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必須知道的故事

我得到張戎和喬．哈利戴的《毛澤東：鮮人知的故事》一書之後，幾乎是一口氣讀完了它。我感到，作者的確是講述了一個對於中國乃至全世界鮮為人知的關於毛澤東的故事，但這也是人們必須知道的、真實的故事。政治人物總是罩上了層層光環，穿上了重重偽裝，使人難識其真面目，而其中以毛澤東最甚。向世人揭示和還原一個本原的毛澤東，是非常困難的，但對於使中國走出毛澤東的陰影、擺脫毛澤東極其有害的政治遺產，又是非常必要的，《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成功地顛覆了長期統治人們意識的神話，中國人民真正的思想解放，世界各國人民認識毛澤東的真面目做出了巨大的、歷史性的貢獻。

各種毛傳中最真實的一本
在中國大陸和海外，有多種關於毛澤東的傳記，以及不完整的關於毛的生平故事，其中影響最大、神話色彩最重的是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根據毛自己講述而記錄的故事。我曾經 看過的，還有美國學者羅斯．特里爾 (Ross Terrill) 著、英國作家菲力普．蕭特（ Philip Short ）著，以及中國官方人士逄先知和金沖及主編的《毛澤東傳》，以及美國學者斯圖爾特施拉姆（ Stuart R. Schram ）、莫里斯．梅斯納（ Maurice Meisner ）的關於毛的傳記或研究性著作。這些傳記和故事各有優缺點，但通病是有意無意地、程度不等地美化了毛，對其惡行不是緘口不言，就是曲意辯解，當然，其中有的作者不是有意為之，而是受認識或材料的侷限。

張戎和喬．哈利戴的《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一書全無以往著作神化或美化的毛病，其特點是真實，這既來源於兩位作者利用了大量前人未能使用的資料━━蘇聯東歐巨變後，官方檔案的解密使得包括中國在內的各國共產革命的歷史都必須徹底改寫，也來源於作者對中國實際情況的瞭解和對毛的本性的洞察。

此書的故事確實鮮為人知，所以出版後受到一些批評。我認為，作為學術爭鳴，有不同看法是正常的，作者也表示歡迎，但我想指出的是，一些普遍性的拒斥態度不過是出於長期的封鎖和歪曲而產生的無知，說明多年來系統的宣傳和灌輸是多麼成功。事實上，即使是生活在中國大陸的人，只要勤於閱讀和思考，就不會對書中的描述感到非常陌生和難於接受。

比如，此書揭露毛澤東在楊開慧還在世時就與賀子珍結婚的非法行徑，早在一九七八年就為不少大學生發現並受到質疑。

在上世紀五十和六十年代，毛澤東以其「我失驕楊君失柳」的詩句，贏得珍視與烈士、愛人楊開慧的感情的美譽。確實，人們都知道，一個人在愛情上的態度最說明這個人的品德，毛因此被歌頌為革命道德情操的楷模，他的〈蝶戀花．答李淑一〉被譜成各種曲調，唱遍大江南北。一九七八年，我們作為結束文革、恢復高考後的第一屆大學生進入高校，那時正在批判「四人幫」，了貶低江青作為「毛主席夫人」的地位，我們上政治課用的黨史教材強調毛在井岡山與賀子珍結婚一事，想以此說明「毛主席的夫人是賀而不是江」。但沒有想到，有同學書看得十分仔細，把毛與賀結婚的日子（一九二八年初）與楊開慧被殺害的日子（一九三○年底）作了對比，得出的結論是：毛澤東在楊開慧還活著時就與賀子珍結婚，是犯了重婚罪！這一發現使當局好不尷尬，馬上停止講授有關內容，並立即收回這新編的黨史教科書。

