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嘉諺：悲烈星雲 長夜波濤(中)——略論「中國自由文化運動」

2006-12-05 15:24 作者:張嘉諺 中國自由文化運動 - 學術文論

張嘉諺：悲烈星雲 長夜波濤——略論「中國自由文化運動」（中）


中國當代學人

1985年前後直到九十年代，中國思想文化各領域興起了種種非體制性新興學術思潮，以及伴隨這些學術思潮湧現出來的新銳學人，包括各種文化研究者、文化批評者、良知作家與文藝家、政論家與公共知識份子等等，雖然其學術立場與言說話語各各不同，在紅朝威權結構中的身份地位與所起的作用也大有區別，但其觀念取向，徹底否定極權主義與專制體制已成一種共識。本文所指的「中國當代學人」，便立足在這個基點上。他們在各個知識與學術領域的活動，形成了今日中國非常獨特的解構極權腐朽大廈的各路蟻群，無一不在顛覆官方主導話語，消解極權意識。這是一些當今中國的「白蟻」之士，而今已遍佈海內外。 以下僅為隨手列舉，遠遠不是一份完全的名單：

力虹、於仲達、余傑、余英時、余世存、余樟法（東海一梟）、王怡、王康、王力雄、王岳川、王小東、王曉明、王富仁、付正明、付國湧、安琪、汪暉、汪丁丁、朱學勤、朱大可、朱學淵、朱健國、孫立平、還學文、史鐵生、北明、甘陽、方覺、馮崇義、高寒、高全喜、龍應臺、艾曉明、漢心、石勇、李昌平、李銀河；林毓生、林行止、盧躍剛、任不寐、任劍濤、任畹町、馬健、吳思、吳國光、吳稼祥、吳敬璉、許紀霖、許志永、徐 賁、徐友漁、劉康、劉自立、劉小楓、劉軍寧、劉再復、劉曉波、劉國凱、嚴家其、茉莉、仲維光、焦國標、趙達功、鄭義、鄭也夫、鄭貽春、杜光、杜維明、杜導斌、範亞峰、賀衛方、賀偉華、胡平、胡志偉、胡績偉、季衛東、陳丹青、陳永苗、陳映真、陳璧生、陳明、陳西、陳思和、陳奎德、何清漣、烈雷、笑蜀、崔健、崔衛平、蘇曉康、韓少功、張五常、張衛星、張光芒、張偉國、張承志、張祖樺、郎咸平、章詒和、孟繁華、周國平、周倫佑、金觀濤、秋風、狄馬、茅於軾、黨治國、唯色、楊遠宏、摩羅、謝泳、黃貝嶺、郭國汀、郭羅基、曹長青、蔣品超、秦暉、檳榔、袁偉時、顧萬久、康曉光、梁泉、錢永祥、錢理群、戴晴、戴錦華、蔣慶、費良勇、溫鐵軍、辛灝年、草庵居士……
這是一些中國最有實力也最具活力的自由精英寫作人物，這是一支目前最為理性，最為聰明與也最具滲透性影響的思想啟蒙隊伍，是最不可漠視的意識消解話語顛覆力量。其中不少的話語領域，官方意識權力已被剝奪盡淨，極權主義話語已蹤跡全無！這與文革之前的馬教式黨化學術相比，應該說是非常重大的轉變。這些自由學術人物，其寫作特點是冷靜，理性與智慧；其思考則與專制結構、極權意識、獨斷主義分道揚鑣！在反對專制主義、破斥極權意識，否決獨裁機制，消解權力話語方面，中國當代學人的寫作，富於理性策略與話語顛覆性。在他們的學術研究旁邊，雖然官方威權虎視眈眈，但文革之後的非毛化反思，對體制病害的揭露批判，仍由這樣一批當代學人發出。其學術研究話語通過官方報刊發表，雖經黨化機制檢查難免轉彎抹角，使自由思想大打折扣，但正是這些中國當代學人的學術活動與話語言說，切實地影響了當今中國知識人的思想啟蒙。

