是走資派，是階級敵人，毛主席說要打倒他。梅鳳璉死在學校的菜窖裡，上吊自盡的。梅死時我離開學校回家探親已有近一年了，但仍使我至今負疚甚深，因為我曾經在文革前期響應毛主席號召批判梅時寫過一張大字報：「天大的大事！」──那個時代毛主席跟蘇修（前蘇聯）誓不兩立，老說人家要打我們，我們要備戰。新疆接鄰蘇聯，1965、1966年就佈置各單位挖防空洞。梅鳳璉在一次全校大會上傳達備戰文件，罵了一陣蘇修後，具體落實防空洞問題時說我們學校的菜窖正是天然的防空洞，不必新挖。我的大字報從菜窖上面只有薄薄一層土、通風不佳、沒有另外出口……諸如此類的問題引申到梅讓祖國的花朵在蘇修空襲時藏到這一炸就塌、無處可逃的菜窖居心何在云云。梅恰好又出身地主，正是階級敵人。毛主席說「階級敵人人還在，心不死」，「在磨刀霍霍」……梅不正好都對上號了嗎！梅鳳璉的死，現在想來，毛澤東固然是罪魁禍首，但作為同類的我們也是有很大責任的。那打他的、批他的、鬥他的，那巧妙地把矛頭轉向他的無德的有德，尤其是那在他絕望的時刻不敢安慰他半句的保皇派的友人、親信……幾乎都泯滅了人性。當時，只要有一個人私下給他以一點點同情、溫暖，他就不會走絕路。這個人，不可能是我們造反派，只能是保皇派，他以前的朋友、紅人、親信。可惜的是，保皇派在個人品質上似乎普遍地比造反派差：逢迎、趨利、見風使舵、沒有擔當、善做表面文章……是他們的共性。老舍的妻兒公開認真地與他劃清界線之舉，對老舍的絕望肯定是致命一擊。羅隆基秘書情人對他的背叛揭發比什麼都讓他傷心。翦伯讚夫婦雙雙自盡，他得意弟子的反戈一擊是他至死不忘的。反右與文革中，這樣的事例太多了。梅鳳璉那麼多的紅人親信，沒有一個敢公開或私下為他說半句公道話、給他片言只語的安慰。這比造反派對他的批鬥、學生對他的毆打，恐怕更使他絕望。

我至今對保皇派老師沒有制止他們這一派學生毆打梅鳳璉的行為不解。公開不敢，私下完全可以，而且能制止住，因為有「要文鬥，不要武鬥」的最高指示。無論公私，保皇派中梅的親信紅人都與他關係很好、感情很深。只能說，這些保皇派在人性上太自私了。保皇派殺人於無形！當然，我們造反派也罪不可赦。我們都在助紂為虐，都放了那壓斷駱駝背的最後一根草。

在梅鳳璉面前、在他的老婆孩子面前，我是有罪的。我不求寬恕，也無從寬恕，只希望人們永遠記住那個可怕可憐的時代，那個悲哀的時刻，懺悔自己的愚昧和軟弱，反省自己對人性的背叛、踐踏，讓那可怕可憐與悲哀永不重演！讓人重新做名副其實的人！

我比梅鳳璉幸運！

1966年夏天我被批鬥時穿一個背心、一件軍衣，兩個月無心洗一次澡、換一次衣服。幾乎誰都不理我。我萌生過死念。一次，吃完飯洗碗，洗碗處就我和一位同鄉金老師。我因沒胃口，只吃了半個饅頭，剩下的半個饅頭迷糊糊地隨手扔進了泔水桶裡。未料，旁邊的金老師開口了：「河清，你找死啊！快撿起來。」那時這種糟蹋糧食的行為是可以上綱上線到對抗運動的，而對抗運動是死有餘辜的。金老師又說：「要吃啊，身體要緊。」我至今記得金老師的這兩句話，因為當時給了我很大的溫暖。

1967年6月13日，我被石河子駐軍指揮部以反對解放軍、反對中央文件的罪名拘捕，在監獄、勞改場關了半年，九死一生。同年的12月23日我突然被放了，說是讓群眾自己教育自己。我回到學校，學校貼滿了「勞改犯黃河清不老實就叫他滅亡」之類的標語。一幫學生圍上來亂打一氣，虧得他們只拿著木槍和掃把，沒有鐵器。我緊抱住腦袋高喊「同學們，你們是受矇蔽的，我不怪你們。」之類的話。當然是越喊越打得凶，因為我侮辱了他們的革命行動。現在想來，這就是人性！被打的不可能說打得對、打得好，最多是不吭氣。打人的要被責為打得不對，一定不高興，一定打得更凶，以證實打得對、你該打。我被打時保皇派的老師一個也不見，自己這一派的戰友也杳無蹤影。原來當時保守派得勢，學校的造反派都躲出去或趁機回鄉探親了。而保皇派老師大約是人性未泯，出現的話，打我不好或不忍，不打或阻止學生打那更不好，是立場不堅定，同情庇護反革命。毛主席說對敵人的仁慈就是對人民的殘忍。毛主席就有本事把全中國人跟人的關係擺弄成如此模樣！當時，我絕對地認為是保皇派的某些老師慫恿、指使學生打我；現在，我則堅定地認為他們中特別狂熱的個別人充其量也不過是幸災樂禍罷了，絕大多數人是不忍又無可奈何的。這是人性使然。「保皇派殺人於無形」──無論他有心或無心，當時的境況就是如此。我不過比校長梅鳳璉運氣好一些罷了：我被打後，有人公開對我表示同情，給我幫助；我沒有被不小心給予致命的一擊，那種打，就是小說裡寫的「雨點般地落下」，很可能會有一下是致命的。幸虧沒有。我若被打死，也就白死了，會比梅鳳璉後來的「平反」慘許多，因為我是造反派，是勞改犯，是反革命，堅持反動立場，激怒學生，死有餘辜，學生充其量是「失手」、「一時過火」罷了。

