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撥琵琶,續續彈,喚庸愚,驚懦頑`````—鄭板橋
一九八九年震動中國及世界的「六四」運動至今已十七年有餘，「六四」事件發生後，全球各電臺，報刊雜誌都曾給予了廣泛的報導與評論。但可惜的是幾乎沒有任何一家的評論和分析能夠擊中該問題的要害，即使是較為著名的<<美國之音>><<BBC>>``````等，也只是新聞報導比較詳盡全面，而對其政治本質,理論問題,策略運籌等等的內容分析卻未跳出舊的俗套，畢竟外國人看中國問題難以深入其中。
而中國的許多人，包括若干"六.四"的組織者，活躍份子，學生領袖以及像嚴家其,鮑彤等等在內的中共政要的所有的回憶及評述都不怎樣深刻。他們的東西，主要是回憶內幕，痛惜哀嘆；而不是從社會內質，基本理論，策略經驗這幾個方面出發去進行分析和總結。這就使我們面對一個十分嚴峻的問題，毫無疑義，不管「六四」本身有著多少的缺點和弱點，他畢竟是中華民族又一次的覺醒 ，因此對這場運動的複雜的起因,過程,優缺點，尤其是對負面的經驗教訓的總結更為重要。
為了更偉大的未來，我們必須較多的從分析「六.四」的錯誤缺點入手，以便更好地總結經驗教訓。為了更好的說明問題，必須涉及到具體的人或事，且毫不忌諱地加以闡述；六.四時期我歷經上海,南京,武漢,成都,北京``````,和若乾大學生-高自聯,工程師,教授``````等交換過意見,這些人給我的感覺，總的來說是在政治上不成熟，所以本想熱情投入的我，在整個六.四期間反而都是在觀察和分析。中國有句俗話說：當局者迷,旁觀者清.也許我的文章就應了這句話吧!
正面的意義
六四有三個偉大：
最偉大的壯舉：砸毀毛賊畫像。
最浩大的行動：同步大遊行。
最響亮的口號：自由民主。
六四以後中共黨內外的反對派增多了，那些過去一貫盲目相信中共政權的人也有一定程度的覺悟。
不管發動者的主觀願望如何(似乎他們在主觀上還不想徹底否定中共政權)但中共的統治基礎已經動搖了-客觀的效果自然地超越了發動者的主觀的意志。
出現了一次變革中共政權的機會。
以上是六四的積極意義。
「六四」從表面上看起來轟轟烈烈，熱鬧非凡，但實質上大多數正面的積極的意義並非參與者的主觀願望，相反負面的效果和後遺症倒是十分嚴重。
創造了一次吉斯尼記錄，世界華人同步大遊行，中國五千年來第一次，全世界自創世紀以來唯一的一次。
由大學生們喊出了自由民主的口號，這本來是最有意義和最偉大的口號，不過由於出賣「三壯士」的原因，從而將此口號的意義自然地打了折扣，並由此顯得此民主運動有些過於勉強(或是一種小市民的民主運動-市儈式的民主運動?或是顫顫競競的奴才們在乞求民主?)
這次遊行示威本來足以變革中共政權，但由於發動者和操作者缺乏運籌和策略的能力,最後錯失良機。
代表封建法西斯勢力的毛畫像，自一九四九年以來第一次被平民勇士摧毀，不過最不幸的是這三位平民勇士卻被他們的「民主大學生」出賣給中共當局。
錯誤和負面的影響
六四在客觀上造成了極端嚴重的後果，趙鄧先後下臺，而趙紫陽卻是鄧之後的唯一可能進行政治改革的「接班人」；其他的所謂的「接班人」江澤民遠遠不如趙。江根本沒有任何一種改革的思想準備，只是在老鄧南巡講話的壓力下，才勉強地繼續經濟改革。而江氏的所謂改革則純粹是中共幹部搶劫式的撈錢!官倒還需要倒，江澤民一夥連倒都不需要倒。江之後的則居然大喊向金正日學習，此類「馴服工具論」教育出來的產品，還能指望他們幹些什麼?
六四的嚴重後果不僅是體現在上層權力鬥爭和政治意識形態改革等問題，「六四」以後，中共為了轉移矛盾，加劇了對社會下層的打壓，所謂「城管」「拆遷」等問題就是從六四以後搞起來的。下層民眾的生活更加艱難，直接損害了社會下層的生存利益，為什麼海外民運在國內沒有民眾基礎，這恐怕是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開始就喊「打倒鄧小平」「打倒趙紫陽」的口號是完全錯誤的行為，是毫無策略頭腦的表現；說明發動者方勵之等人缺乏政治分析力和政治謀略的運籌能力。
長期的僵死式的佔領天安門廣場是愚蠢無知的行為，這個責任不在學生，而在方勵之夫婦。
最尷尬最肉麻的又醜又錯的事,就是向中共當局出賣「三壯士」的蹩腳之舉—關鍵在於中共根本不承你這個情；一直到現在，出賣了別人還沒有討到好，這種事情想起來最噁心。
方勵之發動遊行示威有功，但指揮運籌無能(學生的傷亡與此有關)有過。
嚴家其,鮑彤運籌帷幄失誤(沒有策略水平)，造成趙紫陽下臺有大過-瀆職罪。
趙紫陽本人在政治鬥爭上也不是很成熟，尤其是黨內鬥爭，不是「雄才大略」者也!
以上嚴,鮑的瀆職和趙的不成熟，不僅使他們個人蒙受了極大的損失，而且是坐失良機，喪失了一次千載難逢的改變中國命運的好機會。
由於嚴,鮑運籌失當無能，沒有真正的策略頭腦和對局勢冷靜的正確的分析，不僅使得黨內改革派和社會民主派遭受到巨大的損失，而且還造成了頑固派的猖狂反撲，最後竟然給前蘇聯KGB的遺毒份子江澤民拾了個便宜。
用當初改革派的話來說是：幫倒忙。
最大的問題是毛氏文革派利用一般民眾的不滿情緒，陰險地躲在大學生們的民主的口號後面向鄧小平的改革進行猖狂反撲；以陳雲,王震為代表的蘇式法西斯派也不動聲色地暗中兩面搗鬼從中謀利，他們早就想把老鄧擠下臺了，只是「理由」還不夠充分，這一回找到機會了。
局勢非常複雜，你們看到了這個「偉大的黨」黨內搗鬼的一貫的鬼把戲了嗎?那些報刊雜誌,電臺,分析到了這個問題了嗎?嚴,鮑,方看到並仔細分析了嗎?
毛氏文革派借用民主運動的口號和機會向鄧氏的改革反攻，若干的一般的民眾也不分好歹地跟在裡邊起鬨，重玩毛在一九四五-一九四八年的表面高喊民主自由，實質準備建立蘇式法西斯制度的卑鄙欺詐手腕，這個問題請問你們誰在論文中提到了嗎?你們看到了這種鬥爭的嚴酷性和隱蔽性了嗎?
一句話,你們缺乏更深刻的分析能力。
「打倒官倒」這個口號是錯誤的，至少是不策略的，你們認識到了嗎?趙大經，鄧家兄妹發那一點小財，有什麼了不得？你們的眼眶子太小了！
你們分析了當時中國大陸的各種政治力量派別的情況了嗎?認真而深刻的分析了中共黨內的各個派別以及他們之間的關係與力量了嗎?``````。
你們進行了一般的兵棋推演了嗎?-敵我鬥爭弈棋分析。
沒有，恕我直言你們根本就沒有這種能力或思想準備，實質上方勵之等人主要目的只是想建立一個"高自聯"而已,根本沒有"還我河山"的豪情壯志-小家子氣太多。
還有不少的人是本著小市民的嫉妒思想或眼紅病心理來反對老鄧的改革。在「六四」之前，有少部分從監獄勞改隊釋放出來的一些人，開飯館或開服裝店發了一點小財，「六四」的那些「革命群眾」居然認為這也是鄧的「錯誤」？！他們居然認為在機關單位工作的人應該比別人「高」一點，應當先由在所謂「機關單位」工作的人發財……這也是相當數量的人對鄧小平不滿的原因之一。（無知又齷齪）
若乾大學生在政治上非常幼稚，北京的若乾大學生是希望用「良心」來感動「他們」，而我遇到到的那個川大研究生則幻想利用陳雲去限制反對鄧小平```````簡直是荒唐。
六四中還有許多毫無頭腦的不滿的論調：「十億人民九億賭,還有一億在跳舞。」九億賭,一億舞又有什麼不好呢?越賭越舞才是好，只有又賭又舞垮的才更快!「舞破中原始下來」既然如此,那還為什麼要批判賭和舞呢?讓「他們」在又賭又舞中快點垮掉不更好嗎?君不見趙高與秦二世的遊戲嗎？
由此可見，你們實質上只是一群簡單而平庸的的不滿份子而已，既無政治分析能力亦無策略水平，更無戰略眼光；毛澤東就喜歡利用這種不成熟的社會力量，謂之「革命群眾」—實質是社會庸眾及社會「混子」和「痞子」的聯合混合群體。
對錯誤和缺點的分析
1>運動的主導人物在政治上並不成熟，尤其是缺乏優秀的策略頭腦和深刻的政治分析力。我們知道當時國外媒體和<<美國之音>>將方勵之,劉賓雁,王若望稱之為三大精神領袖，當然從本質上講,他們都有一定的正義感和一部分民主思想，也同時具有一定的政治影響力的知識份子；但他們又都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政治角鬥士，用封建土痞子法西斯領袖毛澤東的話講，就是「缺乏長期的階級鬥爭的經驗」，所以運動一開始就喊錯了口號，(打倒鄧小平,打倒趙紫陽)這個錯誤的原因是由於缺乏政治分析力和受到文革派(包括留蘇派)直接或間接的影響而造成的。
而且在當時急於打倒老鄧的是文革派和留念「鐵飯碗」的人，陳雲當然也希望鄧下臺,由陳選一個留蘇派的代表人上臺，以此阻止改革，儘可能的多保留一些蘇式法西斯政治的影響，這才是問題的要害!
所以一開始民主運動就在某種程度上被毛氏文革派和陳氏留蘇派所利用，這兩派份子也喬裝成民主派在背後煽動，別有用心地喊出「打倒鄧小平,打倒趙紫陽」的口號，稍有一些政治經驗的人一看就知道這個口號是錯誤的，只能使「親者痛,仇者快」。只能無端地激化黨內改革派與民主力量之間的矛盾，而毛派和蘇派都在竊竊嘻笑，為他們的陰謀得逞而頻頻舉杯。
為什麼說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喊打倒鄧小平是錯誤的?首先改革是鄧小平提出來的，拖改革後腿的主要責任應歸咎於陳雲留蘇派和毛派殘餘分子(胡喬木等)，縱然打倒了老鄧，試問中共黨內的另外兩大派別—毛,陳兩派能贊成改革嗎?不管哪一派力量取代老鄧掌握全國性的政權都不會繼續改革，你方勵之考慮到這點了嗎?那除非是陳雲(留蘇派)或毛派重新上臺，陳派和毛派比鄧要壞的多(不是壞一點的問題，而是壞的多!!!),這兩派連最起碼的經濟改革都不肯干，還能指望他們搞政治改革?你方勵之有沒有分析這些問題呀?你們方先生,劉賓雁```````等等,那一夥人能有執掌全國政權的能力嗎?
說穿了,許多人高喊打倒鄧小平的真正原因就是因為在前期改革中有許多高幹子女確實發了一點財(官倒)，在眼紅病毒的刺激下,一個個雄赳赳的佩戴著老毛子的屍(像)章慷慨激昂地走上街頭````````，這到底是眼紅病還是民主?
你們反對鄧小平的原因只是出於對老鄧個人在經濟改革中出現的若干問題的簡單的不滿，而不是從更深遠的改革的戰略目標出發來審視鄧與改革的整體問題!
政治改革的主要障礙問題是在鄧還是陳?在鄧和陳之間我們應先打倒誰?可以說首先要打倒陳!!!-即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首先要打倒陳派(蘇派)並同時繼續打毛，(要年年打,月月打,時時打，毛派怎樣打人,我們就怎樣打他—以毒攻毒)才是唯一正確的策略。鄧小平即使不是自由民主的真正的朋友，也決不是自由民主的第一號敵人；中國自由民主的第一號敵人是毛澤東!是毛氏文革派和陳雲(史達林主義)派!
那末，可能有人要問：依你所說,這場以學生青年,知識份子為主導的民主運動應當以怎樣的方式來進行才能取得最佳效果呢?