無論他們的言說姿態與歷史需求有多麼大的距離，無論時代與社會現實對他們多麼不滿意，當今中國學人畢竟是半個多世紀的中國極權主義淤泥中生長起來的思想苦果與澀果！最為直接地負擔了埋葬中國專制思想與極權意識的歷史任務。應當看到，近年來許多中國學人已通過國內外網路活躍地知名於世。他們或置身於體制內或游離於體制外，或從業於經濟活動或從事於新興學術，或公然活動於公眾視野，乾脆以特立獨行姿態著力於自由寫作，成為引人注目的新銳學人與獨立作家。正是中國當代學人在體制內外互相影響，在網路上下互相呼應，在中心與邊緣互相激發，在國內或海外互相推動，形成中國爭取自由民主與人權憲政的活潑力量。他們的寫作活動、學術活動與社會活動，無疑將對中國的社會變革產生舉足輕重的影響。其中某些特出精英人物，將對中國自由文化運動作出歷史性的偉大貢獻！

中國當代學人的自由寫作有兩類：反體制與非體制。反體制自由寫作與偉光正意識明顯對抗或強烈對峙。一般而言，這類自由寫作大多集中在海外，極少出現在國內。由於極權機制的的竭力封堵，這類寫作至多只能零星地陣歇式出現在大陸網路論壇，不可能在大陸官方報刊發表，更不可能通過大陸出版公開發行。

另一類自由寫作姿態較為平和，可稱其為「非體制寫作」，這一類寫作比較講究話語策略。因而可以有限地在大陸報刊公開發表，並被有限地容忍出版放行。這類寫作又包含了兩種情形：一是 「身在曹營心在漢」，從事這類寫作的，大多為新興學者、新銳學人、先鋒詩人與獨立作家等等；還有一類人則遊走於體制內外，他們多為寄身於體制裂縫的自由寫作者。這類人的活動，形成了各色各式零星的火花式自由寫作。這種種非體制化寫作，應該說都是對極權專制主義的釜底抽薪，使其喪失合理性與合法性，仍然屬於消解假大空特控話語和解構偉光正專制意識的自由寫作。

從當代中國詩界來看，各自獨立或成派的非體制寫作，除北島領軍的「白洋澱詩群」與周倫佑領軍的「非非主義」詩群很早浮出水面，廣為人知而外，通過網路廣為人知的非體制寫作還有下半身與垃圾派等等。值得提及的自由寫作詩群與詩人尚有以楊春光創立的空房子詩派：同仁有大帝、狂虻、、高鵬舉、鄭貽春、文盲……等等；而獨立自由寫作突出的個體詩人，則有廣西的東海一梟；廣東的典裘沽酒；湖南海上；陝西張聯；南京川歌；雲南的小王子；安徽的皮旦、管黨生；陝西的管上；福建的藍蝴蝶紫丁香；貴州的啞默、吳若海；四川的廖亦武、周發星、徐鄉愁……等等。

無論是中國民主牆運動的發起者，參與者，還是中國80年代中期以後出現的新銳學人，亦或當今走上網路舞臺的先鋒詩人與先鋒作家，乃至「中國自由文化運動」的倡導者，組織者，參與者和推動者，他們的活動呈現的是一幅多種多樣的自由寫作圖景。從時間軸考察，獨立寫作在各邊緣地域閃現起伏，既可謂源遠流長，又那麼曲折艱辛；從空間幅度看，自由文學是從狹窄地域走向全幅的世界性全球視野；從單一或零散的地下寫作逐漸與各地域各區間的自由寫作呼應、勾通、聯接，通過開放性交流，由零散而集中，形成網路狀的自由寫作風景，最後匯聚為波瀾壯闊的中國自由文學/文化運動。而參與其間的弄潮者，從一般意義上看，他們都是隨著當今社會變革與文化轉型而崛起的，從當代「中國知識份子」中剝離出來的「中國當代學人」。

自然，中國當代學人還可從不同的結構層次考察，而作種種類別與功能的劃分。行文至此，筆者忽然想到仲維光先生一篇眼光精深的文章：《從追隨專制到逃避自由——對文革到六四歷史時期的再思索》，並深表贊同：對於當前的中國自由文化運動，我們特別需要警惕的，是「防火牆」式的中國當代學人！

