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豐：《原罪的共產黨》（１５）
第四篇：對胡錦濤《中共面臨前所未有三大危機》的批判
３、胡錦濤的把「政治危機」當做「政治危機」的外延了
胡錦濤認為：執政黨正面臨著前所未有的三大危機的沈重壓力和衝突。三大危機是：政治危機、社會基礎危機和管治危機。三大危機互為牽動，而管治危機是三大危機中的危機。
胡錦濤能照這一順序開出「三大危機」，就證明在他心裏這三大危機是並列的，平級的、等價的，同一序列的。這顯然錯了，而且還證明了胡錦濤實屬平常智力。事實上除非不涉及領域關係，只要所涉及的是領域關係，不問是發自什麼領域，也不管是怎麼涉及到的，都是政治，如果出現了危機，就是政治危機。「社會基礎危機」這個片語是個盲概念，領會不到他要表述的是什麼，難以成立。什麼是社會？這個問題可以回答，社會是調整人與人，人與環境關係的職能。可什麼是社會的基礎？這個問題不能回答，也沒有回答。可以問哪是共產黨的社會基礎，哪是八九民對的社會基礎，但社會不能有基礎。純粹的社會不存在基礎問題，你對著什麼說基礎呀？可以說這個社會發生或陷於了危機，但不存在社會基礎危機這回事。
而管和治都屬於政治運行之內，直接就是政治。這麼短短的一百餘字，包含了多少錯誤呀！胡錦濤你自己看看吧。共產黨根本就不是一個執政黨，而是政權本身。把自己說成執政黨是江壞水開的頭，是說蘇聯和東歐共產黨垮臺時的用詞。在執政黨這個概念裡內含著在野黨和自已的在野的可能性，還包含著在野的合法性。「執政」做為概念是以一個更基礎的概念為條件才能成立起來。執政概念內含著資格，內含著期限和機會：就是說執政是一種資格，這種資格由法定的程序和運作來提供和保障，因而它說的是法定期限內的資格，從而包含著期限外的無資格，過期作廢。它的更基礎的概念是在「合法程序下」，從而就是通過法律程序而獲得「執」的資格，資格裡又包含著時效。從而也就包含著同樣也是通過了法律程序卻沒獲得執政資格的政黨，及其互間的並列性，平等性。並表達了黨只有與黨才構成成立關係，才能算是政黨。
執政黨這個概念反映的僅是這個－－「執」字，「執」只是履行，「執」政不能使「政」成為「執政者」的。在「執」和「政」之間不存在隸屬或領有聯繫。其實「執」字裡含有一種輪值的意思，細細思考不發現。所以「執政黨」是與政權絕然分開的政黨，更不「就是」政權。「執」裡意味著一朝「不執」的可能性和合理性。所以說共產黨不是執政黨，而是政權的佔有者，掠奪者。只有把政權當做了爭奪的利益，把自己直接理解成政權或政權的後臺老闆，把政權當成自己的財產或資源才有個執政危機問題。才可能發生出丟失政權這個觀念。執政黨只是「執」政，所可能的僅是丟了「執」的機會，而不是丟了政權，政權又不是執政黨的，它怎麼會丟了呢？！就對政黨的理性認識來說胡錦濤根本還沒入門檻，他怎麼會有效地描述社會的狀況和社會危機的確切畫面呢？
其實他說到「執政黨正面臨著前所未有的三大危機」，句子已經完整而飽滿，完全沒有補充「的沈重壓力和衝突」這一大部分的必要，補充這一部分與不補充所表之義有什麼不同嗎？沒有，那你何苦為蛇畫這麼多足呢？
這一補充引起的結果就是表義混亂，叫人不知所云：單說壓力倒還通順，後邊的這個「衝突」是什麼和什麼？不得其解。後邊一句「某程度集中在管治危機」可能是錄音或口傳的訛誤，我們不往他帳上記，這句根本不成句。