根據當時的歷史條件來看，最好的辦法就是首先接上一九八五年高呼「小平,你好」的那個「茬」，不僅不提打倒鄧趙的口號，反而高呼堅決擁護鄧小平的改革，支持趙的深化改革的口號；同時又大聲疾呼「堅決要求公開批判史達林毛澤東的所有錯誤,以便進一步推進改革」，還可以再提出諸如「清洗四人幫的殘餘勢力」「把妨礙改革的陳雲,李鵬等人拉下馬」```````
從策略上講,首先攻擊蘇式社會法西斯主義，高喊批判史達林的錯誤，併進一步提出批判毛的錯誤，決不直接喊叫打倒鄧趙的口號，但一定要喊打倒陳雲李鵬等人的口號，以此迂迴進擊；如果一開始不喊打倒鄧趙的口號，只喊批毛和史達林的錯誤，並大喊堅決支持鄧小平將改革進行到底```````等等，那廻旋的餘地就要大的多!老鄧也未必一下子就會作出「動亂」的定性。
據說，六四之前方就給老鄧寫過信，大概老鄧沒理方，方就以老鄧為目標了—這其中肯定還有其它的各種不同派別和目的的人物在背後攛掇；以我看方校長至少在某種程度上被其它的政治派別利用了—當然方不一定好意思承認，但不承認不等於不存在—有時間或有條件的人可以去調查一下，看看方校長當時和哪些角色來往，這些人在文革前後又是什麼樣背景的人？？？
是不是那些自稱是什麼文革中的「人民文革」的東西？這些人反鄧最起勁—社會下層的毛氏文革份子。（亦即「人民文革」份子） 「 文革」中所有的造反派都不是好東西—不管是那一派！根本不存在什麼「人民文革」—都是毛的狗！
筆者今年六十一歲了，完全有資格說這句話！文革我是全程經歷者。
應當說句公正話，鄧小平的若干改革是受到陳氏蘇派和毛氏文革派的聯合壓力而不得不後退的。舉例來說：原中共中央高級黨校的阮銘先生在BBC上所說的一些事情是基本可信的，即一九七九年春,北京民主牆運動時，有很多民辦刊物,當時鄧小平已準備讓步，同意其登記合法出版，這無疑是鄧小平在政治思想,文化新聞等方面向民主化邁出的極重要的一步。但立即遭到黨內的另一大佬—蘇式法西斯的代表人物陳雲的堅決反對，為此,鄧不得不後退。因此北京的西單牆民主運動遭遇到極大的挫折，這一事實也從客觀上說明瞭許多事情不能單方面責怪鄧小平。
如果認為鄧當時能和陳決裂，那可能是一種政治上的幼稚的看法，在黨內鄧的實力未必比陳雄厚，我們的策略應當是幫鄧打陳(不管鄧是否同意)這才是正確的做法，而六四恰恰是幫陳打鄧,(至少是在客觀上)這純粹是自以為聰明但實質無知透頂的愚蠢行為。
中國的民主派應當充分認識到中國民主的最大障礙是毛派和蘇派，如果六四在抬高鄧小平的改革的鑼鼓聲中開場，以打擊毛派和蘇派為突破口，再高喊支持鄧小平改革的口號，那文章就要好做得多，鄧小平即使不是很願意接受這種「推動」，但也可能不會徹底反對，這種方法在古代的名詞叫「清君側」。
2>「打倒官倒」的口號是完全錯誤的行為，應該看到官倒是封建社會法西斯主義走向徹底崩潰時出現的一種固有的社會現象，關鍵在於中國必須完成第二次原始積累；中國的第一次原始積累在1946-1948已基本接近完成，但被中共的所謂「革命」破壞殆盡，中國資本元氣大傷，如果沒有資本階層和中產份子，則中國的改革永遠不能成功。既然如此，長痛不如短痛，至於在這個過程之中由誰來發財，那不是主要的題目。(誰搶到機會就是誰的—歷史就是這樣的無情)因此從戰術上講不僅不應當反對官倒，反而應當加強官倒!!大中小倒一起倒，徹底倒光徹底拉倒。
從某種意義上來講：徹底倒光之日，就是重建中國民主之時!
你們根本沒有看到官倒現象裡邊所隱藏著的更深層的政治-經濟的意義。
要知道，在這樣的歷史時期愈是反對官倒，毛式封建法西斯就愈能在垂死中掙扎延長，毛派和陳派都想借用這個口號來對付鄧，尤其是毛派更想藉機報復，所以當你們在六四運動中，自覺或不自覺的喊叫打倒官倒的口號時，你們已在某種程度上被以上的毛、陳兩派所利用，只是不好意思承認。
3>在運動中自始至終都沒有喊過打倒毛的口號，這是最大和最嚴重的錯誤之一，也沒有對毛的罪惡進行過任何公開的揭露和批判。對此必須嚴正的指出：貪污腐敗,官倒和社會風氣沉淪到整個中國大陸社會都是以奸詐無恥為榮的地步,這是毛的封建法西斯專政所造成的嚴重惡果，英國有句名言：絕對的權力絕對腐敗，毛澤東正是這種絕對權力的製造者，試問為什麼不批毛？
在毛統治時期，中共幹部和毛自己的腐化特權是不是腐敗?
女青年的初夜權是農村上調和入黨提幹的通行證，這是不是賣淫?
改革只不過是把這些荒淫的特權轉化為直接的公開的金錢交易關係罷了(其實還比以前公平一些)，把這類問題歸咎於改革本身，這不僅是政治理論上的無知表現且又是重大的不可原諒的理論錯誤。
鄧小平以職業政治家的眼光在開始就看出了文革派和陳的保守派在利用學生的民主熱情來反對他，因此鄧說「六四」是動亂，不能排除這個原因。而毛氏文革派和留蘇派也的確有借刀殺人的目的—借學生的民主之手打掉鄧，結果民主派和學生遭到血腥鎮壓，而鄧小平也不得不黯然辭去軍委主席的職務，民主派改革派兩敗俱傷，毛氏文革派陳氏留蘇保守派一齊哈哈大笑,拍手稱快。
更重要的是由於對毛的批判不夠，毛的陰魂不散。在八九民運之前,毛的殘餘勢力已經蠢蠢欲動，一九八八年春之後，北京就一度出現相當一部分人佩戴毛的殭屍像章來反對鄧的改革，對這種危險的信號,你們至今沒有任何認識!這是政治風暴即將來臨時的一種前兆，可悲的是民主運動居然需要佩戴封建法西斯殭屍的像章作為暴發的前兆!所以就憑這一點，「八九民運」「民運」這兩個字就要打折扣，既然是真正的「民主派」就不應當佩戴封建法西斯頭目的像章。
你們沒有真正的應有的政治敏感性!對這個問題你們不敢分析，證明你們內心有鬼！就憑這一點我就可以肯定你們不是真正的民主派！
4>狹隘的孤立主義，學生們太年輕，不好過多的批評。作為具有主導作用的方勵之等人只想建立一個<<高自聯>>來實現他們的「民主」，這簡直可笑!中國的自由民主，這樣的一個重大的政治問題，是不可能單獨依靠某一種力量來解決的。當然囉，也可能方先生從開始起就沒有想到會造成這樣大的後果，這就是我在前邊所說的：運動的效果遠遠地超過了發動者的原來的設想。
也可能是如<<讓縣自明本志令>>中所說的：此其志有限也!
5>民主派與學生的失誤還在於應當退卻的時候不退卻或陷於狂熱情緒的影響中從而無法命令自己退卻，當運動進行到五月二十八日時，(即同步大遊行結束後)實際已告一段落,高潮已經過去,稍有一些政治鬥爭經驗的人都能看到這時應當激流勇退，等待新的歷史時機再一次衝擊方為上策。學生青年固然是由於年青而沒有政治鬥爭經驗，作為具有指導影響力的方勵之和其他的知識精英們卻也拿不出什麼像樣的策略理論來說服學生，這就決定了青年學生的悲壯歷程。別的事小,最重要的是犧牲了一大批的最優秀的民主青年，這對民主力量來說是一個不可估量的損失。最近我在<<自由聖火>>上看到一個筆名叫「夢之魂」的人著文說不須要退卻,因為東歐蘇聯的民眾沒有退卻。
這個所謂「夢之魂」的人是一個什麼人,我不知道。但我根據他的言論就可以分析推斷此人如果不是無知之徒(和劉曉波,方勵之差不多的缺乏「階級鬥爭經驗」的)就是居心叵測的內奸!
我們要問一問「夢之魂」：你故意的拿別人去犧牲,目的何在?你怎麼不站在衝鋒槍前面去擋槍眼的?明知對方要動槍了還叫別人不要退,給衝鋒槍去掃,你想幹什麼?
你的目的我很清楚：拿別人去犧牲，自己好出名—以便到處哭訴，多麼醜惡的內心世界!
作為指揮官來說，首先要明攻守進退之道，在敵我力量懸殊的情況下，主動撤退,廻避決戰,保存實力,以待未來,這是最起碼的政治軍事常識。如果連「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這一點常識都沒有的話，就根本沒有資格談政治!
東歐蘇聯?中國是那樣的國家嗎?死搬硬套,禍國殃民!--中共就是亂搬亂套蘇聯和東歐的所謂「社會主義道路」把整個中國搞的人不像人,鬼不像鬼!
你們的水平太差了!
5>「六四」再次暴露了中國知識階層在政治上的不成熟性，失敗不是偶然的，而是整體的不成熟性造成的，這種不成熟性從歷史上來看早就存在。比如在二十世紀的三十—四十年代，中國的眾多知識份子和所謂「社會賢達」認為當時的國民政府還不民主還不自由,(其實國民政府要比共黨好的多，幾近歐美)於是夥同中共更加起勁地反對國民政府—開闢所謂「第二戰線」，其中有比較著名的所謂「七君子案」(是否七條糊塗蟲?)還有什麼朱自清```````等等；若干知識份子像中了邪似的或明或暗的幫助中共與國民黨政府作鬥爭，結果呢?中共一旦得手先搞掉胡風—來個下馬威—殺雞給猴看；接著反右文革，許多教授學者知識人士被逼自殺跳樓，勞改勞教流放(下放)者不計其數，家破人亡者比比皆是。(曾幫助過中共的「社會賢達」張東蓀，中共給他的回報是：滅門—父子三人全部坐牢。）)還有北京大學的馮友蘭與金岳霖二人在反右時相向而泣，還不敢高聲，生怕窗外有耳。
哭都不敢高聲哭，這是毛澤東給你們「新中國的主人」的待遇啊!想當初，身在福中不知福，國民政府那樣寬厚那樣民主還說不好,現在這樣好了。又如一九四八年不願去臺灣的馬思聰先生，在文革中被紅衛兵匪徒逼其啃地上的青草，謂之曰：你姓馬，馬應吃草!受此奇恥大辱，馬先生乃幡然悔悟，終於捨命逃出中國大陸，先到香港後去美又至臺灣。(先不肯去，最後拚命逃著去)
再看今日「六四」之中，又是首先提出「打倒鄧小平」「打倒趙紫陽」，這實質是在新的歷史環境中重複以前的錯誤行為。應當首先提出「堅決批判斯大林,毛澤東的晚年錯誤」「打倒封建份子」「堅決支持改革,堅決要將改革進行到底!」```````等口號為第一口號，首先把斯大林當靶子打,從策略上來講更有利一些，打了斯大林就等於打了毛澤東，打了斯,毛就等於打了陳雲,王震,胡喬木這一夥``````也就是打了文革派和蘇式保守派。深化改革的最大障礙就是來自於這兩股反動勢力,只要打倒了這兩派,不愁改革不向前進，沒有這兩股"左禍"硬拉住老鄧，問題就要好解決的多。
再說，老鄧重新上臺才幾年?這副爛攤子從根本上來說是毛的封建法西斯主義搞壞了的，整個下流的封建法西斯制度是毛一手造成的，試問：是應當先打倒毛呢還是先打倒鄧?此外中國的許多知識份子有一個明顯的劣根性(也是國民的劣根性)欺軟怕硬，喜歡作奴才!毛澤東是百分之一百地迫害政策,其手段之殘忍與無恥為斯大林希特勒所不及，反而大家都「老實」，不少人還積極的相互殘殺以獻媚取寵。鄧小平稍微放開一點,便都來打倒人家，這和當年對待國民政府的態度又有什麼兩樣?
相當一部分的中國知識份子和各階層的人士(不是全部)應當從二十世紀三十年代開始一直到「六四」前後為止作兩種對比,捫心自問：到底誰對民眾更寬鬆更自由更民主?不要敵我不分,在嫉妒和看見別人發財就眼紅的心理支配下自作聰明地亂起鬨!更不可認敵為友或存有不可告人的孬種心。
中國知識份子的楷模是胡適先生和張大千先生。不管中共怎樣威脅利誘,一概置之不理，大千先生乾脆畫了一張荷花出水圖以回答毛的所謂「邀請」，巧妙而高雅地刺了一下毛。胡,張二先生不僅在學術上各有不同的偉大造詣，而且在政治上也都非常成熟，他們兩憑著自己成熟的政治智慧避開了中共和毛的迫害—這才是真聰明,大聰明!
現在就看你們能不能反省自己了。剛剛看到丁子霖的報導,更證明了我的判斷是正確的,這個被余傑稱為所謂「天安門母親」的女人，實質是站在毛派的立場上來反鄧的，這是一個典型的假民主派份子。
關於力量的分析
參加「六四」的各種社會力量也同樣的是非常複雜，要想能比較正確的認識六四的問題，就必須對社會的各種參與力量進行較深刻的分析，那麼當時有哪些社會力量積極的參加和支持了這場運動呢?