特出者與領軍人

在一場重大運動中，特出者與領軍人既能表現整個運動的精神，又包含整個運動的必備要素。任何文學的，思想的、文化的、精神的，社會的運動，特出者與領軍人的作用無庸置疑，應是第一位的。正是他們集中了造成一場運動的基本理念，決定其基本性質、運動形態與發展格局。從始至終，他們的才學膽識、策略主張與人格示範，對於一場運動都是舉足輕重的。一個歷史人物的出現及其價值，首先取決於其生命品質和精神能量。特出者與領軍人不僅靠的是作品實績與創造成就，此外還有氣質感染、思想影響、人格魅力與精神吸引，等等因素，都在自然發揮作用與影響。特別是作為一場運動的領軍人物，首先，他能夠以廣博的胸懷寬容吸納各各不同甚至在性格和觀念上相互衝突的優秀人才，體現把握複雜系統整合矛盾關係的結構能力；其次，他必須目光遠大，見解深刻，洞察各種可能發生的變化並能從容應付。此外，他還能夠注重必要的細節。這樣一種善於組織結構、協調整體運動，胸懷全局具備實際運作能力的領軍人物，對於像中國自由文化運動這樣的重大歷史任務來說，無疑最是難得！

當今中國的自由文學活動與廣泛的自由寫作，已經產生了不少引人矚目的特出個體，正是他們憑藉各種不同的地下沙龍、自辦民刊與網站論壇等舞臺作不斷的努力，帶動了中國自由思考與自由寫作的群體跟進。目前，中國自由文化運動通過《自由聖火》正吸引越來越多的傑出人物參與其中，他們正以自身對中華文化復興事業的奉獻成為新一輪歷史人物。毫無疑問，強力推動這場運動的特出者與領導這場運動的領軍人已經出現，這正是中國自由文化運動的希望所在。由於瞭解不夠與本文篇幅所限，本文在此不作列舉式的述說。筆者只想就個人的有限瞭解，談一談與中國自由文化運動有關的三位特出者或領軍人。

在筆者眼中，代表中國自由文學/文化運動三種形式或三個階段的特出者與領軍人有三位：第一位是以「啟蒙」火炬撕開中國專制主義鐵幕，引發出當代中國自由文學/文化潮流的詩人黃翔；第二位是堅持在國內開闢爭取話語權力主戰場，倡導並踐行「後政治寫作」直批極權政治的詩人楊春光；第三位是作家袁紅冰，他在國內為自由理想進行過卓越的思想探索與卓有成效的活動，03年逃亡海外後，又通過《自由聖火》發動震盪海內外的中國自由文化運動。

「黃翔火炬」

作為當代中國自由文學/文化運動的引潮人，黃翔一生因自由追求先後六次被監禁，創中國自由作家坐獄之最；其文學作品在大陸不能出版，至今長達47年！在中國自由作家中可謂受壓最烈，封埋最深。

這位詩人因自小被歧視排斥，反而使他獲得了一種極為特殊的非體制性教育，最終形成較為健全的東西方文化觀念。其高舉「啟蒙」火炬以自我爆炸的方式，引發了中國文學藝術與思想文化變革大潮，直接催生了中國民主牆運動。在民主牆運動期間，黃翔以大字報形式發表的雄辯政論《論歷史人物對歷史的作用和反作用》，為中國非毛化政治清算的先聲；他的《致卡特總統》一文，以和卡特總統平等對話的姿態，第一次將中國人權問題提到國際社會的視野中加以關注，無疑都是極端超前的；他在民主牆發表的愛情組詩《田園交響詩》（後改為《我的奏鳴曲》），提出「來一場靜悄悄的情感革命」，亦將單純的詩歌寫作引向廣闊的文藝復興領域。極權中國出現的第一個民間社團《啟蒙》社，在組織者黃翔心中，就是要啟文學之蒙，文藝之蒙、政治之蒙，思想之蒙，文化之蒙——他試圖搞一種對民族心智進行全方位啟迪朦昧的百科全書式的綜合式精神性文化復興運動。

黃翔認為：1978年由「啟蒙」引爆的中國自由文學/文化運動「是東方愚昧和專制的反動，是一場罪惡浩劫的產物。它崛起於現在，聯結著過去，延伸、變化、發展於將來。」——「無論它的出現和持續以何種形式」[1]。法國社會科學院高等研究院出版的《中國大陸民刊彙編》法英漢三種文本在評價由《啟蒙》引發的民主牆運動時，亦認為民主牆運動揭開了東方文藝復興的序幕。「啟蒙火炬」點燃的自由人文精神，對於當今由《自由聖火》倡導的「中國自由文化運動」來說，當然是寶貴的。