⑴、政治是一個無所不包的概念，只要涉及到領域關係，不管你是自覺還是不自覺，取積極還是消極的態度，都屬於政治，就是你躲避政治也是政治。政治不＝追隨、靠攏。政治是可經驗的，但卻不是經驗概念，政治首先是名詞，因而是先驗概念。政治的條件是：只要有了理性，政治就不可避免。因為理性使世界成為可知覺和可理解的，世界一被知覺和理解，世界上的諸般事物就有了互間聯繫，由於人的活動，致使聯繫時時變遷，所以需要調整，對聯繫的調整就是政治。政治是一種運作的設施，領域關係的調整就是政治運作的內容。社會的危機無論從哪一領域裡發生，都是用於聯繫的原則失效，不管失效是怎麼引起的，都不改變它是政治危機這個本質。
特定的社會意謂的是：用一個各種關係都能在其中得到反映的原則建立起來的主張，它的制度，立法，風化都出自這個原則，不得與其相牴觸。比如這共產主義。「共產」反映的是什麼？是財產關係，當然這個財產指的是經濟運行。中國政權就是以共產為原則做社會聯繫的總出發點、總根據。在共產做為總主張的形成時，嚮往政權的人所關心的當然只能是「如何」把政權奪取到手，奪取得靠人的參入，要人參入就得發動，發動需要理由以證明自己合法。把經濟解釋為基礎就是在這種心理下形成的觀念。它僅僅是一種解釋，以證明改變當時政權的必須性。在這裡，「經濟決定論」及其經濟決定論屬下的「階級鬥爭論」都是達到目的手段。因而它的正確性必須以它要達到的目的為條件，離開了目的，就不是無條件有效的。
經濟決定論只是做為爭取民眾參加進奪取政權的鬥爭中，才具有正確性，將之做為經濟運行的唯一規律卻未必如此。其實，共產主義同盟裡那些人所關心的只是如何讓政權到手，並不關心「什麼樣的政權」。如果政權真到了手呢？他們才不會去問它姓社姓資呢。而是不管政權姓社姓資他們都照收不拒。只要政權在我手中就是一切，政權實質上姓什麼，只要政權在手，叫它姓什麼又何患無詞？！所以他們關心的就只是政權丟不丟，不再問政權制度是什麼性質。就算是同營壘中的，並且在性質上又確是共產戳記的，只要發現你有一絲一毫的離心，也決不留情：斯大林把他的中央委員近乎殺光，毛澤東把追隨吹捧他的劉少奇都給治死，就是證明。不要意為毛澤東的防修反修，防和平演變和繼續革命是真話，恰恰相反：這是因為權力已在手，面臨的就不再是個如何取得，用來發動奪取政權的那些話就已不頂用，當然得換上當下任務所需的理由，他那些話僅僅是為他心中的新要求新目的建立的理由，毛澤東那些話的語義自身根本就找不到確實的反映對象。與先前的「經濟決定論」是同一的手段，只是所服從的目的上相反罷了。
眼下中國政權與共產黨宗旨早已距十萬八千里，他們不是也沒感覺到有什麼不舒服嗎？但他們一旦把某徵狀認成為對政權的威脅，那大眼核就瞪得比腦袋還大，不管是真威脅還是假想的威脅，都格殺勿論。共黨以反對資本主義起家，今天的共產黨卻都成了世界型的大資本家，不是也沒見他們憶甜思苦嗎？以圍剿腐朽沒落文化自居的共產黨都到窖子裡去開黨委會了，也沒見他們對腐朽沒落有什麼接受不了，沒見他們覺察到與宗旨的違背。可是，一個盲人提上點意見，它就立刻翻臉，非整你個顛覆政府罪不可！何哉？它經受不住來自任何方向的正義的盤問。因而正確的說法是：共產黨陷於了危機。共產黨所以陷於危機－－是共產主義這個特殊文化的內在性質與人的自然性之間矛盾所引發。
不是什麼基礎危機，也不是管治危機。管是管理，治是治理，它屬於政治運作之中的，是具體的運作步驟或環節，它自身只是程序而非實質，管治自身無所謂危不危機，即使共產黨歸了西天，後共產的新政權也不能不管治，所以管治是人類社會永遠必須的。是統馭管治的或者是管治所貫徹的那個總原則的危機，轉了一圈又轉了回來：原來還是做為總主張的共產陷於危機。那麼我們有必要研究：共產主義是種什麼文化？
⑵、共產主義是一種功利文化