1>受西方先進的自由民主思想影響的知識份子和青年學生，儘管真正意識到這一問題的人在整個知識群中不多或可以說是很少，但他們是整個運動中的最優秀的群體，是主流代表；沒有他們的這種現代民主意識，整個運動就黯然無光。
2>自毛共統治大陸以來，使盡各種手段玩弄,愚弄下層民眾，幾十年來,各階層的民眾看透了毛及毛共的邪惡本質，他們認識到,如若不鏟除毛及毛共這個歷史的怪胎就不可能得到真正的解放，這是民眾中具有較高度覺悟的人。不過這種人也不是很多，但這一部分的民眾畢竟是最先覺悟者，天使先知覺後知，沒有他們，其他的群眾就不可能前進一步。
3>大量的各階層的各種色彩的民眾，據以不同的原因而產生的共同的不滿.他們或上或下,或左或右,有些飄忽不定之感；高潮時積極參加,低潮時一鬨而散，實在不行了就自稱「上當受騙」了。通過這麼多年的人為的政治運動,相當一部分民眾已經認識到共產黨不是個東西!這種「上當」的說法也是此類不滿思想的略帶一些灰色幽默的反映，他們屬於有一定思想水平的跟風支持者，約佔百分之十到百分之十五。
4>最可笑最可怕也是最具有諷刺意義的是這樣的一部分人也來反對鄧小平了，他們人數頗多，他們是毛的最積極的追隨者—同時又是是民眾中最消極保守最無能又最會「混」的群體，不過他們並不要求什麼民主，也不想懂得什麼是民主，他們與前面所說的那兩部分群眾完全不同，他們只想依附於某一個政權或政治集團，有一個半飢半飽的鐵飯碗捧著就行。他們沒有真正的思想,也不想進取，但卻善於嫉妒和眼紅；他們不願或根本沒有能力看到社會在前進的過程中必然要發生兩極分化，他們對改革過程中所發生的種種醜惡現象不是從現代西方文明的角度出發去反對，相反,他們希望社會倒退到老毛的封建法西斯主義的時代去，這樣他們的那種依附性就可以得到最充分的發揮並可以永遠地充當光榮的奴才。
不要小看了他們，他們的這種封建小生產者的眼紅和嫉妒的情緒(仇恨)，在某些特定的歷史階段可以變成一種極其殘忍的具有空前破壞力的瘋狂力量。這種嫉妒眼紅瘋狂而又殘忍的破壞力，正是他們的偉大領袖毛澤東在歷次爭權奪利的運動中屢屢獲勝的看家法寶!
比如：我在一九八九年「五一」前後，曾和一位南京大學的高自聯的頭頭談過文革和官倒的問題，對文革他看的比較正確``````是毛利用民眾云云``````。對與官倒他引用了孔子的一句話：「不患財之寡也，而患財之不均也。」這種見解就錯了，我當即反駁道：「孔子這句話是錯誤的，正是這種錯誤的儒家思想阻礙了中國資本社會的發展，資本必須積累！」此人在大學生中還算是比較敏銳的，我講完之後，他若有所悟的點了點頭。
那一位四川大學哲學系的研究生因參加「六四」被開除，一九九0年我問他為什麼參加「六四」？他的回答是因為心理不平衡—典型的眼紅病份子—這就是中共哲學研究生的水平，這種心理不平衡的人都是一種反動勢力。
此類「群眾」在「六四」的人群中幾乎佔了百分之六十到百分之七十。
5>毛氏文革派份子，這是一股最邪惡最下流的勢力，一九二七年就有人送給他們一個最貼切的雅號：「痞子運動」!他們的特點是狹隘凶殘,善於破壞挑剔,狡賴多變，他們本身沒有任何一種真正的理論，但卻能半生不熟地摘取一兩個馬列邪教的名詞來胡亂吹噓，以便煽動前面所說的那部分既無能又喜歡嫉妒的群眾，他們是中國五千年來封建社會中長期匯聚的血污腥臭，塵垢渣滓，邪氣毒蟲中蠱化而出的人妖怪胎，其最高級的代表就是毛澤東!
他們表面假裝贊同民主自由(這一招他們早在1945-1948就玩過),並利用民主派在政治鬥爭策略上的幼稚性，促使民主派和青年學生喊出「打倒鄧小平」「打倒趙紫陽」的錯誤口號，以便達到自己的陰險的政治目的：做仇人的是民主派和知識份子,青年學生，打倒的是黨內改革派；而毛的文革派至少在某種程度上報了1978-1980的打壓清洗之仇，甚至大有復辟之勢，妄圖將中國拉回到毛式封建法西斯的制度之下。
6>暗中使勁，表面上裝正經,坐山觀虎鬥，等著坐收漁人之利的蘇式法西斯保守派，這類保守派的代表人物陳雲,王震等人，又名史達林式的法西斯主義。此輩極端殘忍，但表面十份正經,假裝斯文，不像毛派份子張牙舞爪，但內裡陰毒過人。他們暗中支持毛氏文革派對付以老鄧為代表的黨內改革派，同時又借用鄧氏改革派的力量打擊毛派及其他反對派，以便繼續維護法西斯獨裁體制和保持特權地位。
這幾種前進的和倒退的，民主的和封建的，激進的和保守的，中間的和頑固的，一般平和的和陰險毒辣的……社會力量，在一九八九年這個特定的歷史條件下相當自然地奇怪地糾合在一起向共產黨內的改革派鄧小平趙紫陽等人發起了進攻，結果是民主派與黨內改革派兩敗俱傷，毛氏文革派和蘇式法西斯派一齊哈哈大笑，他們終於暫時的在某種程度上得逞了。
可以說「六四」運動是一場起因非常複雜的運動,，運動的複雜性是由於中國歷史的複雜性所決定的，其參加運動的社會力量成份也極為複雜，正是因為有以上的複雜性，所以才會在最後的階段出現難以控制的幾近混亂的場面，以至於不得不走向悲壯犧牲的結果(當然這也包括中共安全部的特工的搗亂)。「六四」的全部意義主要在於還有一個籠統的自由民主的口號，假如沒有這個口號，那就是毛派的眼紅病份子要打倒改革開放中先發財的一部分人，所以才反對鄧小平，僅此而已，別無新意！
簡論幾個人物
對於「六四」運動中的若干名重要的人物必須逐一進行分析評述，這樣才能更有助於認清歷史的本質和內在聯繫。
1>鄧小平，請注意這裡不是評論鄧的一生，而是只談鄧在「六四」前後的若干問題。
一九八五年當大學生打著「小平,您好!」的標語上街的時候，這是鄧一生中政治生涯的頂峰，無論是從個人名望或改革的初期成績來看,鄧的政策都獲得了相當的成功。在一片「您好」的口號聲中鄧及其幕僚都陶醉了，他們忽視了,他們沒有看到幾千年來隱匿在民族劣根性中的嫉妒和眼紅的蠱毒又將開始發作，他們沒有深刻地認識到毛氏文革派和陳蘇派都對改革不滿，且時時準備反撲!
他們尤其忘記了，這時恰恰是應當將「革命進行到底」的大好時機，即在此種條件下發動一次「清黨運動」，即使分裂也在所不惜。因為雖然在1979年查辦了四人幫，但各地各級各部門的四人幫毛派份子遠遠沒有肅清，文革的惡劣影響也未從根本上掃除，這些影響和勢力(包括陳氏史達林派)為六四事件埋下了種種禍根。
這些各種不同的假左勢力利用學生的民主熱情和民眾的不滿情緒推波助瀾，將運動引入歧途，造成了不應有的損失。如果鄧在八五年借用學生的熱情和知識份子的力量對上述勢力採取大規模的掃蕩，那鄧在一九八九年就會主動的多!
這裡還有一個極重要的問題必須加以表述：那就是蘇聯改革解體的成功與當年赫魯曉夫對史達林及史達林主義的公開而無情的揭露批判是分不開的。初看起來這是「馬後炮」，是理論文章報刊書本上的勝利；但理論上的勝利必然會導致實踐上的勝利，舊蘇聯法西斯政權一夜之間解體,既是民主自由的勝利，也可說是赫魯曉夫主義的徹底勝利。
悲劇在於老鄧沒有赫氏那樣的勇氣去揭露批判毛賊的罪惡醜行，有人認為這是由於中共沒有列寧式的領導人所致，其實不盡然。這裡面還有兩個原因，一是中共的對立面國民黨當時還有一定的力量，二是中國的封建思想太深，不願公開批判毛，也是儒家「為尊者諱」的封建奴才思想的反映。鄧小平即使是改革者(僅指中共黨內而言)也沒有能打破這個思想枷鎖,，這兩個原因造成了鄧在此問題上的徘徊不前，逆水行舟，不進則退，最後的結果就是六四時的被動局面。
一九七零年，毛賊與所謂美國友好人士斯諾的談話中曾提到「斷然粉碎這個黨」的問題，毛為了個人爭權竟然連自己本黨的利益都不顧，斷然攪亂粉碎這個黨，以便重組一個更有利於自己獨裁的黨。但鄧小平卻沒有為了更好地進行改革而對這個封建黨加以較徹底的清洗與整頓，這不僅顯示了封建奴性和其它關聯行為對鄧的束縛,而且還表現了鄧作為「改革總設計師」來說缺乏更深刻的戰略眼光，鄧及其幕僚看不出毛式共產黨早已成為鄧式改革的絆腳石這個更深層次的問題。
因此，從現代政治家的角度出發，鄧只能是第二流的政治家；注意：這並不是說毛就是第一流的政治家—毛應當是第一流的作惡家和害人家。
2>趙紫陽,缺乏第一流的大政治家的魄力,勇氣,手腕，也缺乏相應的任人用事的水平。在就任總書記以後沒有能在自己的周圍建立起一個具有膽略的幕僚(謀士)圈子是他的一大失誤，這個失誤造成了趙日後在「六四」中幾乎陷於手足無措的境地而招致失敗。趙過份地依賴了過去的官僚機構，趙的周圍盡皆平庸之輩—包括嚴家其,鮑彤從實踐來看都是庸才而非奇才!
六四事件對於高級政治家們來說此乃天賜良機是也!正是玩弄政治手腕大展鴻圖的大好時機，易曰：「君子豹變，大人虎變.」此時變正當其時！
趙應先裝出一副「極左」的姿態來支持鄧，從朝鮮回國以後立即發表一個支持老鄧的聲明(講話)，內容越慷慨激昂越好!以表示自己的「階級立場十分堅定」「黨性原則極強」，在解決學生問題的過程當中要盡量地配合老鄧，以便在這一過程之中取得更多的信任和攫取更多的權力—主要是藉機接下「軍委主席」的寶座，等到把上述的事情基本放平以後，再把臉一抹，發動一次突然襲擊……，運作如下：
首先在<<人民日報>>上發表評論或社論,指出「六四」產生的原因是文革毛派和蘇式陳派反對阻礙改革並在幕後煽動學生和群眾所致，這篇文章不必經過鄧小平就發表，因為鄧小平是否有勇氣與這兩派徹底決裂還是一個未知數；這樣就把矛盾轉移到文革與保守二派身上，如此一來,可以想像的是此文一旦刊出，不啻如暴風雨之後的震天驚雷，對那兩派肯定是一個沈重打擊，並趁此機會大力清洗這兩派人馬。當然此時的老鄧肯定會有「不通過我」的想法，但也不可能完全阻止趙，因為畢竟在此之前趙已支持並幫助了鄧—關鍵是接下軍委主席的職位後再動手!
施展這種左右開弓的辦法，肯定能進一步鞏固趙的地位並贏得這場改革之戰的主動權，與此同時把社會不滿情緒的這股禍水引向毛派與陳派，並假借這股禍水的力量來為自己的政治主張開路!
這才是高招，只有這樣運籌才是真正的政治改革家的大手筆!趙不需要也根本沒有必要與鄧公開對抗，更不必說什麼把趙大經送給人民審判之類的廢話，因為這類廢話實質上是迎合庸眾嫉妒心理的一種不必要的軟弱的表現。
「順從民意」要看什麼民意?真正的政治家不是簡單的順從民意，而是鼓動民意,使用民意，引導民意摧毀敵對勢力這才是真正的政治家，劉曉波先生懂嗎?
順便問問劉曉波先生：對當年北京地區那些掛起毛屍像章來反對鄧的改革或對鄧的改革表示不滿的民意，也要順從嗎?(因為劉在某一篇文章中說，趙順從民意就是好的)我們需要回到毛時代嗎?
可以說用毛來反對鄧是反動行為，鄧與毛相比，鄧是前進者，那怕是前進半步,也還是前進了。
劉曉波先生：我們需要順從反動的民意嗎?
趙與鄧的公開分歧嚴重地削弱了改革派的力量,反而從側面增加了毛派,陳派的力量，這才是趙作為總書記這樣高級職務的人不應犯的政治大錯誤。當然趙的周圍沒有一個得力的謀士圈子，也是一個極其重要的因素。正如淝水之戰後,苻堅痛哭道：使王景略在,吾斷不致有此之敗!
「江流石不轉，遺恨失吞吳.」此事嚴,鮑二人要打板子!
「聯吳拒曹」在「六四」前後對於趙來說就是聯鄧打毛-陳派。當然為了實現這一策略,在此過程之中也要適當地收拾一下學生運動—捨卒求勝是正常的歷史策略，這是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唯一的正確的策略選擇。
3>嚴家其,鮑彤，官位也不算低，不僅是中共的所謂「高幹」，且在當時來說是接近權力中心的人物，也可說是趙總書記的幕僚長或高參，但實在不敢恭維，只怕是小才大用!前清重臣胡林翼在<<撫黔書牘>>中說過：「此輩貌似有為，其實無能。」
作為高參謀士軍師歷史上有姜太公，張良，孔明，劉伯溫``````等都有重大的建樹；個個都是運籌帷幄，扭轉乾坤，巧計破敵的經綸之手，而嚴鮑二人作為高參助趙卻連一條像樣的好主意也拿不出來，反而把趙總書記保下了臺，可笑也夫，可恥也夫!(瀆職罪?)最後竟然跑到BBC上去哭鼻子說：「我們沒想到他們會這樣做。」這純粹是一個小市民的語言，說這種話太沒水平了。不要忘了你們是 總書記的高參啦？！你們應當想到，想不到就沒有資格當總書記的高參—尸位素餐。
重要的是在趙尚未回國之前，嚴,鮑二人就應擬定上,中,下三策,(注意：這是嚴,鮑二人的份內職責)以供趙回國後研究採用。上策就是建議趙一回國就應立即發表極為堅決的「扶鄧演說」—中共稱之為「講話」，越激烈越好，堅決支持云云``````。下邊的操作，前面論述趙紫陽時已敘述過，不再贅述此為上策。
中策是不公開反鄧，但也不完全公開支持，模棱兩可，拖時間坐山觀虎鬥，以便坐收漁人之利!