與當前史學潮流一致
近二十年來，中國大陸歷史和中共黨史學界的研究是取得了不少成就，對自鴉片戰爭以來的中國近代史起到了重新認識的作用。但是，這些研究往往侷限在專業雜誌上，不學術界之外所知，而大學、中學、小學的教科書以及報刊、廣播還是一如既往地充滿欺人之談。所以我們經常遇到令人氣憤而又哭笑不得的事：當媒體（比如《中國青年報》的「冰點」週刊）和影視作品（比如電視系列片《走向共和》）講述的故事不過是根據在學術界早已接受的觀點而作，但宣傳部門還是如同面臨大逆不道的異端邪說加以禁止和懲治。

面對史學界恢復歷史原貌的新材料、新觀點，官方的歪曲和箝制顯得捉襟見肘、難以為繼，只能依靠赤裸裸的強力。比如，《中國青年報》的「冰點」週刊在二○○五年中刊發了〈平型關戰役與平型關大捷〉一文，真實、客觀地描述了八路軍和國軍共同抗日的事實，中宣部閱評組不敢說這篇文章失實，居然說此文錯在與「□□年 □□出版社的中共黨史□□頁關於平型關大捷的記述」不一致，因而「冰點」的文章是「美化國民黨，貶低共產黨」。

俄國解密檔案為張戎和喬．哈利戴的「鮮為人知的故事」提供了極其豐富的資料和堅實的寫作基礎。其實，大陸的學者也在充分利用這個betway体育手机网 的寶庫復原歷史。比如，自己出錢，組織專家專門去莫斯科複製材料的史學家瀋志華髮表了系列資料彙編《朝鮮戰爭爆發的歷史真相：來自俄國解密檔案的新材料》，並以此基礎發表了專著《毛澤東、斯大林與朝鮮戰爭》；另一位近代史學者楊奎松發表了令人耳目一新的著作《中國共產黨與莫斯科的關係》、《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等等。知道這些情況的人，決不會認為《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講的故事有多離譜，這本書不過是中外史學界長期探微索隱研究工作的總結，是俄國檔案解密後新觀點、新方法、新潮流的反映。

當然，兩位作者並不只是把新材料、新觀點加以整理和匯總，他們自己也親自發掘大量的新材料，有獨到的考證和解釋。此書之所以使人感到新穎甚至震驚，之所以區別於上面提到的以及沒有提到的其他重寫歷史的著作，是它的內容不僅涉及到一個或一些歷史事件，不僅涉及到一段歷史，而是對毛的整個一生，對他領導的中國共革命的整體作出了描述和判斷，是因為它把大陸研究者在述之後沒有言明（不敢、不便而只能留待讀者自己作出）的判斷和結論一針見血地說出來了。

作者即使在在利用眾所周知的材料時，也表現出了高度的敏感性和洞察力。我們早已通過文革期間流傳的《毛澤東思想萬歲》等材料，知道毛曾經大談中國老百姓把死人叫做「白喜事」是體現了辯證法，大談「只有生，沒有死，那怎麼行？地球也裝不下」。許多人以此認為毛富於哲理，看問題比常人高明。但本書作者把毛的言論放到大躍進、人民公社失敗，中國餓死幾千萬人的背景下，認為毛在此並非奢談哲理，而是面對大死亡的毫無心肝的強詞奪理，這就對毛髮表「辯證言論」的動機和人格特徵作出了符合事實的、精到的解讀。

全面、徹底破解毛澤東神話
世人固然知道毛澤東為惡甚多，但總是難於擺脫對毛的神話和迷信，因這一事實似乎是壓倒一切的：毛領導中國共產黨取得了革命的勝利，這是任何其他人做不到的。毛取得常人不可能的成功，因此他不是常人而具有神力；因此一切殘忍和罪惡都退居次要地位，甚至可以原諒。毛的神話，大概從在延安舉行的中共七大開始，統治了大半個世紀，我想，隨著《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的出版，這個神話到了結束的時候了。