這個立論是自明的，共產主義開宗明義地自表白說它關心的就是財產嘛－－共產。「共」是關係，「產」是財產。共產主義就是關注財產關係的原則。這可不是咱們的爭辯，而是共產主義做為主張它自己公然莊嚴宣告的。那還有什麼可說的？就是放下「共產」的可能性或合法性不論，只來回答：
財產是不是客體？如果是，那麼共產主義當然就是功利文化。
功利文化是一種用為名義，手段充做達到心中的目的的條件或工具，它自身決不是目的。讓我們都來認真地回顧中國共產主義化整個歷史，這個概念自身究竟囊括什麼真實的東西，是我們的凡身俗眼所可以直逼的？從來沒人見過。它不過是毛澤東用來煽動狂熱，控制人們精神的一句咒語。但是毛澤東本人和他的追隨者卻並不把共產主義當回事，而是藉著這個名義達到了霸佔、掠奪，特別是今天，咱看看共產黨巨人們，那一個想的不是掠奪，只有在掠奪時遇到阻力才搬出共產主義來做為擺平的武器。這樣便看清了共產主義這個名稱的功用就是讓掌握它的人用來擺平民眾的反抗的。它從來不是共產黨的探縱者的目的，那只是神漢巫婆蓋的紅布。共產主義自己證明了它是一種功利型文化：所以它的創立者是看到人家有產而紅了眼，若明目張膽地去搶當然號召不到人，就造了個「共產主義」來鼓動，把想的東西搶到了手，它就不讓你共了，只有在他手裡的他才說這是共－－「共」是他用來保護掠奪的法寶。只要明確了共產主義是一種功利文化，也就明瞭了它是為一個心中的不便說出的目的而取的手段，一種障眼法。它在實踐上陷於危機就是必然－－它必定崩潰就不難理解。
我們承認人類不能脫離開功利，沒有利益人活不下去。但是社會價值卻不是建在功利上的！那應建在什麼上？
回答是－－建在道德上。建在道德上也就是建在仁義上，義就是應該建在道德上並不是以德治國，能治國的是禮或法，不是德。在人類倫理上說到的道德，其實就是物質的性質。在行為的用心中的性質就被表述為品德。實際上就是照著「應該」去做人。中國文化裡關涉到科學的地方甚少，也沒有分類學，這是它的弱處。但我們的文化在如何做人方面是下了大工夫，有著大成就的。從有史開始我們的文化就是建在應該而不是功利上。
任何時代的政權危機都是因政權不是建在人倫上而引發。即使政權建在人倫上，由於運作所發生的異化仍可能背離人倫而陷於危機。
在人類的幼年，文明程度不夠，對關係的把握不夠自覺，但這絲毫不影響政治就是領域關係這個本質，你主觀上把握的不夠自覺，並不能改變社會就是領域關係這個事實，不能改變領域關係時時在變化，有變化就需要時時調整，所以政治的本質還是領域關係。
自古以來，我國文化的精髓就是人倫：我們文化所貫徹的「仁、義、禮、智」 就是只有人才需要的應該。我們在以上說過：人倫就是飲食男女、七情六慾。請你注意，我們說的話裡有個「人倫」，那就不是任情慾的放縱，任本能去自流，倫也就是把七情六慾當了被倫的內容：考察應該如何對待它，在各種條件下的許可程度。人倫首先承認人的一切自然品性的必須性，不應受到禁止和限制。而後就理論它怎麼樣的去實現，怎樣是指在人際聯繫的各種條件下的合法性。這個合法已是雙重意義的：合社會的制度秩序之法；二是合出自自然的賦予之法。
所謂義，就是應該，就是人走的道路，也就是相宜，因為人有知覺，能選擇，所以在做選擇時就應奔著最佳標準，人所以應有這樣一種人生態度，就因為人是人－－有理性，有了理性這個能力就得照著理去行為，這是人的義務。讓行為的後果發生的總是積極價值，要不，理性做為能力還有什麼意義呢？我們的文化並不否定功利，但不是建在功利上的。
親愛的朋友，明天醫院有約會，請假一天。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第四篇：對胡錦濤《中共面臨前所未有三大危機》的批判