下策則是參照當年盛世才二十四人拿新疆的方法，來他個魚死網破，以求絕處逢生。至於嚴,鮑促使老趙的「順從民意」的行徑，實在是一策也不策—送死去的!
盲目附和庸眾,無原則地所謂「順從民意」是政治上無知和淺薄的行為。
借用前中共中央黨校校長黎澍先生的話講：群眾是站不起來的。
4>方勵之，一介書生，天體物理學者，有善良的民主願望，頗有些小精明的個人政治手腕—鑽入中共並升任大學校長。但此人沒有政治上的雄才大略，也無謀士式的策略水平，首先是在開始時就沒有喊出有策略水平的政治口號，對準黨內的改革派喊打倒— 是被人利用,還是本身份析能力有限?接著在廣場的進退中又指揮不當，造成進退失據,犧牲慘重，方先生不能說完全沒有責任!
其次，小家子氣十足。在八九年五月下旬運動已到了強弩之末的關鍵時刻,方還指派其太太李氏對學生們說：「不要和其他的運動力量聯合，我們不被任何一派所利用``````我們只要搞我們的高自聯``````。」真是可笑，你認為你只搞你的高自聯人家就不鎮壓了嗎?這恐怕是一種政治幼稚病的幻想吧。
在這種幾近無知的思想的指導下，高自聯的最後歸宿定是失敗。在政治口號上和部分思想意識上早已被更陰險更狡詐更有政治經驗的毛,陳兩派所利用，還說不被利用，(至少是一種無意識的被利用—你們什麼也不懂呀—但又不好意思承認)怪不得中國古代有句俗話說：秀才造反,三年不成，看來原因有在於此。
須知民主運動是一場重大的政治革命，而政治上相互利用是一種經常或正常的情況，恐怕世界上還沒有出現一個一點都不相互利用的政治家。
方先生又說共產黨太強大了``````。方先生的這種小兒之見我看不必再宣揚，以免誤導他人!
不是共產黨太強大，而是你們自己太孬種。不是毛澤東太高明，而是你們自己太無知!
記得清初朱彞尊有這樣幾句詞:
"十二園陵風雨暗,響遍哀鴻離獸.舊事驚心,長途望眼,寂寞間亭堠.當年鎖鑰,董龍真是雞狗!"
此種水平的人物怎能對得起"六.四"中死難的學生青年?
5>劉賓雁，正義感強烈，有良心的記者作家，有一定的民主意識，但對於社會發展的根本規律認識不清，劉曾在美國的一次演講中說過他曾經參加中共的原因：「當時是抗戰勝利後，大家都盼中央，對於共產黨也沒有什麼相信不相信，但後來物價飛漲，街頭賣兒賣女，這以後我才參加了共產黨``````.。」要知道社會的發展，尤其是大戰之後社會發展的過程，兩極分化甚至是非常艱難的生活狀況是不可避免的一種社會發展過程。僅從這一點就去反對國民政府，擁護中共的反叛暴亂是非常無知且輕率淺薄的行為，妄想完全避開這個歷史階段也是一種庸人的幻想！劉本人和當時相當一部分參加中共的人們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都是這種幻想的產物。
這類人都是在這種看起來善良但卻是違背社會發展規律的幻想或思想的支配下去反對國民黨的，這就決定了今後劉先生等人的悲慘的人生道路-被打成右派，遭迫害二十二年。因為當年這些在國民政府統治下賣兒賣女的人用香港人的話說就叫「人渣」，毛澤東就是利用這些人渣來替他鬧革命。劉先生雖然不是這種人渣，但卻誤入歧途去替這類人渣「革命」或是賣命？其結果必然是自投羅網！
順便說說：彭德懷，賀龍``````都是這類自投羅網的典型。
劉先生可作一個慈善家，正直的記者作家或評論家，作政治家不很合格。且聽說劉在臨終前還唸唸不忘他的「社會主義運動」……，我感到不解的是劉怎麼會還在懷念他的「社會主義」？是不是在中共的那個「社會主義」制度下的牢還沒坐夠？
我看劉在某些方面屬於張東蓀，王造時，聞一多``````之類的糊塗蛋。至於《爭鳴》說劉是什麼豐碑，本人不敢苟同！
請自由民主派的海內外的朋友們注意：凡是擁護，贊成，懷念，支持，幻想社會主義的人等，都不可能是真正的民主派！另外請你們注意，劉到死都沒有承認參加中共是錯誤的行為，就憑這一點劉就遠遠不如王若望！！！
再說劉參加毛共，助毛共反叛國府，以致毛共禍亂全國，這樣一個重大問題劉認識了嗎？懺悔了嗎？劉在後來被毛共迫害二十二年，也可說是助毛為虐的必然結果，正如彭德懷，賀龍，劉少奇……等人的悲慘下場一樣，都是助毛為虐的報應！
6>王若望，中共黨員中最徹底的覺悟者，一九九二年王先生到美國，一下飛機就大聲喊道：「我錯了，我過去相信共產主義錯了……。」大徹大悟，覺今是而昨非！佛家稱之為「成正果」。注意：這麼多流亡海外的「民主精英」，還沒有任何一人像王先生這樣坦誠的承認參加中共是自身的錯誤行為，所以我說王若望是大徹大悟就是這個道理。
王先生是唯一成正果的中共黨員，許家屯，李銳，郭羅基，方勵之，嚴家其……其他等等，在思想的覺悟程度上都不如王！關鍵是後面所提到的這些人物都還沒有覺悟到自己參加中共是一種錯誤行為。
7>王軍濤，陳一咨等人，此輩原是一九七九北京之春的老將，有一定的認識能力，但他們沒有看到在中國打倒鄧是沒有用的，要解決中國的民主問題是首先必須批毛批史達林主義，並徹底鏟除此二人在中國的影響，這個要害他們沒抓住。
其餘的高自聯的學生領袖吾爾開希，王丹，柴玲``````等等人物都太年輕，政治上尚未成熟，不必要評論。
「工自聯」有效麼？中國的工人階級是不成熟的階級，「文革」中的若干情況已充分地說明瞭當年「共產國際」的這一分析是完全正確的。在「文革」中，據說是十分「偉大」的工人階級被中國最優秀的流氓地痞頭子毛澤東所利用，分成兩大派互相武鬥，拿刀砍殺自己的工友。這麼容易的被一個並不高明的湖南土流氓所利用的階級，能承擔歷史的重任麼？
六.四以後的大陸民運
「六-四」以後的大陸，民主運動進入低谷狀態，雖然全國各地經常性地會出現一些小組織，但都未能成氣候。一直到「六四」十週年前後才出現兩個比較大型的組織—一個是中國民主黨，另一個是中國發展戰略研究會，前者的聲勢大於後者。民主黨有一定的民眾基礎，而研究會只侷限於一小部分自命不凡但實質平庸的中共中層知識幹部之中。
但民主黨人犯了一個極大的錯誤—公開成立的錯誤，結果被中共當局一網打盡，主要人員全部判了重刑，可說是損失慘重。
還有一個在北京成立的「中國發展戰略研究會」，其主要主持人據說是一個曾任過中共地委書記之職的方某人，對於這一部分人，中共僅逮捕了方先生一人就把這個「研究會」徹底摧垮了。
此外有一個美籍華人吳弘達先生成立了一個什麼「勞改基金會」，對此本人實在難以理解吳先生為何鍾情於這些刑事犯罪份子，本人建議吳先生將此基金會改名為「中國大陸政治犯援救基金會，這樣做恐怕對自由民主的貢獻更大一些。
其他的海外民運組織對中國大陸社會原則上沒有什麼影響，主要是缺乏民眾基礎。
展望未來及對海外民運的若干看法
今後約二十年左右是中國大陸即將發生巨變的重要時間段，其中十年以後到十五年左右為第一階段，十五年以後二十年之內為第二階段，在十年之內即使有局部地區或個別的動盪可以震動中共的反動統治，但還無法立即推翻中共的反動統治。
在十年以後二十年之內，中國社會的所有力量都將在這一段時間內重新分化，組織集結完畢併進行決戰，這次總爆發又將是一片屍山血海:憑君莫問中原事，二十年後血如海！
在這一片屍山血海之後，中國能不能建立起一個現代的民主國家那就看這二十年中民主派的努力奮鬥，《史記》曰：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於是高材捷足者先得焉。
請問海外民運諸君：座中誰是青田子？誰是高材捷足者？
現在的問題的要害是政權問題，理論宣傳是必要的，如果老是停留在一般的理論階段，沒有任何前進，那恐怕只能算是空談，空談誤國。
注意：若乾海外民主刊物網站編輯部裡就有安全部的特工！並再次提醒海外諸君：「六四」中從大陸逃亡海外的人員當中就有一 部分是表面偽裝贊成「六四」而內裡卻是奉命進行在民主派內部進行長期潛伏破壞的特工，這個明顯的問題，你們海外民運偏偏從來就沒有提出過或進行過任何一種形式的自我檢察，這又說明瞭你們的民運組織是何等鬆散或鬆懈！
如此鬆散或鬆懈的組織，戰鬥力從何而來？
有些人專門指望中共高幹會給他們什麼民主，這是奴才對主子的期望—當然，這也許大多數是特工的小竅門—引導你們去乞求民主。
現在又有一些人提出甘地的非暴力主義，此類提議者如果不是政治幼稚無知之徒，就是中共安全部的故作姿態的誘導，為什麼？因為甘地面對的是英國這樣的民主憲政的國家，所以甘地的非暴力主義才能收到「聖雄」的效果；甘地如果在中國的話，毛的紅衛兵的皮帶一次就可以把他送上西天，根本不可能在被打昏以後醒過來再遊行了—最大的可能是你永遠也醒不過來了—什麼主義也就都不存在了。
請問：已經永遠醒不過來了，怎麼再提倡那個什麼「非暴力主義」呢？
提出這種意見的人，至少有一部分人的骨子裡有玩藝—你是不是想把我們民主派的戰友送給安全部的特工打去？
話說回來了，如果中共政權是一個類似於英國那樣的民主憲政的國家那就是一個什麼非暴力的問題，離開英美式的民主憲政的前提去談「非暴力」那純粹是與虎謀皮！
中國的海外民運還不是很成熟，這種不夠成熟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缺乏成熟的整套的政治策略，二是缺乏真正的職業革命家和謀略家。許多表面上看上去十份風光的民主派人物實質都不是真正的符合質量的政客謀士，所謂「風雲際會」尚待時日。
再請大家注意一個問題：就是亞洲國家的民主過程有一個明顯的規律，凡是經過白色專制的國家或地區都能很快地進入民主政體，如韓國，臺灣，日本，菲律賓，泰國``````；而紅色專制的國家就很難或幾乎不可能產生這種有益的變化，目前也只有越南有這種可能或開端，其結果如何，尚難逆料。
是否白色專制是亞洲國家進入民主狀態的重要的或唯一的渠道？中國需不需要再來一次白色革命?
現在有不少人大喊營救王炳章先生，這個喊法不錯，但為什麼不去偵查出賣王炳章的叛徒或臥底呢？那些喉嚨喊的最大的，其中有的人（當然不是所有的）恐怕就是臥底或內奸！
反特務的問題：應先成立一個反間諜小組，你們到現在連一個反諜小組也沒有，叫別人怎麼說呢？
本文主要是談「六-四」，民運問題不是本文的主題，但由於「六四」以後，海外民運數量突增，所以順便說一說。
方勵之和「六四」高自聯的幾個頭頭，有幾個問題是必須向全中國的民主派或自由派人士作出解答，而這個問題你們一直到現在都在進行廻避，這個問題就是：
在高自聯頭目的會議上是誰提議將「三壯士」出賣給中共的公安局？
你們為什麼要出賣「三壯士」？
你們明知毛比鄧還要壞（壞的多）為什麼只反鄧不反毛？
你們現在對那次的出賣行為是怎樣認識的？有沒有反省的內容？
方勵之，王丹，柴玲，吾爾開希```````逃遁是不行的，你們必須回答，向中國的所有的自由民主派的人們回答！
可以說在中國只有徹底反毛的人才會是真正的民主派，一般的反毛派（如李銳，郭羅基``````等等）都不是真正的民主派。
現在你們的關於「六四」問題的研究的水平直到目前為止還仍然停留在展示血腥照片的階段上，至於吸取教訓，重整旗鼓，改變策略，``````等等，一概全無，看不到你們有新的具備戰鬥力的見解。
你們除了拿著血腥照片哭訴以外，還有沒有新的戰術？老是痛哭訴說時間長了會使人產生厭煩之感（《祥林嫂》式的訴說），你們從來就沒有提出來什麼新的戰略或戰術性的見解。
我總感覺到你們的水平還有待於大幅度的提高，太多了，需要提出的東西太多了！如果老是停留在目前的水平上，不要說拿政權了，就是把政權給你們，恐怕也掌握不起來```````。你們有沒有「運籌帷幄之中，決策千里之外」的能力呀？！
海外民運要想擔當歷史的重任，必須認真檢討自己，全面的提高自己，否則只有讓位給更能有所作為的力量或群體了。
可能批評的多了一些，但也可能引起更多的爭論，以便能達到更多的總結經驗，提高操作水平``````。
不能反省自己的人，就不能提高自己!