從詩歌民主牆到房子詩歌。流亡海外的黃翔，終於有條件自由地表達他獨立自由的思想了。自由在落日中迸發出璀璨彩霞，他的文學/文化創造，也進入一個全新的時期。在美國匹茲堡避難城，實施「立體綜合式」詩歌藝術理念的黃翔是自由自在的。他將自己的詩歌寫作與繪畫、音樂、建築、雕塑、舞蹈、書法、影視等藝術體式結合起來，他長久以來的「中國詩歌與書法狂展」之夢正在美國成為現實：美國田納西州首府最大的公共圖書館將為他提供時間長達四個月的一個展廳，供其作感性書寫，向全美及世界全景式地展示立體詩歌寫作藝術，並作電視與報紙的全程追蹤報導。

黃翔個人近年在海外的書寫文本，政論寫作與文學創作雙管齊下，政治關注與詩性情懷並行不悖。黃翔近年的政論文章與就中國人權和言論自由現狀發表的演說等，常常高屋建瓴，直搗極權惡道專製毒穴，無情揭發當今知名人物病態人格，對於中國的民主鬥士則予以熱忱讚揚，其文氣充詞沛，體現的是一種大良知人格，大政治情懷[2]。

黃翔的詩歌朗誦、文學寫作與文化活動，則以十分獨特的感性形象，與在此之前進入西方社會的器物文化、餐飲文化、武術氣功文化等區別開來，顯示了東方人文藝術通過精神層面進行文化交流的重大意義，黃翔的文化活動使高品格的中國當代詩歌走上露天舞臺、走向廣大公眾，走向大街和廣場，走向展覽大廳成為立體的藝術表現，極大地彰顯了中國現代詩歌的精神品格，其所表現的又是一副大藝術格局，大詩家氣象！

黃翔重新詮釋了傳統藝術的精髓，他的立體詩歌與立體藝術，把人類優性的精神元素藉助眾多的藝術手段外化出來。其多元兼融的複合性與外在表現的綜合性，全方位地擴展了傳統藝術的頭角身姿，拓寬了傳統藝術進入傳媒時代發展的路徑。在當今公眾詩歌閱讀興趣持續下降之時，在現代詩歌日益遠離公共空間之際，黃翔的詩歌寫作因其兼容了多種藝術形式反而大踏步進入公眾視域，既保證了詩性精神的高蹈與純粹，又與大眾文化的媚俗浮躁區別開來，其反向表現的生命活力，體現了後現代先鋒精神又獨具個性的東方民族特色！這對於中國詩性藝術的當代走向，當然是一種極富意味的啟示。

從中國自由文學/文化運動的引潮人黃翔身上，昭示出文化精神的廣博與深邃，藝術創造氣象的豐沛與鮮活的詩性生命力。


「楊春光旗幟」

將已逝的楊春光作為中國自由文化運動一面旗幟，僅是筆者意見。不管適當與否，且先說出個人看法。

世紀之交，楊春光在中國大陸從事的自由詩歌寫作與組織活動，對於中國自由文學/文化運動所顯示的價值，是立足國內主戰場爭取話語權力的獨特意義。就反抗獨裁政治的自由寫作而言，楊春光是中國大陸繼黃翔之後又一特異存在；楊春光不忌言他敢拿火藥桶開刀！[3]與黃翔投擲生命的「爆炸」無異；如果說，黃翔是中國大陸70代末思想文化啟蒙運動的引發者；那麼，楊春光則是90年代以來中國自由文學的倡導者、組織者、踐行者與推動者。

2003年，進入網路詩場的楊春光以他的敏銳、大氣、堅決與高瞻遠矚，很快使中國大陸獨立邊緣的自由寫作逐漸凝聚為同步共振的的整體態勢；在2004-2005年，楊春光旺盛的精力與組織效能，使他主持的《空房子詩報論壇》成為中國自由文學/文化運動的策源地與聚氣臺——在網路上迅速發動了以「低詩歌運動」為前潮的自由思想爭鳴與自由寫作運動。這也是中國自由文學/文化運動在國內主戰場第一次掀起的洪波巨瀾！楊春光在他的《復活》一詩中，對當時的情景作過一番激情描述——