３、胡錦濤的把「政治危機」當做「政治危機」的外延了
胡錦濤認為：執政黨正面臨著前所未有的三大危機的沈重壓力和衝突。三大危機是：政治危機、社會基礎危機和管治危機。三大危機互為牽動，而管治危機是三大危機中的危機。
胡錦濤能照這一順序開出「三大危機」，就證明在他心裏這三大危機是並列的，平級的、等價的，同一序列的。這顯然錯了，而且還證明了胡錦濤實屬平常智力。事實上除非不涉及領域關係，只要所涉及的是領域關係，不問是發自什麼領域，也不管是怎麼涉及到的，都是政治，如果出現了危機，就是政治危機。「社會基礎危機」這個片語是個盲概念，領會不到他要表述的是什麼，難以成立。什麼是社會？這個問題可以回答，社會是調整人與人，人與環境關係的職能。可什麼是社會的基礎？這個問題不能回答，也沒有回答。可以問哪是共產黨的社會基礎，哪是八九民對的社會基礎，但社會不能有基礎。純粹的社會不存在基礎問題，你對著什麼說基礎呀？可以說這個社會發生或陷於了危機，但不存在社會基礎危機這回事。
而管和治都屬於政治運行之內，直接就是政治。這麼短短的一百餘字，包含了多少錯誤呀！胡錦濤你自己看看吧。共產黨根本就不是一個執政黨，而是政權本身。把自己說成執政黨是江壞水開的頭，是說蘇聯和東歐共產黨垮臺時的用詞。在執政黨這個概念裡內含著在野黨和自已的在野的可能性，還包含著在野的合法性。「執政」做為概念是以一個更基礎的概念為條件才能成立起來。執政概念內含著資格，內含著期限和機會：就是說執政是一種資格，這種資格由法定的程序和運作來提供和保障，因而它說的是法定期限內的資格，從而包含著期限外的無資格，過期作廢。它的更基礎的概念是在「合法程序下」，從而就是通過法律程序而獲得「執」的資格，資格裡又包含著時效。從而也就包含著同樣也是通過了法律程序卻沒獲得執政資格的政黨，及其互間的並列性，平等性。並表達了黨只有與黨才構成成立關係，才能算是政黨。
執政黨這個概念反映的僅是這個－－「執」字，「執」只是履行，「執」政不能使「政」成為「執政者」的。在「執」和「政」之間不存在隸屬或領有聯繫。其實「執」字裡含有一種輪值的意思，細細思考不發現。所以「執政黨」是與政權絕然分開的政黨，更不「就是」政權。「執」裡意味著一朝「不執」的可能性和合理性。所以說共產黨不是執政黨，而是政權的佔有者，掠奪者。只有把政權當做了爭奪的利益，把自己直接理解成政權或政權的後臺老闆，把政權當成自己的財產或資源才有個執政危機問題。才可能發生出丟失政權這個觀念。執政黨只是「執」政，所可能的僅是丟了「執」的機會，而不是丟了政權，政權又不是執政黨的，它怎麼會丟了呢？！就對政黨的理性認識來說胡錦濤根本還沒入門檻，他怎麼會有效地描述社會的狀況和社會危機的確切畫面呢？
其實他說到「執政黨正面臨著前所未有的三大危機」，句子已經完整而飽滿，完全沒有補充「的沈重壓力和衝突」這一大部分的必要，補充這一部分與不補充所表之義有什麼不同嗎？沒有，那你何苦為蛇畫這麼多足呢？
這一補充引起的結果就是表義混亂，叫人不知所云：單說壓力倒還通順，後邊的這個「衝突」是什麼和什麼？不得其解。後邊一句「某程度集中在管治危機」可能是錄音或口傳的訛誤，我們不往他帳上記，這句根本不成句。