一位中立偏造的袁老師把被打得鼻青臉腫、血跡斑斑。厚棉軍服支離破碎的我接到她的房間，沖了一大杯用奶粉調和的牛奶給我。新疆冬天戶外氣溫在零下二、三十度。從零下20多度的戶外到了室內，因寒凍、被打、氣憤，激動得發抖的我，端著滾燙的牛奶說不出話來。那位袁老師只是為我擦血，也一聲不響。但我看到她眼中閃著淚光。袁老師勸我喝牛奶。我這才突然感到了牛奶的誘惑，一口氣喝乾了杯中的牛奶。這是我此生喝到的味道最好的牛奶。因為家鄉盛傳我越獄被開槍打傷了，老母焦慮不已。我在春節期間回鄉探親了。在我回鄉後，同派的老師陸續回校，其中有上海的李老師。學生打膩了梅，又找不到我這個可以打的替換品，就找上了李，說李是我的同夥和後臺。學生把李的長褲、內褲脫到膝蓋，用木板和教鞭抽打光屁股，打得皮開肉綻、鮮血淋漓，才揚長而去。李除了向學生講大道理外，決不求饒，決不說我半字的壞話以求得「從寬」。可憐當時沒一個老師在場。李苦苦地自己掙紮起來，哆嗦著繫好褲子。幸虧當時的李同我和大多數人一樣，都自以為是在誓死捍衛毛主席革命路線，受了如此醜惡、下流的侮辱、毒打，沒有想不開。我的被打、李因我被打光屁股，除了有小孩子惡作劇的一面外，若是沒有在當時很嚴肅的大背景──打人者是在替毛主席、黨中央懲罰我們、教訓我們；被打者可憐打人者被矇蔽、被欺騙，也是在為毛主席、黨中央服務、犧牲，卻不明白自己正比打人者更可憐可悲；是不可能發生的。當時，真正大徹大悟、先知先覺的人寥若晨星、鳳毛麟角。打人的、挨打的大多都以為自己是在為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作貢獻、作犧牲，愚昧到純然的工具。李的被打，肯定有保皇派個別老師的作惡，自己不出面，而唆使學生作惡。歷史的黑暗、民族的悲哀、人性的墮落已無以復加！在當時階級鬥爭文化的語言詞典裡，只有階級性，沒有人性這一說，凡不得不提、不得不說到人性的時候，一定要冠以「無產階級」四字，絕大多數時候，是「」革命的人道主義「來代替人性說法，任誰都不敢、不能、不會越此雷池一步，竟至於人性一詞，談虎色變，竟至於前文學研究所所長何其芳被毛澤東召見時，小心翼翼地問文學作品裡可不可以寫人性，人性到底有沒有。毛澤東回答曰：「口之於味，有嗜則同。」也算是認同了「食色，性也」的動物法則。無產階級的人性由無產階級的最高領袖確定於止於此境，複雜、高級一點的人性都給了小資產階級、資產階級。所以當時這種階級鬥爭文化把人類固有的善良、仁慈、愛心、悲天憫人、融融相處、太平祥和……掃蕩殆盡，而代之以勇敢、無畏、仇恨、你死我活、誓不兩立、水火不容……

但是，畢竟人性是存在的、不分階級的，畢竟五千年的文化積澱絕無可能被完全摧毀，人性中、文化中光明的、向上的、積極的、善的、美的……部分並未消亡淨盡，會不時閃爍火花。我的被批打，李因我被打光屁股，現在看來，當然非常可笑、非常悲哀。但我至今仍感安慰與感激的是金、袁、李在關鍵時刻所表現出來的的仁愛之心、仗義之氣、忠信之德──這就是5,000年尤其是兩千年儒家文化的傳統美德在當時不知不覺所起的作用。不管如何反常、黑暗，這些美德永不泯滅。人類、民族、歷史就是這樣延續、發展、美好起來的。可惜梅鳳璉沒有我這麼幸運，在那個瘋狂年代被毛澤東剝奪殆盡的人性陽光，絲毫也照臨不到他的身上。成了保皇派的他的原先的親信、紅人們沒有半個對他正眼一瞥。應該說，導致梅鳳璉自殺，造反派固然有責任，但保皇派更難辭其咎！願他在天上安息。願他的妻子、兒女度過浩劫，平安地活著！那三位使我感到了人性溫暖的人的全名是金麗麗、袁曉昕、李功成。金麗麗，現在在浙江某大學當教務主任，我們是好朋友，時有聯繫。袁曉昕，在新疆，大約已退休或下崗了，惜無聯繫，我深深地懷念她。李功成，已從浙江某中學退休，我們是好朋友，時有聯繫。

（2006-06-25重寫於地中海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