現在，我更確切地告訴大家說
就在我們空房子主義詩歌旗幟的前前後後
如我一樣堅定地選擇以死去的方式而寫作的詩人
已如雨後春筍，越來越多，前仆後繼了——……
張嘉諺即老像搖著羽毛扇到處煽動著低詩潮，為之既布文兵又擺非暴力之陣
我老楊專門以後政治詩歌寫作公車上書，即厲行救國救民的素王之道
老梟即東海一梟到處演講他的中國第一任大總統競選綱領《給中國一個機會》
丁友星、川歌等人順手推出波瀾壯闊的現代新文化啟蒙革命運動
蕭薇見到腐敗分子就開他的只會給對方嚇破了膽而並非要其命的西部快槍
小王子以少年英雄本色被各黨派公選為中國詩歌話語權力議會議長
管上以他務實的一切透明的民間詩歌說唱藝術當選為第一任國務總理
徐鄉愁的詩歌屎尿屁在全國大地開花結果
典裘沽酒、丁目的詩歌無禁區寫作像國家軍隊一樣縱橫捭闔、所向披靡……
我們就這樣彷彿就是圖騰著刀槍火林的無禁區洪水一樣
我們捲起我們所到之處的人們的春光一樣的火熱心腸
我們攜起我們所經之地的人們的春風一樣的顫抖手腕
我們一路同行著、通行著、前衛著和先鋒著 ……


眾多低詩歌運動弄潮兒的掀波揭浪，造成了自由寫作的浩蕩風景，中國自由文學運動在大陸網路詩場的奇觀！

2005年，通過網路通訊，又使楊春光與袁紅冰一拍即合；匯入更為壯闊的中國自由文化運動，這也是楊春光追求的必然歸宿。

在一個專制主義橫霸一切的話語場中，楊春光發起直接解構極權政治的詩歌運動，他的「後政治」寫作，其「刀鋒上的抗爭姿態」那痛快明朗的詩歌話語，使一向對極權專制畏縮迴避、投機取巧的「朦朧」詩寫黯然失色！——相較見軟，相照見偽，相形見劣！含糊混濁的朦朧詩風也因楊春光而敲響了喪鐘！

楊春光的《詩從語言始，到政治止》一文，集中代表了他直批極權政治的自由寫作詩學主張。只要極權體制存在，中國自由寫作就繞不過楊春光指明的國內政治話語禁區那一塊主戰場！楊春光對如何衝破專制政治話語禁區提出了完整的戰略設想，具體的話語策略與寫作方法，並帶頭對這個禁區進行了無所畏懼的衝擊。在他不幸倒下之後，敢於踏入這個禁區寫作的詩人已寥寥可數！而只有中國詩人與作家全面進入國內主戰場這塊政治話語禁地，中國的文學與文化才真正說得上自由！

楊春光對中國先鋒詩歌與先鋒詩人的巨大影響，他的強健、熱忱和寬容的人格精神，他對於中國自由之士爭取民主自由更大發展空間的努力，始終是巨大的精神鼓舞！惜乎楊春光英年早逝，不可能再對中國自由文學/文化運動作實際性的組織運籌，所幸他的思想通過其作品基本上保存了下來。只要專制政治不死，他的詩學理論與文學/文化革命理論就決不會過時！

楊春光在中國民間詩場與中國網路詩壇的活動，使他成為先鋒寫作當之無愧的組織者，為歷史造勢的領軍人物。他那巨大的精力、不懈的的活力與真誠的感召力，他的包容對立與差異的大度胸襟，獲得的是眾多詩人與友人普遍的公認。