⑴、政治是一個無所不包的概念，只要涉及到領域關係，不管你是自覺還是不自覺，取積極還是消極的態度，都屬於政治，就是你躲避政治也是政治。政治不＝追隨、靠攏。政治是可經驗的，但卻不是經驗概念，政治首先是名詞，因而是先驗概念。政治的條件是：只要有了理性，政治就不可避免。因為理性使世界成為可知覺和可理解的，世界一被知覺和理解，世界上的諸般事物就有了互間聯繫，由於人的活動，致使聯繫時時變遷，所以需要調整，對聯繫的調整就是政治。政治是一種運作的設施，領域關係的調整就是政治運作的內容。社會的危機無論從哪一領域裡發生，都是用於聯繫的原則失效，不管失效是怎麼引起的，都不改變它是政治危機這個本質。
特定的社會意謂的是：用一個各種關係都能在其中得到反映的原則建立起來的主張，它的制度，立法，風化都出自這個原則，不得與其相牴觸。比如這共產主義。「共產」反映的是什麼？是財產關係，當然這個財產指的是經濟運行。中國政權就是以共產為原則做社會聯繫的總出發點、總根據。在共產做為總主張的形成時，嚮往政權的人所關心的當然只能是「如何」把政權奪取到手，奪取得靠人的參入，要人參入就得發動，發動需要理由以證明自己合法。把經濟解釋為基礎就是在這種心理下形成的觀念。它僅僅是一種解釋，以證明改變當時政權的必須性。在這裡，「經濟決定論」及其經濟決定論屬下的「階級鬥爭論」都是達到目的手段。因而它的正確性必須以它要達到的目的為條件，離開了目的，就不是無條件有效的。
經濟決定論只是做為爭取民眾參加進奪取政權的鬥爭中，才具有正確性，將之做為經濟運行的唯一規律卻未必如此。其實，共產主義同盟裡那些人所關心的只是如何讓政權到手，並不關心「什麼樣的政權」。如果政權真到了手呢？他們才不會去問它姓社姓資呢。而是不管政權姓社姓資他們都照收不拒。只要政權在我手中就是一切，政權實質上姓什麼，只要政權在手，叫它姓什麼又何患無詞？！所以他們關心的就只是政權丟不丟，不再問政權制度是什麼性質。就算是同營壘中的，並且在性質上又確是共產戳記的，只要發現你有一絲一毫的離心，也決不留情：斯大林把他的中央委員近乎殺光，毛澤東把追隨吹捧他的劉少奇都給治死，就是證明。不要意為毛澤東的防修反修，防和平演變和繼續革命是真話，恰恰相反：這是因為權力已在手，面臨的就不再是個如何取得，用來發動奪取政權的那些話就已不頂用，當然得換上當下任務所需的理由，他那些話僅僅是為他心中的新要求新目的建立的理由，毛澤東那些話的語義自身根本就找不到確實的反映對象。與先前的「經濟決定論」是同一的手段，只是所服從的目的上相反罷了。
眼下中國政權與共產黨宗旨早已距十萬八千里，他們不是也沒感覺到有什麼不舒服嗎？但他們一旦把某徵狀認成為對政權的威脅，那大眼核就瞪得比腦袋還大，不管是真威脅還是假想的威脅，都格殺勿論。共黨以反對資本主義起家，今天的共產黨卻都成了世界型的大資本家，不是也沒見他們憶甜思苦嗎？以圍剿腐朽沒落文化自居的共產黨都到窖子裡去開黨委會了，也沒見他們對腐朽沒落有什麼接受不了，沒見他們覺察到與宗旨的違背。可是，一個盲人提上點意見，它就立刻翻臉，非整你個顛覆政府罪不可！何哉？它經受不住來自任何方向的正義的盤問。因而正確的說法是：共產黨陷於了危機。共產黨所以陷於危機－－是共產主義這個特殊文化的內在性質與人的自然性之間矛盾所引發。
不是什麼基礎危機，也不是管治危機。管是管理，治是治理，它屬於政治運作之中的，是具體的運作步驟或環節，它自身只是程序而非實質，管治自身無所謂危不危機，即使共產黨歸了西天，後共產的新政權也不能不管治，所以管治是人類社會永遠必須的。是統馭管治的或者是管治所貫徹的那個總原則的危機，轉了一圈又轉了回來：原來還是做為總主張的共產陷於危機。那麼我們有必要研究：共產主義是種什麼文化？
⑵、共產主義是一種功利文化
這個立論是自明的，共產主義開宗明義地自表白說它關心的就是財產嘛－－共產。「共」是關係，「產」是財產。共產主義就是關注財產關係的原則。這可不是咱們的爭辯，而是共產主義做為主張它自己公然莊嚴宣告的。那還有什麼可說的？就是放下「共產」的可能性或合法性不論，只來回答：