(此稿從一九九O年寫起)(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撥琵琶,續續彈,喚庸愚,驚懦頑`````—鄭板橋
一九八九年震動中國及世界的「六四」運動至今已十七年有餘，「六四」事件發生後，全球各電臺，報刊雜誌都曾給予了廣泛的報導與評論。但可惜的是幾乎沒有任何一家的評論和分析能夠擊中該問題的要害，即使是較為著名的<<美國之音>><<BBC>>``````等，也只是新聞報導比較詳盡全面，而對其政治本質,理論問題,策略運籌等等的內容分析卻未跳出舊的俗套，畢竟外國人看中國問題難以深入其中。
而中國的許多人，包括若干"六.四"的組織者，活躍份子，學生領袖以及像嚴家其,鮑彤等等在內的中共政要的所有的回憶及評述都不怎樣深刻。他們的東西，主要是回憶內幕，痛惜哀嘆；而不是從社會內質，基本理論，策略經驗這幾個方面出發去進行分析和總結。這就使我們面對一個十分嚴峻的問題，毫無疑義，不管「六四」本身有著多少的缺點和弱點，他畢竟是中華民族又一次的覺醒 ，因此對這場運動的複雜的起因,過程,優缺點，尤其是對負面的經驗教訓的總結更為重要。
為了更偉大的未來，我們必須較多的從分析「六.四」的錯誤缺點入手，以便更好地總結經驗教訓。為了更好的說明問題，必須涉及到具體的人或事，且毫不忌諱地加以闡述；六.四時期我歷經上海,南京,武漢,成都,北京``````,和若乾大學生-高自聯,工程師,教授``````等交換過意見,這些人給我的感覺，總的來說是在政治上不成熟，所以本想熱情投入的我，在整個六.四期間反而都是在觀察和分析。中國有句俗話說：當局者迷,旁觀者清.也許我的文章就應了這句話吧!
正面的意義
六四有三個偉大：
最偉大的壯舉：砸毀毛賊畫像。
最浩大的行動：同步大遊行。
最響亮的口號：自由民主。
六四以後中共黨內外的反對派增多了，那些過去一貫盲目相信中共政權的人也有一定程度的覺悟。
不管發動者的主觀願望如何(似乎他們在主觀上還不想徹底否定中共政權)但中共的統治基礎已經動搖了-客觀的效果自然地超越了發動者的主觀的意志。
出現了一次變革中共政權的機會。
以上是六四的積極意義。
「六四」從表面上看起來轟轟烈烈，熱鬧非凡，但實質上大多數正面的積極的意義並非參與者的主觀願望，相反負面的效果和後遺症倒是十分嚴重。
創造了一次吉斯尼記錄，世界華人同步大遊行，中國五千年來第一次，全世界自創世紀以來唯一的一次。
由大學生們喊出了自由民主的口號，這本來是最有意義和最偉大的口號，不過由於出賣「三壯士」的原因，從而將此口號的意義自然地打了折扣，並由此顯得此民主運動有些過於勉強(或是一種小市民的民主運動-市儈式的民主運動?或是顫顫競競的奴才們在乞求民主?)
這次遊行示威本來足以變革中共政權，但由於發動者和操作者缺乏運籌和策略的能力,最後錯失良機。
代表封建法西斯勢力的毛畫像，自一九四九年以來第一次被平民勇士摧毀，不過最不幸的是這三位平民勇士卻被他們的「民主大學生」出賣給中共當局。
錯誤和負面的影響
六四在客觀上造成了極端嚴重的後果，趙鄧先後下臺，而趙紫陽卻是鄧之後的唯一可能進行政治改革的「接班人」；其他的所謂的「接班人」江澤民遠遠不如趙。江根本沒有任何一種改革的思想準備，只是在老鄧南巡講話的壓力下，才勉強地繼續經濟改革。而江氏的所謂改革則純粹是中共幹部搶劫式的撈錢!官倒還需要倒，江澤民一夥連倒都不需要倒。江之後的則居然大喊向金正日學習，此類「馴服工具論」教育出來的產品，還能指望他們幹些什麼?
六四的嚴重後果不僅是體現在上層權力鬥爭和政治意識形態改革等問題，「六四」以後，中共為了轉移矛盾，加劇了對社會下層的打壓，所謂「城管」「拆遷」等問題就是從六四以後搞起來的。下層民眾的生活更加艱難，直接損害了社會下層的生存利益，為什麼海外民運在國內沒有民眾基礎，這恐怕是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開始就喊「打倒鄧小平」「打倒趙紫陽」的口號是完全錯誤的行為，是毫無策略頭腦的表現；說明發動者方勵之等人缺乏政治分析力和政治謀略的運籌能力。
長期的僵死式的佔領天安門廣場是愚蠢無知的行為，這個責任不在學生，而在方勵之夫婦。
最尷尬最肉麻的又醜又錯的事,就是向中共當局出賣「三壯士」的蹩腳之舉—關鍵在於中共根本不承你這個情；一直到現在，出賣了別人還沒有討到好，這種事情想起來最噁心。
方勵之發動遊行示威有功，但指揮運籌無能(學生的傷亡與此有關)有過。
嚴家其,鮑彤運籌帷幄失誤(沒有策略水平)，造成趙紫陽下臺有大過-瀆職罪。
趙紫陽本人在政治鬥爭上也不是很成熟，尤其是黨內鬥爭，不是「雄才大略」者也!
以上嚴,鮑的瀆職和趙的不成熟，不僅使他們個人蒙受了極大的損失，而且是坐失良機，喪失了一次千載難逢的改變中國命運的好機會。
由於嚴,鮑運籌失當無能，沒有真正的策略頭腦和對局勢冷靜的正確的分析，不僅使得黨內改革派和社會民主派遭受到巨大的損失，而且還造成了頑固派的猖狂反撲，最後竟然給前蘇聯KGB的遺毒份子江澤民拾了個便宜。
用當初改革派的話來說是：幫倒忙。
最大的問題是毛氏文革派利用一般民眾的不滿情緒，陰險地躲在大學生們的民主的口號後面向鄧小平的改革進行猖狂反撲；以陳雲,王震為代表的蘇式法西斯派也不動聲色地暗中兩面搗鬼從中謀利，他們早就想把老鄧擠下臺了，只是「理由」還不夠充分，這一回找到機會了。
局勢非常複雜，你們看到了這個「偉大的黨」黨內搗鬼的一貫的鬼把戲了嗎?那些報刊雜誌,電臺,分析到了這個問題了嗎?嚴,鮑,方看到並仔細分析了嗎?
毛氏文革派借用民主運動的口號和機會向鄧氏的改革反攻，若干的一般的民眾也不分好歹地跟在裡邊起鬨，重玩毛在一九四五-一九四八年的表面高喊民主自由，實質準備建立蘇式法西斯制度的卑鄙欺詐手腕，這個問題請問你們誰在論文中提到了嗎?你們看到了這種鬥爭的嚴酷性和隱蔽性了嗎?
一句話,你們缺乏更深刻的分析能力。
「打倒官倒」這個口號是錯誤的，至少是不策略的，你們認識到了嗎?趙大經，鄧家兄妹發那一點小財，有什麼了不得？你們的眼眶子太小了！
你們分析了當時中國大陸的各種政治力量派別的情況了嗎?認真而深刻的分析了中共黨內的各個派別以及他們之間的關係與力量了嗎?``````。
你們進行了一般的兵棋推演了嗎?-敵我鬥爭弈棋分析。
沒有，恕我直言你們根本就沒有這種能力或思想準備，實質上方勵之等人主要目的只是想建立一個"高自聯"而已,根本沒有"還我河山"的豪情壯志-小家子氣太多。
還有不少的人是本著小市民的嫉妒思想或眼紅病心理來反對老鄧的改革。在「六四」之前，有少部分從監獄勞改隊釋放出來的一些人，開飯館或開服裝店發了一點小財，「六四」的那些「革命群眾」居然認為這也是鄧的「錯誤」？！他們居然認為在機關單位工作的人應該比別人「高」一點，應當先由在所謂「機關單位」工作的人發財……這也是相當數量的人對鄧小平不滿的原因之一。（無知又齷齪）
若乾大學生在政治上非常幼稚，北京的若乾大學生是希望用「良心」來感動「他們」，而我遇到到的那個川大研究生則幻想利用陳雲去限制反對鄧小平```````簡直是荒唐。
六四中還有許多毫無頭腦的不滿的論調：「十億人民九億賭,還有一億在跳舞。」九億賭,一億舞又有什麼不好呢?越賭越舞才是好，只有又賭又舞垮的才更快!「舞破中原始下來」既然如此,那還為什麼要批判賭和舞呢?讓「他們」在又賭又舞中快點垮掉不更好嗎?君不見趙高與秦二世的遊戲嗎？
由此可見，你們實質上只是一群簡單而平庸的的不滿份子而已，既無政治分析能力亦無策略水平，更無戰略眼光；毛澤東就喜歡利用這種不成熟的社會力量，謂之「革命群眾」—實質是社會庸眾及社會「混子」和「痞子」的聯合混合群體。
對錯誤和缺點的分析
1>運動的主導人物在政治上並不成熟，尤其是缺乏優秀的策略頭腦和深刻的政治分析力。我們知道當時國外媒體和<<美國之音>>將方勵之,劉賓雁,王若望稱之為三大精神領袖，當然從本質上講,他們都有一定的正義感和一部分民主思想，也同時具有一定的政治影響力的知識份子；但他們又都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政治角鬥士，用封建土痞子法西斯領袖毛澤東的話講，就是「缺乏長期的階級鬥爭的經驗」，所以運動一開始就喊錯了口號，(打倒鄧小平,打倒趙紫陽)這個錯誤的原因是由於缺乏政治分析力和受到文革派(包括留蘇派)直接或間接的影響而造成的。
而且在當時急於打倒老鄧的是文革派和留念「鐵飯碗」的人，陳雲當然也希望鄧下臺,由陳選一個留蘇派的代表人上臺，以此阻止改革，儘可能的多保留一些蘇式法西斯政治的影響，這才是問題的要害!
所以一開始民主運動就在某種程度上被毛氏文革派和陳氏留蘇派所利用，這兩派份子也喬裝成民主派在背後煽動，別有用心地喊出「打倒鄧小平,打倒趙紫陽」的口號，稍有一些政治經驗的人一看就知道這個口號是錯誤的，只能使「親者痛,仇者快」。只能無端地激化黨內改革派與民主力量之間的矛盾，而毛派和蘇派都在竊竊嘻笑，為他們的陰謀得逞而頻頻舉杯。
為什麼說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喊打倒鄧小平是錯誤的?首先改革是鄧小平提出來的，拖改革後腿的主要責任應歸咎於陳雲留蘇派和毛派殘餘分子(胡喬木等)，縱然打倒了老鄧，試問中共黨內的另外兩大派別—毛,陳兩派能贊成改革嗎?不管哪一派力量取代老鄧掌握全國性的政權都不會繼續改革，你方勵之考慮到這點了嗎?那除非是陳雲(留蘇派)或毛派重新上臺，陳派和毛派比鄧要壞的多(不是壞一點的問題，而是壞的多!!!),這兩派連最起碼的經濟改革都不肯干，還能指望他們搞政治改革?你方勵之有沒有分析這些問題呀?你們方先生,劉賓雁```````等等,那一夥人能有執掌全國政權的能力嗎?
說穿了,許多人高喊打倒鄧小平的真正原因就是因為在前期改革中有許多高幹子女確實發了一點財(官倒)，在眼紅病毒的刺激下,一個個雄赳赳的佩戴著老毛子的屍(像)章慷慨激昂地走上街頭````````，這到底是眼紅病還是民主?
你們反對鄧小平的原因只是出於對老鄧個人在經濟改革中出現的若干問題的簡單的不滿，而不是從更深遠的改革的戰略目標出發來審視鄧與改革的整體問題!
政治改革的主要障礙問題是在鄧還是陳?在鄧和陳之間我們應先打倒誰?可以說首先要打倒陳!!!-即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首先要打倒陳派(蘇派)並同時繼續打毛，(要年年打,月月打,時時打，毛派怎樣打人,我們就怎樣打他—以毒攻毒)才是唯一正確的策略。鄧小平即使不是自由民主的真正的朋友，也決不是自由民主的第一號敵人；中國自由民主的第一號敵人是毛澤東!是毛氏文革派和陳雲(史達林主義)派!
那末，可能有人要問：依你所說,這場以學生青年,知識份子為主導的民主運動應當以怎樣的方式來進行才能取得最佳效果呢?