在人格建設問題上，我注意到楊春光評論周倫佑時寫過這麼一段話——

他提倡寫作與做人的統一，反對病態人格，反對自我擴張，反對無原則吹捧，反對小圈子主義，反對自我中心主義，反對唯功利主義，反對文人相輕，唾棄那些不講信譽、不講道義、沒有自尊、沒有廉恥的痞子言行；他提倡在寫作之外的自我克制與健康的心理要求，即以健康完整的人格心態處事待人；他提倡謙卑精神，並虛心地看待自己（見周倫佑：《當代詩歌：跨越年代的言說》）。詩人只有具備了這樣的人格建制，才可能具有大詩人、大家和大師之氣。[4]

這段話用在楊春光身上，我以為也是合適的。

即便楊春光已死，他也將成為中國自由文學/文化運動的旗幟，哪怕它是虛擬性的。


「袁紅冰精神」

對於中國自由文化運動來說，袁紅冰無疑是一位有成熟思路的領軍人物。客觀地評價袁紅冰現象，不僅是一種必需，而且是必要的。本文認為，作為89六四後中國最傑出的法學家之一，中國自由民主運動的特出領袖人物；袁紅冰成為當今中國自由文化運動的旗手的確當之無愧。這是詩人黃翔對他的評價——

我讀袁紅冰的四部、六卷文學作品，首先讀出他從未信仰共產黨；然後讀出一個不拘泥「大我」、「小我」界說、不舍棄「理想主義」傳統的人；讀出他的不痞俗、不功利、不失落於共產黨的思維框架和新、老「美學趣味」的規範標準；讀出他的作品形式表現上與通常意義上的「個人寫作」迥然相異；讀出他的詩化藝術風格和絢麗的文采；讀出他的「辛棄疾」似的風骨和常人中罕見的生命「血色」和正氣！而後者正是一個人生命不「失血」、良知不「失守」的體現！所以，正是像袁紅冰這樣一個氣血旺盛、精神頭角崢嶸的人，無論從政治角度或法律角度，無疑都具備躋身「共產極權制度」審判者群體、並成為其中引人注目的一員的資格！[5]

袁紅冰最重要的文學作品是在貴州秘密完成的，這和祖藉在湖南而其文學活動卻在貴州的黃翔相似。1994年至2002年，在身受監控和應付各種事務中，袁紅冰創作了《自由在落日中》、《文殤》、《金色的聖山》、《回歸荒涼》等四部長篇小說，總計190多萬字。我們想像昏黃檯燈下那一個忍辱負重的身影，顯現出中國當代自由文學最驚心動魄令人肅然起敬的寫作景觀。

有人不免會盯住袁紅冰1994年被秘密抓捕後與當局的妥協。但若以此認為袁有苟且偷生之嫌，則未免皮相了。原因在於——
一、袁紅冰在獄中與當局的週旋，乃一著險棋，用他自己的說法，那是「刀鋒上的舞蹈」，一旦被識破，必然罪上加罪。
二、此舉即便以人格擔當，因真相隱匿，難免會遭來非議；而不明其道其理者，日後更多，此犯險之舉，甚至會被非議終身！即此選擇，非現代思想之大勇者所不能為也；
三、袁之此舉，乃以思想創造之最高追求為標的，自由精神之最大效益為取捨。試想，若以精神含蘊思想創造為已任，當視精神性命與思想生機遠較肉體生命為大為重！正所謂若為自由故，生命愛情皆可拋。舍次而取要，乃現代智士之所為也；
四、連馬教領袖列寧也說：判斷一個人或一個政黨，不是看他的宣言，而是看其行動。以此衡量列寧後繼斯大林毛澤東之流，無不滿口聖言，好話佔盡，而其行徑之邪之惡，罄竹難書！袁紅冰於非常之時，以真真假假之言矇混過關，此話語策略，頗具反諷意味。更何況真正的現代士人，無論自己如何遭人非議，皆應無繫於心，自會以無可置疑真實不虛的行動自證！
五、無論是言是行，可透表象而看實質。這實質，即內心深處的精神思想基石。若以私利私慾，僅計較一已之得失利害，不足論矣；但若此基石安於自由精神之召喚，中國自由文化之宏業，其內心已然形成符合公義的邏輯起點，則其言其行，皆不離合情合理之軌跡，自具參天透地以立人之浩然大氣。
六、筆者觀袁紅冰取保後釋後以臥薪嘗膽的忍辱負重而奮力書寫巨著，古賢司馬遷當引為同道！他在長期隱忍後尋機逃亡海外，很快高擎「自由聖火」，發動「中國自由文化運動」，使海內共振，五洲齊應，如此大業，厥功甚偉！非現代大志士不能為也。正如顧萬久先生所言——