財產是不是客體？如果是，那麼共產主義當然就是功利文化。
功利文化是一種用為名義，手段充做達到心中的目的的條件或工具，它自身決不是目的。讓我們都來認真地回顧中國共產主義化整個歷史，這個概念自身究竟囊括什麼真實的東西，是我們的凡身俗眼所可以直逼的？從來沒人見過。它不過是毛澤東用來煽動狂熱，控制人們精神的一句咒語。但是毛澤東本人和他的追隨者卻並不把共產主義當回事，而是藉著這個名義達到了霸佔、掠奪，特別是今天，咱看看共產黨巨人們，那一個想的不是掠奪，只有在掠奪時遇到阻力才搬出共產主義來做為擺平的武器。這樣便看清了共產主義這個名稱的功用就是讓掌握它的人用來擺平民眾的反抗的。它從來不是共產黨的探縱者的目的，那只是神漢巫婆蓋的紅布。共產主義自己證明了它是一種功利型文化：所以它的創立者是看到人家有產而紅了眼，若明目張膽地去搶當然號召不到人，就造了個「共產主義」來鼓動，把想的東西搶到了手，它就不讓你共了，只有在他手裡的他才說這是共－－「共」是他用來保護掠奪的法寶。只要明確了共產主義是一種功利文化，也就明瞭了它是為一個心中的不便說出的目的而取的手段，一種障眼法。它在實踐上陷於危機就是必然－－它必定崩潰就不難理解。
我們承認人類不能脫離開功利，沒有利益人活不下去。但是社會價值卻不是建在功利上的！那應建在什麼上？
回答是－－建在道德上。建在道德上也就是建在仁義上，義就是應該建在道德上並不是以德治國，能治國的是禮或法，不是德。在人類倫理上說到的道德，其實就是物質的性質。在行為的用心中的性質就被表述為品德。實際上就是照著「應該」去做人。中國文化裡關涉到科學的地方甚少，也沒有分類學，這是它的弱處。但我們的文化在如何做人方面是下了大工夫，有著大成就的。從有史開始我們的文化就是建在應該而不是功利上。
任何時代的政權危機都是因政權不是建在人倫上而引發。即使政權建在人倫上，由於運作所發生的異化仍可能背離人倫而陷於危機。
在人類的幼年，文明程度不夠，對關係的把握不夠自覺，但這絲毫不影響政治就是領域關係這個本質，你主觀上把握的不夠自覺，並不能改變社會就是領域關係這個事實，不能改變領域關係時時在變化，有變化就需要時時調整，所以政治的本質還是領域關係。
自古以來，我國文化的精髓就是人倫：我們文化所貫徹的「仁、義、禮、智」 就是只有人才需要的應該。我們在以上說過：人倫就是飲食男女、七情六慾。請你注意，我們說的話裡有個「人倫」，那就不是任情慾的放縱，任本能去自流，倫也就是把七情六慾當了被倫的內容：考察應該如何對待它，在各種條件下的許可程度。人倫首先承認人的一切自然品性的必須性，不應受到禁止和限制。而後就理論它怎麼樣的去實現，怎樣是指在人際聯繫的各種條件下的合法性。這個合法已是雙重意義的：合社會的制度秩序之法；二是合出自自然的賦予之法。
所謂義，就是應該，就是人走的道路，也就是相宜，因為人有知覺，能選擇，所以在做選擇時就應奔著最佳標準，人所以應有這樣一種人生態度，就因為人是人－－有理性，有了理性這個能力就得照著理去行為，這是人的義務。讓行為的後果發生的總是積極價值，要不，理性做為能力還有什麼意義呢？我們的文化並不否定功利，但不是建在功利上的。
親愛的朋友，明天醫院有約會，請假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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