如果說毛澤東締造「新中國」是他的巨大的歷史性功績，那我們就要看這是什樣的「新中國」，對誰而言是「新中國」？

《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的第一句就把毛澤東稱為「這個主宰世界四分之一人口命運數十年，導致至少七千萬中國人在和平時期死亡的統治者」，給毛作了一個準確的定位。書中記載，在毛的強令之下，「鎮反」、「土改」死人大約三百萬，一九五七年至少有五十五萬知識份子被劃「右派」，大躍進使三千八百萬人餓死、累死，而在文革中，至少有三百萬人死於非命，受到迫害或連累的人上億。如果「新中國」指自由、民主、繁榮的中國，那毛統治的中國決不是新中國；毛澤東等一批社會邊緣人變成了統治者，那毫無新意，不過是改朝換代，「城頭變換大王旗 」。

中國共產革命的勝利，並不是毛澤東的神力所致，本書的一大貢獻，是把以前因毛刻意隱瞞的事實揭露出來，這就是：蘇聯共產主義擴張、輸出革命、大肆顛覆的不懈努力使得中共取得勝利。

據此書介紹，組建中國共產黨並不是中國人自己的主動，而是莫斯科的主意、策劃和指導。中共的活動經費完全依賴莫斯科，因而事事受人支配。毛澤東從「一大」之後每月收到活動經費，而且不斷增加，這使他徹底擺脫了貧困生活，過得很舒服。「八一南昌起義」由莫斯科策劃，蘇聯顧問庫馬林直接指揮，行軍路線是向南，到汕頭去接收蘇聯人運來的武器。以後，紅軍的長征路線指向西北，其目的也是到與蘇聯接壤的地方取得武器和其他支援。抗戰勝利後國共內戰的戰略行動是爭奪東北，完全是因蘇聯佔領軍的多方支援，中共在這場關鍵性戰鬥中贏得了勝利。

毛澤東神話最主要的內容，是說毛是農民運動專家和農民戰爭的軍事家，中國革命的勝利實質上是農民革命的勝利。此書毫不客氣地揭穿了這個謊言，作者指出，與流行的說法相反，毛從青年時代起並沒有表現出對農民的關心和興趣，「中國革命的中心問題是農民問題」、「要進行農民土地革命」的指示來自莫斯科，毛是追隨莫斯科的風向之後才注重農民問題的。毛在農民問題上的獨特貢獻是毫不憐惜地從農民那裡徵兵、徵糧、派款、拉夫等等，而在奪得政權後則靠壓榨和剝奪農民發展重工業、軍事工業，企圖當世界革命的霸主。

明白這一點才可以理解，為什麼有「出生農家，是中國農民之子」美譽的毛澤東，依靠農民的巨大犧牲才打下江山的毛澤東，竟不給農民一點回報和甜頭，反而製造了餓死幾千萬人的史無前例的大悲劇。更有甚者，當劉少奇因死人太多而震嚇，擔心「人相食，史書要記下一筆」時，他不所動，一意孤行。

我還想說，張戎講的故事，決不是出於主觀偏見，決不是沒有根據的奇想，前一向在網路上流傳甚廣而且引起大陸歷史研究者極大興趣的「兩個局外人的對談錄」，對於毛澤東的策略、手法的分析，對於中共革命成功的解釋，與此書有不少類似之處，而對談中關於中國共產革命如何跟著莫斯科的經費走，毛如何無情地利用農民、毫不猶豫地拋棄農民，與本書的?述異曲同工而又互相補充。這兩個「局外人」沒有公開自己的身份，據我所知，他們是尚在體制內工作、對中共歷史有一定瞭解的人，肯定不是反共、反毛份子，這種相同，只能是出於相同的歷史事實。

在中國大陸，關於毛澤東的神話還會靠整個國家機器的力量維持下去，但它不過像是斷了根、內部已經腐爛空洞的死樹，總有一天會轟然倒下，摔得粉碎。

（徐友漁：中國大陸學者，現居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