根據當時的歷史條件來看，最好的辦法就是首先接上一九八五年高呼「小平,你好」的那個「茬」，不僅不提打倒鄧趙的口號，反而高呼堅決擁護鄧小平的改革，支持趙的深化改革的口號；同時又大聲疾呼「堅決要求公開批判史達林毛澤東的所有錯誤,以便進一步推進改革」，還可以再提出諸如「清洗四人幫的殘餘勢力」「把妨礙改革的陳雲,李鵬等人拉下馬」```````
從策略上講,首先攻擊蘇式社會法西斯主義，高喊批判史達林的錯誤，併進一步提出批判毛的錯誤，決不直接喊叫打倒鄧趙的口號，但一定要喊打倒陳雲李鵬等人的口號，以此迂迴進擊；如果一開始不喊打倒鄧趙的口號，只喊批毛和史達林的錯誤，並大喊堅決支持鄧小平將改革進行到底```````等等，那廻旋的餘地就要大的多!老鄧也未必一下子就會作出「動亂」的定性。
據說，六四之前方就給老鄧寫過信，大概老鄧沒理方，方就以老鄧為目標了—這其中肯定還有其它的各種不同派別和目的的人物在背後攛掇；以我看方校長至少在某種程度上被其它的政治派別利用了—當然方不一定好意思承認，但不承認不等於不存在—有時間或有條件的人可以去調查一下，看看方校長當時和哪些角色來往，這些人在文革前後又是什麼樣背景的人？？？
是不是那些自稱是什麼文革中的「人民文革」的東西？這些人反鄧最起勁—社會下層的毛氏文革份子。（亦即「人民文革」份子） 「 文革」中所有的造反派都不是好東西—不管是那一派！根本不存在什麼「人民文革」—都是毛的狗！
筆者今年六十一歲了，完全有資格說這句話！文革我是全程經歷者。
應當說句公正話，鄧小平的若干改革是受到陳氏蘇派和毛氏文革派的聯合壓力而不得不後退的。舉例來說：原中共中央高級黨校的阮銘先生在BBC上所說的一些事情是基本可信的，即一九七九年春,北京民主牆運動時，有很多民辦刊物,當時鄧小平已準備讓步，同意其登記合法出版，這無疑是鄧小平在政治思想,文化新聞等方面向民主化邁出的極重要的一步。但立即遭到黨內的另一大佬—蘇式法西斯的代表人物陳雲的堅決反對，為此,鄧不得不後退。因此北京的西單牆民主運動遭遇到極大的挫折，這一事實也從客觀上說明瞭許多事情不能單方面責怪鄧小平。
如果認為鄧當時能和陳決裂，那可能是一種政治上的幼稚的看法，在黨內鄧的實力未必比陳雄厚，我們的策略應當是幫鄧打陳(不管鄧是否同意)這才是正確的做法，而六四恰恰是幫陳打鄧,(至少是在客觀上)這純粹是自以為聰明但實質無知透頂的愚蠢行為。
中國的民主派應當充分認識到中國民主的最大障礙是毛派和蘇派，如果六四在抬高鄧小平的改革的鑼鼓聲中開場，以打擊毛派和蘇派為突破口，再高喊支持鄧小平改革的口號，那文章就要好做得多，鄧小平即使不是很願意接受這種「推動」，但也可能不會徹底反對，這種方法在古代的名詞叫「清君側」。
2>「打倒官倒」的口號是完全錯誤的行為，應該看到官倒是封建社會法西斯主義走向徹底崩潰時出現的一種固有的社會現象，關鍵在於中國必須完成第二次原始積累；中國的第一次原始積累在1946-1948已基本接近完成，但被中共的所謂「革命」破壞殆盡，中國資本元氣大傷，如果沒有資本階層和中產份子，則中國的改革永遠不能成功。既然如此，長痛不如短痛，至於在這個過程之中由誰來發財，那不是主要的題目。(誰搶到機會就是誰的—歷史就是這樣的無情)因此從戰術上講不僅不應當反對官倒，反而應當加強官倒!!大中小倒一起倒，徹底倒光徹底拉倒。
從某種意義上來講：徹底倒光之日，就是重建中國民主之時!
你們根本沒有看到官倒現象裡邊所隱藏著的更深層的政治-經濟的意義。
要知道，在這樣的歷史時期愈是反對官倒，毛式封建法西斯就愈能在垂死中掙扎延長，毛派和陳派都想借用這個口號來對付鄧，尤其是毛派更想藉機報復，所以當你們在六四運動中，自覺或不自覺的喊叫打倒官倒的口號時，你們已在某種程度上被以上的毛、陳兩派所利用，只是不好意思承認。
3>在運動中自始至終都沒有喊過打倒毛的口號，這是最大和最嚴重的錯誤之一，也沒有對毛的罪惡進行過任何公開的揭露和批判。對此必須嚴正的指出：貪污腐敗,官倒和社會風氣沉淪到整個中國大陸社會都是以奸詐無恥為榮的地步,這是毛的封建法西斯專政所造成的嚴重惡果，英國有句名言：絕對的權力絕對腐敗，毛澤東正是這種絕對權力的製造者，試問為什麼不批毛？
在毛統治時期，中共幹部和毛自己的腐化特權是不是腐敗?
女青年的初夜權是農村上調和入黨提幹的通行證，這是不是賣淫?
改革只不過是把這些荒淫的特權轉化為直接的公開的金錢交易關係罷了(其實還比以前公平一些)，把這類問題歸咎於改革本身，這不僅是政治理論上的無知表現且又是重大的不可原諒的理論錯誤。
鄧小平以職業政治家的眼光在開始就看出了文革派和陳的保守派在利用學生的民主熱情來反對他，因此鄧說「六四」是動亂，不能排除這個原因。而毛氏文革派和留蘇派也的確有借刀殺人的目的—借學生的民主之手打掉鄧，結果民主派和學生遭到血腥鎮壓，而鄧小平也不得不黯然辭去軍委主席的職務，民主派改革派兩敗俱傷，毛氏文革派陳氏留蘇保守派一齊哈哈大笑,拍手稱快。
更重要的是由於對毛的批判不夠，毛的陰魂不散。在八九民運之前,毛的殘餘勢力已經蠢蠢欲動，一九八八年春之後，北京就一度出現相當一部分人佩戴毛的殭屍像章來反對鄧的改革，對這種危險的信號,你們至今沒有任何認識!這是政治風暴即將來臨時的一種前兆，可悲的是民主運動居然需要佩戴封建法西斯殭屍的像章作為暴發的前兆!所以就憑這一點，「八九民運」「民運」這兩個字就要打折扣，既然是真正的「民主派」就不應當佩戴封建法西斯頭目的像章。
你們沒有真正的應有的政治敏感性!對這個問題你們不敢分析，證明你們內心有鬼！就憑這一點我就可以肯定你們不是真正的民主派！
4>狹隘的孤立主義，學生們太年輕，不好過多的批評。作為具有主導作用的方勵之等人只想建立一個<<高自聯>>來實現他們的「民主」，這簡直可笑!中國的自由民主，這樣的一個重大的政治問題，是不可能單獨依靠某一種力量來解決的。當然囉，也可能方先生從開始起就沒有想到會造成這樣大的後果，這就是我在前邊所說的：運動的效果遠遠地超過了發動者的原來的設想。
也可能是如<<讓縣自明本志令>>中所說的：此其志有限也!
5>民主派與學生的失誤還在於應當退卻的時候不退卻或陷於狂熱情緒的影響中從而無法命令自己退卻，當運動進行到五月二十八日時，(即同步大遊行結束後)實際已告一段落,高潮已經過去,稍有一些政治鬥爭經驗的人都能看到這時應當激流勇退，等待新的歷史時機再一次衝擊方為上策。學生青年固然是由於年青而沒有政治鬥爭經驗，作為具有指導影響力的方勵之和其他的知識精英們卻也拿不出什麼像樣的策略理論來說服學生，這就決定了青年學生的悲壯歷程。別的事小,最重要的是犧牲了一大批的最優秀的民主青年，這對民主力量來說是一個不可估量的損失。最近我在<<自由聖火>>上看到一個筆名叫「夢之魂」的人著文說不須要退卻,因為東歐蘇聯的民眾沒有退卻。
這個所謂「夢之魂」的人是一個什麼人,我不知道。但我根據他的言論就可以分析推斷此人如果不是無知之徒(和劉曉波,方勵之差不多的缺乏「階級鬥爭經驗」的)就是居心叵測的內奸!
我們要問一問「夢之魂」：你故意的拿別人去犧牲,目的何在?你怎麼不站在衝鋒槍前面去擋槍眼的?明知對方要動槍了還叫別人不要退,給衝鋒槍去掃,你想幹什麼?
你的目的我很清楚：拿別人去犧牲，自己好出名—以便到處哭訴，多麼醜惡的內心世界!
作為指揮官來說，首先要明攻守進退之道，在敵我力量懸殊的情況下，主動撤退,廻避決戰,保存實力,以待未來,這是最起碼的政治軍事常識。如果連「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這一點常識都沒有的話，就根本沒有資格談政治!
東歐蘇聯?中國是那樣的國家嗎?死搬硬套,禍國殃民!--中共就是亂搬亂套蘇聯和東歐的所謂「社會主義道路」把整個中國搞的人不像人,鬼不像鬼!
你們的水平太差了!
5>「六四」再次暴露了中國知識階層在政治上的不成熟性，失敗不是偶然的，而是整體的不成熟性造成的，這種不成熟性從歷史上來看早就存在。比如在二十世紀的三十—四十年代，中國的眾多知識份子和所謂「社會賢達」認為當時的國民政府還不民主還不自由,(其實國民政府要比共黨好的多，幾近歐美)於是夥同中共更加起勁地反對國民政府—開闢所謂「第二戰線」，其中有比較著名的所謂「七君子案」(是否七條糊塗蟲?)還有什麼朱自清```````等等；若干知識份子像中了邪似的或明或暗的幫助中共與國民黨政府作鬥爭，結果呢?中共一旦得手先搞掉胡風—來個下馬威—殺雞給猴看；接著反右文革，許多教授學者知識人士被逼自殺跳樓，勞改勞教流放(下放)者不計其數，家破人亡者比比皆是。(曾幫助過中共的「社會賢達」張東蓀，中共給他的回報是：滅門—父子三人全部坐牢。）)還有北京大學的馮友蘭與金岳霖二人在反右時相向而泣，還不敢高聲，生怕窗外有耳。
哭都不敢高聲哭，這是毛澤東給你們「新中國的主人」的待遇啊!想當初，身在福中不知福，國民政府那樣寬厚那樣民主還說不好,現在這樣好了。又如一九四八年不願去臺灣的馬思聰先生，在文革中被紅衛兵匪徒逼其啃地上的青草，謂之曰：你姓馬，馬應吃草!受此奇恥大辱，馬先生乃幡然悔悟，終於捨命逃出中國大陸，先到香港後去美又至臺灣。(先不肯去，最後拚命逃著去)
再看今日「六四」之中，又是首先提出「打倒鄧小平」「打倒趙紫陽」，這實質是在新的歷史環境中重複以前的錯誤行為。應當首先提出「堅決批判斯大林,毛澤東的晚年錯誤」「打倒封建份子」「堅決支持改革,堅決要將改革進行到底!」```````等口號為第一口號，首先把斯大林當靶子打,從策略上來講更有利一些，打了斯大林就等於打了毛澤東，打了斯,毛就等於打了陳雲,王震,胡喬木這一夥``````也就是打了文革派和蘇式保守派。深化改革的最大障礙就是來自於這兩股反動勢力,只要打倒了這兩派,不愁改革不向前進，沒有這兩股"左禍"硬拉住老鄧，問題就要好解決的多。
再說，老鄧重新上臺才幾年?這副爛攤子從根本上來說是毛的封建法西斯主義搞壞了的，整個下流的封建法西斯制度是毛一手造成的，試問：是應當先打倒毛呢還是先打倒鄧?此外中國的許多知識份子有一個明顯的劣根性(也是國民的劣根性)欺軟怕硬，喜歡作奴才!毛澤東是百分之一百地迫害政策,其手段之殘忍與無恥為斯大林希特勒所不及，反而大家都「老實」，不少人還積極的相互殘殺以獻媚取寵。鄧小平稍微放開一點,便都來打倒人家，這和當年對待國民政府的態度又有什麼兩樣?
相當一部分的中國知識份子和各階層的人士(不是全部)應當從二十世紀三十年代開始一直到「六四」前後為止作兩種對比,捫心自問：到底誰對民眾更寬鬆更自由更民主?不要敵我不分,在嫉妒和看見別人發財就眼紅的心理支配下自作聰明地亂起鬨!更不可認敵為友或存有不可告人的孬種心。
中國知識份子的楷模是胡適先生和張大千先生。不管中共怎樣威脅利誘,一概置之不理，大千先生乾脆畫了一張荷花出水圖以回答毛的所謂「邀請」，巧妙而高雅地刺了一下毛。胡,張二先生不僅在學術上各有不同的偉大造詣，而且在政治上也都非常成熟，他們兩憑著自己成熟的政治智慧避開了中共和毛的迫害—這才是真聰明,大聰明!
現在就看你們能不能反省自己了。剛剛看到丁子霖的報導,更證明了我的判斷是正確的,這個被余傑稱為所謂「天安門母親」的女人，實質是站在毛派的立場上來反鄧的，這是一個典型的假民主派份子。
關於力量的分析
參加「六四」的各種社會力量也同樣的是非常複雜，要想能比較正確的認識六四的問題，就必須對社會的各種參與力量進行較深刻的分析，那麼當時有哪些社會力量積極的參加和支持了這場運動呢?
