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政治學家的諾貝兒獎得主弗裡德曼

米爾頓•弗裡德曼作為一位堅定的新自由主義者，他是針對凱恩斯革命的「反革命」，也是亞當•斯密的忠實的詮釋者。從後一點上說，他對經濟學的貢獻多少地被世人誇張了。至於其1976年獲經濟學諾獎，也不乏1967年任美國經濟學會會長與1969年至1971年在尼克松政府任經濟顧問的影響因素。

寫下這段「貶多褒少」的話，並不代表我作為一個經濟學者不尊重弗氏，相反，在我看來：這位偉大的學問家的主要貢獻在於政治學而不是經濟學；如果有政治學諾獎的話，他首先應獲這一獎項。可惜，具有政治意味的諾獎只有和平獎一項，而政治學則不在考慮之列。

弗氏的政治學力作叫《自由選擇》。雖然這本書仍以經濟學的面目出現，但從一開始他與共同署名的太太羅斯•弗裡德曼就開宗明義地告訴人們：這本書有兩個明確的目的－－回歸斯密的「自由競爭」與重溫托馬斯•傑佛遜在《獨立宣言》中「上帝面前人人生而平等」的政治自由主義。

弗氏政治自由主義的核心是「小政府」觀念即堅決反對任何藉口的政府擴張。他把政府職能仍傳統地限定於國防、司法和公共事業方面，至於經濟增長嗎，與政府職能無關。這個觀點放在中國語境中，是相當自由化的，且也是不可接受的。如果我的記憶沒有發生巨大錯誤的話，1989年北京政治風波結束後的大批判中就涉及到了弗裡德曼，似乎，在六四之前他在香港向趙紫陽系統大量灌輸了自由主義政治原則，即今天看來，是那種用經濟學理論表達政治見解的「話語技術」。然而，弗氏遠沒極左政治家想像的那樣危險，因為他的研究經常是基於歷史與實證的。

就在1979年他們夫婦出版的《自由選擇》一書中，提到了當時的香港。他們讚揚香港殖民統治的「小政府」社會管理模式帶來的自由繁榮；之於歷史，他們說：從拿破崙的滑鐵盧之敗到第一次世界大戰，這100年間為人類少有的和平的自由貿易時期，因此那時西方世界的繁榮得益少受政府干預的自由貿易。

作為一個在美國社會中有相當話語權力的學者，他義無顧反地批判了美國二十世紀上半葉的國家政策特別是羅斯福新政。弗氏夫婦堅稱：美國雖沒有中央計畫，但在此（1979年）前的50年裡，由於政府權力膨脹和作為過多，人們的經濟自由受到了限制，言論自由、出版自由也受到了不同程度上的損害，極大地損害了美國的經濟發展與政治公平。

作為一個觀點清晰、旗幟鮮明的政治學家，他的放膽直言確實對美國社會與政治產生了極其重要的影響。按理說，既然1976年獲得了經濟學諾獎，就該功成身退了，可是恰恰相反，第二年他從芝加哥大學退休後就參與了里根政府經濟政策的制定，而此時的身份是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的高級研究員。

弗氏的新自由主義不僅深刻地影響了里根政府，而且也在凱恩斯的祖國產生了顛覆性影響－－撒切爾夫人政府利落地放棄了凱恩斯主義，轉調為新自由主義。

偉大的弗裡德曼長壽到94歲，這算是繼加爾佈雷斯（98歲）之後的又一個奇蹟吧！

中國人有言道「仁者壽」，我想弗氏堪稱經濟學界的仁者了，而其仁所在就是他對傑佛遜的深刻領會－－「在上帝面前人人生而平等」。

但願我這不是牽強附會的理解。我也相信：上帝會給這位仁者以恩典。在天堂裡，您微笑吧！弗裡德曼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