中國自由文化運動的設計和發起，以嶄新的全屏視窗，以高屋建瓴的魄力與膽識，以高瞻遠矚的構思與布局，吸納著五湖四海的自由知識群體精英，繼往開來，這個運動，將為掃蕩一個墮落和沉淪的意識形態，創建一個高尚和美好的意識形態，指引航程。[6]

筆者自然十分贊同顧文的感嘆——

凡是智商特高，心術很正，頭腦清醒，人性猶存，正義滿懷的中國人，都會支持由袁紅冰教授發起並主導的中國自由文化運動。……因為這個文化運動的宗旨很簡潔明瞭：自由地思想，自由地寫作，自由地表達。這個高度抽象化和神聖化的宗旨，內涵特別豐富，為人的個性自由地馳騁，提供了十分廣袤無垠的尋寶空間，最能發揮人的智慧潛質，從而能在有限的時間和空間，攫取到更多的閃亮火花，擁抱著泉湧般的溫馨光芒，探索出更多的甚至無限的錚錚真理，這些火花、光芒和錚錚真理等，都將成為華夏大地摩登大廈上的紅專綠瓦以及玻窗樑柱。

袁紅冰的精神，又具體地體現為一種「袁紅冰思路」，不說「袁紅冰思想」而提「袁紅冰思路」，明白人一看便知，前者容易與極權主義偶像掛鉤，後者只是一個已然成形卻又顯其未完成性的啟示。「袁紅冰思路」的提法雖是倏然感悟，但絕非毫無根據。這裡對「袁紅冰思路」 不作全面闡述，讀者可從《自由聖火》上袁紅冰先生提供的文本自行解讀。

作家袁紅冰又具有非常專業的政治法學跨學科領域的知識結構，這在當今中國的現代士人中極為罕見也非常難得。政治與法律的實用性與規範性，與文藝美學獨立不羈的自由特性素來難予相容。袁紅冰既有科學的現代民主政治法學理念，又有充分的自由文化學術精神，這看來互相矛盾衝突的兩種思維方式居然和諧地統一在同一個人身上，加上其過人的精力、組織才幹與創造力，這使我們對袁紅冰為中國自由文化運動的努力充滿了期待。


幾點感想

以上，筆者簡述了黃翔、楊春光、袁紅冰這三位中國自由文學/文化運動的特出者或領軍人，其中，黃翔與楊春光是詩人，這與中國詩壇上另兩位特出領袖人物——《今天》的北島、《非非》的周倫佑十分相似。北島無疑推進了中國的「前朦朧」現代詩歌運動，但卻在文化運動面前止步了，我們很難對他作更深廣的觀照；周倫佑雖在發動「後朦朧」詩歌運動的同時，試圖展開一種「反價值」、「反文化」運動，特別是他提的「紅色寫作」與「體制外寫作」，以其強烈的反專制色彩，比北島式的朦朧寫作更有價值；周倫佑也不乏領袖氣質與英雄品格，但其衝擊極權政治的策略，顯得近於朦朧；其「非非」式的主張，對於新的文化建構，又不免失之含混。周倫佑將自己侷限於詩歌運動，亦與北島同樣。在中國當下的語境中，難以為廣泛的現代士人示範，仍不足為本文指認的中國自由文學/文化運動領軍人物。

我們看到，面對中國極權專制主義的圍追堵截，黃翔、楊春光、袁紅冰這三條河流的源頭、河身與交匯口，都帶有一種「風沙瀰漫中的野性、狼性與血性。」作為「本真、天然、高蹈自由生命的性情中人。」他們都表現了人本與文本的統一，人格與文品一致；從事反叛文學寫作或自由文化運動，他們都不是被動型的，而是自覺地以文學楔入文化進而作有意識的引領和拓展。他們都將「結束」與「開創」集於一身，並歷時性地昭示出中國自由文學/文化運動曲折的歷程——