1>受西方先進的自由民主思想影響的知識份子和青年學生，儘管真正意識到這一問題的人在整個知識群中不多或可以說是很少，但他們是整個運動中的最優秀的群體，是主流代表；沒有他們的這種現代民主意識，整個運動就黯然無光。
2>自毛共統治大陸以來，使盡各種手段玩弄,愚弄下層民眾，幾十年來,各階層的民眾看透了毛及毛共的邪惡本質，他們認識到,如若不鏟除毛及毛共這個歷史的怪胎就不可能得到真正的解放，這是民眾中具有較高度覺悟的人。不過這種人也不是很多，但這一部分的民眾畢竟是最先覺悟者，天使先知覺後知，沒有他們，其他的群眾就不可能前進一步。
3>大量的各階層的各種色彩的民眾，據以不同的原因而產生的共同的不滿.他們或上或下,或左或右,有些飄忽不定之感；高潮時積極參加,低潮時一鬨而散，實在不行了就自稱「上當受騙」了。通過這麼多年的人為的政治運動,相當一部分民眾已經認識到共產黨不是個東西!這種「上當」的說法也是此類不滿思想的略帶一些灰色幽默的反映，他們屬於有一定思想水平的跟風支持者，約佔百分之十到百分之十五。
4>最可笑最可怕也是最具有諷刺意義的是這樣的一部分人也來反對鄧小平了，他們人數頗多，他們是毛的最積極的追隨者—同時又是是民眾中最消極保守最無能又最會「混」的群體，不過他們並不要求什麼民主，也不想懂得什麼是民主，他們與前面所說的那兩部分群眾完全不同，他們只想依附於某一個政權或政治集團，有一個半飢半飽的鐵飯碗捧著就行。他們沒有真正的思想,也不想進取，但卻善於嫉妒和眼紅；他們不願或根本沒有能力看到社會在前進的過程中必然要發生兩極分化，他們對改革過程中所發生的種種醜惡現象不是從現代西方文明的角度出發去反對，相反,他們希望社會倒退到老毛的封建法西斯主義的時代去，這樣他們的那種依附性就可以得到最充分的發揮並可以永遠地充當光榮的奴才。
不要小看了他們，他們的這種封建小生產者的眼紅和嫉妒的情緒(仇恨)，在某些特定的歷史階段可以變成一種極其殘忍的具有空前破壞力的瘋狂力量。這種嫉妒眼紅瘋狂而又殘忍的破壞力，正是他們的偉大領袖毛澤東在歷次爭權奪利的運動中屢屢獲勝的看家法寶!
比如：我在一九八九年「五一」前後，曾和一位南京大學的高自聯的頭頭談過文革和官倒的問題，對文革他看的比較正確``````是毛利用民眾云云``````。對與官倒他引用了孔子的一句話：「不患財之寡也，而患財之不均也。」這種見解就錯了，我當即反駁道：「孔子這句話是錯誤的，正是這種錯誤的儒家思想阻礙了中國資本社會的發展，資本必須積累！」此人在大學生中還算是比較敏銳的，我講完之後，他若有所悟的點了點頭。
那一位四川大學哲學系的研究生因參加「六四」被開除，一九九0年我問他為什麼參加「六四」？他的回答是因為心理不平衡—典型的眼紅病份子—這就是中共哲學研究生的水平，這種心理不平衡的人都是一種反動勢力。
此類「群眾」在「六四」的人群中幾乎佔了百分之六十到百分之七十。
5>毛氏文革派份子，這是一股最邪惡最下流的勢力，一九二七年就有人送給他們一個最貼切的雅號：「痞子運動」!他們的特點是狹隘凶殘,善於破壞挑剔,狡賴多變，他們本身沒有任何一種真正的理論，但卻能半生不熟地摘取一兩個馬列邪教的名詞來胡亂吹噓，以便煽動前面所說的那部分既無能又喜歡嫉妒的群眾，他們是中國五千年來封建社會中長期匯聚的血污腥臭，塵垢渣滓，邪氣毒蟲中蠱化而出的人妖怪胎，其最高級的代表就是毛澤東!
他們表面假裝贊同民主自由(這一招他們早在1945-1948就玩過),並利用民主派在政治鬥爭策略上的幼稚性，促使民主派和青年學生喊出「打倒鄧小平」「打倒趙紫陽」的錯誤口號，以便達到自己的陰險的政治目的：做仇人的是民主派和知識份子,青年學生，打倒的是黨內改革派；而毛的文革派至少在某種程度上報了1978-1980的打壓清洗之仇，甚至大有復辟之勢，妄圖將中國拉回到毛式封建法西斯的制度之下。
6>暗中使勁，表面上裝正經,坐山觀虎鬥，等著坐收漁人之利的蘇式法西斯保守派，這類保守派的代表人物陳雲,王震等人，又名史達林式的法西斯主義。此輩極端殘忍，但表面十份正經,假裝斯文，不像毛派份子張牙舞爪，但內裡陰毒過人。他們暗中支持毛氏文革派對付以老鄧為代表的黨內改革派，同時又借用鄧氏改革派的力量打擊毛派及其他反對派，以便繼續維護法西斯獨裁體制和保持特權地位。
這幾種前進的和倒退的，民主的和封建的，激進的和保守的，中間的和頑固的，一般平和的和陰險毒辣的……社會力量，在一九八九年這個特定的歷史條件下相當自然地奇怪地糾合在一起向共產黨內的改革派鄧小平趙紫陽等人發起了進攻，結果是民主派與黨內改革派兩敗俱傷，毛氏文革派和蘇式法西斯派一齊哈哈大笑，他們終於暫時的在某種程度上得逞了。
可以說「六四」運動是一場起因非常複雜的運動,，運動的複雜性是由於中國歷史的複雜性所決定的，其參加運動的社會力量成份也極為複雜，正是因為有以上的複雜性，所以才會在最後的階段出現難以控制的幾近混亂的場面，以至於不得不走向悲壯犧牲的結果(當然這也包括中共安全部的特工的搗亂)。「六四」的全部意義主要在於還有一個籠統的自由民主的口號，假如沒有這個口號，那就是毛派的眼紅病份子要打倒改革開放中先發財的一部分人，所以才反對鄧小平，僅此而已，別無新意！
簡論幾個人物
對於「六四」運動中的若干名重要的人物必須逐一進行分析評述，這樣才能更有助於認清歷史的本質和內在聯繫。
1>鄧小平，請注意這裡不是評論鄧的一生，而是只談鄧在「六四」前後的若干問題。
一九八五年當大學生打著「小平,您好!」的標語上街的時候，這是鄧一生中政治生涯的頂峰，無論是從個人名望或改革的初期成績來看,鄧的政策都獲得了相當的成功。在一片「您好」的口號聲中鄧及其幕僚都陶醉了，他們忽視了,他們沒有看到幾千年來隱匿在民族劣根性中的嫉妒和眼紅的蠱毒又將開始發作，他們沒有深刻地認識到毛氏文革派和陳蘇派都對改革不滿，且時時準備反撲!
他們尤其忘記了，這時恰恰是應當將「革命進行到底」的大好時機，即在此種條件下發動一次「清黨運動」，即使分裂也在所不惜。因為雖然在1979年查辦了四人幫，但各地各級各部門的四人幫毛派份子遠遠沒有肅清，文革的惡劣影響也未從根本上掃除，這些影響和勢力(包括陳氏史達林派)為六四事件埋下了種種禍根。
這些各種不同的假左勢力利用學生的民主熱情和民眾的不滿情緒推波助瀾，將運動引入歧途，造成了不應有的損失。如果鄧在八五年借用學生的熱情和知識份子的力量對上述勢力採取大規模的掃蕩，那鄧在一九八九年就會主動的多!
這裡還有一個極重要的問題必須加以表述：那就是蘇聯改革解體的成功與當年赫魯曉夫對史達林及史達林主義的公開而無情的揭露批判是分不開的。初看起來這是「馬後炮」，是理論文章報刊書本上的勝利；但理論上的勝利必然會導致實踐上的勝利，舊蘇聯法西斯政權一夜之間解體,既是民主自由的勝利，也可說是赫魯曉夫主義的徹底勝利。
悲劇在於老鄧沒有赫氏那樣的勇氣去揭露批判毛賊的罪惡醜行，有人認為這是由於中共沒有列寧式的領導人所致，其實不盡然。這裡面還有兩個原因，一是中共的對立面國民黨當時還有一定的力量，二是中國的封建思想太深，不願公開批判毛，也是儒家「為尊者諱」的封建奴才思想的反映。鄧小平即使是改革者(僅指中共黨內而言)也沒有能打破這個思想枷鎖,，這兩個原因造成了鄧在此問題上的徘徊不前，逆水行舟，不進則退，最後的結果就是六四時的被動局面。
一九七零年，毛賊與所謂美國友好人士斯諾的談話中曾提到「斷然粉碎這個黨」的問題，毛為了個人爭權竟然連自己本黨的利益都不顧，斷然攪亂粉碎這個黨，以便重組一個更有利於自己獨裁的黨。但鄧小平卻沒有為了更好地進行改革而對這個封建黨加以較徹底的清洗與整頓，這不僅顯示了封建奴性和其它關聯行為對鄧的束縛,而且還表現了鄧作為「改革總設計師」來說缺乏更深刻的戰略眼光，鄧及其幕僚看不出毛式共產黨早已成為鄧式改革的絆腳石這個更深層次的問題。
因此，從現代政治家的角度出發，鄧只能是第二流的政治家；注意：這並不是說毛就是第一流的政治家—毛應當是第一流的作惡家和害人家。
2>趙紫陽,缺乏第一流的大政治家的魄力,勇氣,手腕，也缺乏相應的任人用事的水平。在就任總書記以後沒有能在自己的周圍建立起一個具有膽略的幕僚(謀士)圈子是他的一大失誤，這個失誤造成了趙日後在「六四」中幾乎陷於手足無措的境地而招致失敗。趙過份地依賴了過去的官僚機構，趙的周圍盡皆平庸之輩—包括嚴家其,鮑彤從實踐來看都是庸才而非奇才!
六四事件對於高級政治家們來說此乃天賜良機是也!正是玩弄政治手腕大展鴻圖的大好時機，易曰：「君子豹變，大人虎變.」此時變正當其時！
趙應先裝出一副「極左」的姿態來支持鄧，從朝鮮回國以後立即發表一個支持老鄧的聲明(講話)，內容越慷慨激昂越好!以表示自己的「階級立場十分堅定」「黨性原則極強」，在解決學生問題的過程當中要盡量地配合老鄧，以便在這一過程之中取得更多的信任和攫取更多的權力—主要是藉機接下「軍委主席」的寶座，等到把上述的事情基本放平以後，再把臉一抹，發動一次突然襲擊……，運作如下：
首先在<<人民日報>>上發表評論或社論,指出「六四」產生的原因是文革毛派和蘇式陳派反對阻礙改革並在幕後煽動學生和群眾所致，這篇文章不必經過鄧小平就發表，因為鄧小平是否有勇氣與這兩派徹底決裂還是一個未知數；這樣就把矛盾轉移到文革與保守二派身上，如此一來,可以想像的是此文一旦刊出，不啻如暴風雨之後的震天驚雷，對那兩派肯定是一個沈重打擊，並趁此機會大力清洗這兩派人馬。當然此時的老鄧肯定會有「不通過我」的想法，但也不可能完全阻止趙，因為畢竟在此之前趙已支持並幫助了鄧—關鍵是接下軍委主席的職位後再動手!
施展這種左右開弓的辦法，肯定能進一步鞏固趙的地位並贏得這場改革之戰的主動權，與此同時把社會不滿情緒的這股禍水引向毛派與陳派，並假借這股禍水的力量來為自己的政治主張開路!
這才是高招，只有這樣運籌才是真正的政治改革家的大手筆!趙不需要也根本沒有必要與鄧公開對抗，更不必說什麼把趙大經送給人民審判之類的廢話，因為這類廢話實質上是迎合庸眾嫉妒心理的一種不必要的軟弱的表現。
「順從民意」要看什麼民意?真正的政治家不是簡單的順從民意，而是鼓動民意,使用民意，引導民意摧毀敵對勢力這才是真正的政治家，劉曉波先生懂嗎?
順便問問劉曉波先生：對當年北京地區那些掛起毛屍像章來反對鄧的改革或對鄧的改革表示不滿的民意，也要順從嗎?(因為劉在某一篇文章中說，趙順從民意就是好的)我們需要回到毛時代嗎?
可以說用毛來反對鄧是反動行為，鄧與毛相比，鄧是前進者，那怕是前進半步,也還是前進了。
劉曉波先生：我們需要順從反動的民意嗎?
趙與鄧的公開分歧嚴重地削弱了改革派的力量,反而從側面增加了毛派,陳派的力量，這才是趙作為總書記這樣高級職務的人不應犯的政治大錯誤。當然趙的周圍沒有一個得力的謀士圈子，也是一個極其重要的因素。正如淝水之戰後,苻堅痛哭道：使王景略在,吾斷不致有此之敗!
「江流石不轉，遺恨失吞吳.」此事嚴,鮑二人要打板子!
「聯吳拒曹」在「六四」前後對於趙來說就是聯鄧打毛-陳派。當然為了實現這一策略,在此過程之中也要適當地收拾一下學生運動—捨卒求勝是正常的歷史策略，這是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唯一的正確的策略選擇。
3>嚴家其,鮑彤，官位也不算低，不僅是中共的所謂「高幹」，且在當時來說是接近權力中心的人物，也可說是趙總書記的幕僚長或高參，但實在不敢恭維，只怕是小才大用!前清重臣胡林翼在<<撫黔書牘>>中說過：「此輩貌似有為，其實無能。」
作為高參謀士軍師歷史上有姜太公，張良，孔明，劉伯溫``````等都有重大的建樹；個個都是運籌帷幄，扭轉乾坤，巧計破敵的經綸之手，而嚴鮑二人作為高參助趙卻連一條像樣的好主意也拿不出來，反而把趙總書記保下了臺，可笑也夫，可恥也夫!(瀆職罪?)最後竟然跑到BBC上去哭鼻子說：「我們沒想到他們會這樣做。」這純粹是一個小市民的語言，說這種話太沒水平了。不要忘了你們是 總書記的高參啦？！你們應當想到，想不到就沒有資格當總書記的高參—尸位素餐。
重要的是在趙尚未回國之前，嚴,鮑二人就應擬定上,中,下三策,(注意：這是嚴,鮑二人的份內職責)以供趙回國後研究採用。上策就是建議趙一回國就應立即發表極為堅決的「扶鄧演說」—中共稱之為「講話」，越激烈越好，堅決支持云云``````。下邊的操作，前面論述趙紫陽時已敘述過，不再贅述此為上策。
中策是不公開反鄧，但也不完全公開支持，模棱兩可，拖時間坐山觀虎鬥，以便坐收漁人之利!