黃翔——結束當代極權主義一語獨霸時代，拉開了文革後中國自由寫作思想大解放的雜語並出時代；
楊春光——結束了迴避政治的朦朧「屍瀉」時代，開闢了世紀之交直面政治的明快詩寫時代；
袁紅冰——結束了當今中國自由寫作的零散化時代，開闢出新世紀自由寫作整體運作格局，使中國自由文化運動開始了全面復興的時代。

三者的骨核，都是理想主義與英雄主義，並共同擁有如下一些品格與效應：

1）有較寬的知識結構與較廣的文化視野。雄厚的學識，深遠的眼光，使他們對極權體制的反叛最為堅決，對扼殺自由的惡勢力抗爭最為強烈；共同的崇高氣格與英雄氣概始終在他們帶動的群體和更多的知曉者心中形象浩然，不可動搖。他們直面專制暴虐，直抗獨裁權勢，其直指極權意識的抗爭，反抗偉光正，消解假大空的寫作與文化活動，頗具威力與魄力，堪稱堅決、果敢、勇猛、無畏。

2）自由文學/文化運動與一切世俗機心，與自私的權力慾望是格格不入的。在三位特出者或領軍人身上，都體現了為公眾事業努力和獻身的激情。他們追求的不是個人苟且的自適與自利，而是強調對於責任、良知和道義的無畏擔當，「使生命向上升騰的健全的自由，包括對別人痛苦和普遍自由的關注。」[7]他們都具有深刻的歷史記憶（對極權、專制、文革等）與深切的為公眾與公義的活動經歷；對當下中國苦難的感同身受，使他們能直揭紅朝極權社會的黑暗罪惡，關切民族現實久治不癒的苦難。

3）明確的自由民主憲政社會理想在他們心中堅定不移。他們以其橫跨不同學科與知識領域的生命創造，對中國民主政治進程的切身參與，通過自身的實際示範與帶動身體力行；他們始終關注未來中國的理想前景，表現了不達目的決不罷休的奮爭意志。他們的詩學，文學、法學與哲學寫作所表現的思想結晶，將中國自由文學/文化運動精神體現得最為鮮明，最是徹底，正在產生也必然產生廣泛的影響。

這三位特出者與領軍人各有獨自的源頭與流向，但如果從當代中國自由文學/文化運動的整個流體觀照，黃翔可說是最早的引潮者，楊春光、袁紅冰則承擔了各自的歷史使命，站在各自歷史階段的潮頭大呼猛進！他們也都表現出某種獨特的人格魅力。

區別或許在於，在引潮者黃翔身上，對於某種運動的實際運作能力遠遠不如其精神人格示範；那麼，楊春光與袁紅冰對於運動形態的推進，則顯示了更有成效的組織運作才能，使楊、袁二人，明顯地具有某種意義上的職業活動家品格。而今，雖然楊春光英年早逝，我們卻看到方興未艾的中國自由文化運動浪潮中，詩人黃翔及更多的同道仍然在為這一運動提供人格動力和精神視野；而袁紅冰等人更顯示了非凡的人格膽識與極具平面性操持的運作效能；前者傾向務虛，顯示其詩性創造富於精神自由的瀰漫性；後者十分著實，表現為注重實效的自由思想的拓展性。這種導引者與推動者虛實互補互滲互動的效應，使我們對中國自由文化運動的潮流所向充滿了信心。

------------------------------------------------------------------------------- [1] 黃翔自傳：《並非失敗者的自述》，電子文本；
[2] 應該說，黃翔的政治意識是區別於功利追逐與權力色彩的，正如他的自我表白：「我之所以這樣作，並不出於某種具體的政治目的和意圖，而是出於一個詩人的歷史直覺和生命情緒，這是一種大政治意向。」（見《狂飲不醉的獸形》）；
[3] 見楊春光致發星《對此，我只能說不！》一文；「我寧可拿火藥桶開刀並準備著同歸於盡，我也絕不甘拜在這個火藥桶下當個奴僕。」電子文本；
[4]楊春光：《刀鋒上的寫作姿態——試論周倫佑及其對新詩潮的貢獻》，電子文本；
[5]黃翔：《政治失血與良知失守》，電子文本；
[6]顧萬久：《中國自由文化運動萬歲》，於《自由聖火》網站發表；
[7] 黃翔：《我看高行健》電子文本；


（未完待續）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