下策則是參照當年盛世才二十四人拿新疆的方法，來他個魚死網破，以求絕處逢生。至於嚴,鮑促使老趙的「順從民意」的行徑，實在是一策也不策—送死去的!
盲目附和庸眾,無原則地所謂「順從民意」是政治上無知和淺薄的行為。
借用前中共中央黨校校長黎澍先生的話講：群眾是站不起來的。
4>方勵之，一介書生，天體物理學者，有善良的民主願望，頗有些小精明的個人政治手腕—鑽入中共並升任大學校長。但此人沒有政治上的雄才大略，也無謀士式的策略水平，首先是在開始時就沒有喊出有策略水平的政治口號，對準黨內的改革派喊打倒— 是被人利用,還是本身份析能力有限?接著在廣場的進退中又指揮不當，造成進退失據,犧牲慘重，方先生不能說完全沒有責任!
其次，小家子氣十足。在八九年五月下旬運動已到了強弩之末的關鍵時刻,方還指派其太太李氏對學生們說：「不要和其他的運動力量聯合，我們不被任何一派所利用``````我們只要搞我們的高自聯``````。」真是可笑，你認為你只搞你的高自聯人家就不鎮壓了嗎?這恐怕是一種政治幼稚病的幻想吧。
在這種幾近無知的思想的指導下，高自聯的最後歸宿定是失敗。在政治口號上和部分思想意識上早已被更陰險更狡詐更有政治經驗的毛,陳兩派所利用，還說不被利用，(至少是一種無意識的被利用—你們什麼也不懂呀—但又不好意思承認)怪不得中國古代有句俗話說：秀才造反,三年不成，看來原因有在於此。
須知民主運動是一場重大的政治革命，而政治上相互利用是一種經常或正常的情況，恐怕世界上還沒有出現一個一點都不相互利用的政治家。
方先生又說共產黨太強大了``````。方先生的這種小兒之見我看不必再宣揚，以免誤導他人!
不是共產黨太強大，而是你們自己太孬種。不是毛澤東太高明，而是你們自己太無知!
記得清初朱彞尊有這樣幾句詞:
"十二園陵風雨暗,響遍哀鴻離獸.舊事驚心,長途望眼,寂寞間亭堠.當年鎖鑰,董龍真是雞狗!"
此種水平的人物怎能對得起"六.四"中死難的學生青年?
5>劉賓雁，正義感強烈，有良心的記者作家，有一定的民主意識，但對於社會發展的根本規律認識不清，劉曾在美國的一次演講中說過他曾經參加中共的原因：「當時是抗戰勝利後，大家都盼中央，對於共產黨也沒有什麼相信不相信，但後來物價飛漲，街頭賣兒賣女，這以後我才參加了共產黨``````.。」要知道社會的發展，尤其是大戰之後社會發展的過程，兩極分化甚至是非常艱難的生活狀況是不可避免的一種社會發展過程。僅從這一點就去反對國民政府，擁護中共的反叛暴亂是非常無知且輕率淺薄的行為，妄想完全避開這個歷史階段也是一種庸人的幻想！劉本人和當時相當一部分參加中共的人們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都是這種幻想的產物。
這類人都是在這種看起來善良但卻是違背社會發展規律的幻想或思想的支配下去反對國民黨的，這就決定了今後劉先生等人的悲慘的人生道路-被打成右派，遭迫害二十二年。因為當年這些在國民政府統治下賣兒賣女的人用香港人的話說就叫「人渣」，毛澤東就是利用這些人渣來替他鬧革命。劉先生雖然不是這種人渣，但卻誤入歧途去替這類人渣「革命」或是賣命？其結果必然是自投羅網！
順便說說：彭德懷，賀龍``````都是這類自投羅網的典型。
劉先生可作一個慈善家，正直的記者作家或評論家，作政治家不很合格。且聽說劉在臨終前還唸唸不忘他的「社會主義運動」……，我感到不解的是劉怎麼會還在懷念他的「社會主義」？是不是在中共的那個「社會主義」制度下的牢還沒坐夠？
我看劉在某些方面屬於張東蓀，王造時，聞一多``````之類的糊塗蛋。至於《爭鳴》說劉是什麼豐碑，本人不敢苟同！
請自由民主派的海內外的朋友們注意：凡是擁護，贊成，懷念，支持，幻想社會主義的人等，都不可能是真正的民主派！另外請你們注意，劉到死都沒有承認參加中共是錯誤的行為，就憑這一點劉就遠遠不如王若望！！！
再說劉參加毛共，助毛共反叛國府，以致毛共禍亂全國，這樣一個重大問題劉認識了嗎？懺悔了嗎？劉在後來被毛共迫害二十二年，也可說是助毛為虐的必然結果，正如彭德懷，賀龍，劉少奇……等人的悲慘下場一樣，都是助毛為虐的報應！
6>王若望，中共黨員中最徹底的覺悟者，一九九二年王先生到美國，一下飛機就大聲喊道：「我錯了，我過去相信共產主義錯了……。」大徹大悟，覺今是而昨非！佛家稱之為「成正果」。注意：這麼多流亡海外的「民主精英」，還沒有任何一人像王先生這樣坦誠的承認參加中共是自身的錯誤行為，所以我說王若望是大徹大悟就是這個道理。
王先生是唯一成正果的中共黨員，許家屯，李銳，郭羅基，方勵之，嚴家其……其他等等，在思想的覺悟程度上都不如王！關鍵是後面所提到的這些人物都還沒有覺悟到自己參加中共是一種錯誤行為。
7>王軍濤，陳一咨等人，此輩原是一九七九北京之春的老將，有一定的認識能力，但他們沒有看到在中國打倒鄧是沒有用的，要解決中國的民主問題是首先必須批毛批史達林主義，並徹底鏟除此二人在中國的影響，這個要害他們沒抓住。
其餘的高自聯的學生領袖吾爾開希，王丹，柴玲``````等等人物都太年輕，政治上尚未成熟，不必要評論。
「工自聯」有效麼？中國的工人階級是不成熟的階級，「文革」中的若干情況已充分地說明瞭當年「共產國際」的這一分析是完全正確的。在「文革」中，據說是十分「偉大」的工人階級被中國最優秀的流氓地痞頭子毛澤東所利用，分成兩大派互相武鬥，拿刀砍殺自己的工友。這麼容易的被一個並不高明的湖南土流氓所利用的階級，能承擔歷史的重任麼？
六.四以後的大陸民運
「六-四」以後的大陸，民主運動進入低谷狀態，雖然全國各地經常性地會出現一些小組織，但都未能成氣候。一直到「六四」十週年前後才出現兩個比較大型的組織—一個是中國民主黨，另一個是中國發展戰略研究會，前者的聲勢大於後者。民主黨有一定的民眾基礎，而研究會只侷限於一小部分自命不凡但實質平庸的中共中層知識幹部之中。
但民主黨人犯了一個極大的錯誤—公開成立的錯誤，結果被中共當局一網打盡，主要人員全部判了重刑，可說是損失慘重。
還有一個在北京成立的「中國發展戰略研究會」，其主要主持人據說是一個曾任過中共地委書記之職的方某人，對於這一部分人，中共僅逮捕了方先生一人就把這個「研究會」徹底摧垮了。
此外有一個美籍華人吳弘達先生成立了一個什麼「勞改基金會」，對此本人實在難以理解吳先生為何鍾情於這些刑事犯罪份子，本人建議吳先生將此基金會改名為「中國大陸政治犯援救基金會，這樣做恐怕對自由民主的貢獻更大一些。
其他的海外民運組織對中國大陸社會原則上沒有什麼影響，主要是缺乏民眾基礎。
展望未來及對海外民運的若干看法
今後約二十年左右是中國大陸即將發生巨變的重要時間段，其中十年以後到十五年左右為第一階段，十五年以後二十年之內為第二階段，在十年之內即使有局部地區或個別的動盪可以震動中共的反動統治，但還無法立即推翻中共的反動統治。
在十年以後二十年之內，中國社會的所有力量都將在這一段時間內重新分化，組織集結完畢併進行決戰，這次總爆發又將是一片屍山血海:憑君莫問中原事，二十年後血如海！
在這一片屍山血海之後，中國能不能建立起一個現代的民主國家那就看這二十年中民主派的努力奮鬥，《史記》曰：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於是高材捷足者先得焉。
請問海外民運諸君：座中誰是青田子？誰是高材捷足者？
現在的問題的要害是政權問題，理論宣傳是必要的，如果老是停留在一般的理論階段，沒有任何前進，那恐怕只能算是空談，空談誤國。
注意：若乾海外民主刊物網站編輯部裡就有安全部的特工！並再次提醒海外諸君：「六四」中從大陸逃亡海外的人員當中就有一 部分是表面偽裝贊成「六四」而內裡卻是奉命進行在民主派內部進行長期潛伏破壞的特工，這個明顯的問題，你們海外民運偏偏從來就沒有提出過或進行過任何一種形式的自我檢察，這又說明瞭你們的民運組織是何等鬆散或鬆懈！
如此鬆散或鬆懈的組織，戰鬥力從何而來？
有些人專門指望中共高幹會給他們什麼民主，這是奴才對主子的期望—當然，這也許大多數是特工的小竅門—引導你們去乞求民主。
現在又有一些人提出甘地的非暴力主義，此類提議者如果不是政治幼稚無知之徒，就是中共安全部的故作姿態的誘導，為什麼？因為甘地面對的是英國這樣的民主憲政的國家，所以甘地的非暴力主義才能收到「聖雄」的效果；甘地如果在中國的話，毛的紅衛兵的皮帶一次就可以把他送上西天，根本不可能在被打昏以後醒過來再遊行了—最大的可能是你永遠也醒不過來了—什麼主義也就都不存在了。
請問：已經永遠醒不過來了，怎麼再提倡那個什麼「非暴力主義」呢？
提出這種意見的人，至少有一部分人的骨子裡有玩藝—你是不是想把我們民主派的戰友送給安全部的特工打去？
話說回來了，如果中共政權是一個類似於英國那樣的民主憲政的國家那就是一個什麼非暴力的問題，離開英美式的民主憲政的前提去談「非暴力」那純粹是與虎謀皮！
中國的海外民運還不是很成熟，這種不夠成熟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缺乏成熟的整套的政治策略，二是缺乏真正的職業革命家和謀略家。許多表面上看上去十份風光的民主派人物實質都不是真正的符合質量的政客謀士，所謂「風雲際會」尚待時日。
再請大家注意一個問題：就是亞洲國家的民主過程有一個明顯的規律，凡是經過白色專制的國家或地區都能很快地進入民主政體，如韓國，臺灣，日本，菲律賓，泰國``````；而紅色專制的國家就很難或幾乎不可能產生這種有益的變化，目前也只有越南有這種可能或開端，其結果如何，尚難逆料。
是否白色專制是亞洲國家進入民主狀態的重要的或唯一的渠道？中國需不需要再來一次白色革命?
現在有不少人大喊營救王炳章先生，這個喊法不錯，但為什麼不去偵查出賣王炳章的叛徒或臥底呢？那些喉嚨喊的最大的，其中有的人（當然不是所有的）恐怕就是臥底或內奸！
反特務的問題：應先成立一個反間諜小組，你們到現在連一個反諜小組也沒有，叫別人怎麼說呢？
本文主要是談「六-四」，民運問題不是本文的主題，但由於「六四」以後，海外民運數量突增，所以順便說一說。
方勵之和「六四」高自聯的幾個頭頭，有幾個問題是必須向全中國的民主派或自由派人士作出解答，而這個問題你們一直到現在都在進行廻避，這個問題就是：
在高自聯頭目的會議上是誰提議將「三壯士」出賣給中共的公安局？
你們為什麼要出賣「三壯士」？
你們明知毛比鄧還要壞（壞的多）為什麼只反鄧不反毛？
你們現在對那次的出賣行為是怎樣認識的？有沒有反省的內容？
方勵之，王丹，柴玲，吾爾開希```````逃遁是不行的，你們必須回答，向中國的所有的自由民主派的人們回答！
可以說在中國只有徹底反毛的人才會是真正的民主派，一般的反毛派（如李銳，郭羅基``````等等）都不是真正的民主派。
現在你們的關於「六四」問題的研究的水平直到目前為止還仍然停留在展示血腥照片的階段上，至於吸取教訓，重整旗鼓，改變策略，``````等等，一概全無，看不到你們有新的具備戰鬥力的見解。
你們除了拿著血腥照片哭訴以外，還有沒有新的戰術？老是痛哭訴說時間長了會使人產生厭煩之感（《祥林嫂》式的訴說），你們從來就沒有提出來什麼新的戰略或戰術性的見解。
我總感覺到你們的水平還有待於大幅度的提高，太多了，需要提出的東西太多了！如果老是停留在目前的水平上，不要說拿政權了，就是把政權給你們，恐怕也掌握不起來```````。你們有沒有「運籌帷幄之中，決策千里之外」的能力呀？！
海外民運要想擔當歷史的重任，必須認真檢討自己，全面的提高自己，否則只有讓位給更能有所作為的力量或群體了。
可能批評的多了一些，但也可能引起更多的爭論，以便能達到更多的總結經驗，提高操作水平``````。
不能反省自己的人，就不能提高自己!
(此稿從一九九O年寫起)(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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