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沛:黃禍與紅禍(2)
我到了加州,只覺得晴空萬里,可當一位女友領我去老人公寓看她父親時,老人家告訴我,他到了加州後,才體會到「解放區的天是明朗的天」和「鶯歌燕舞」。我記得這都是中共的宣傳用語,但在中共的天下,年近七十的老人家作為醫生雖然不敢不擁護共產黨,但還是因講了幾句真話而被打成「四人幫的殘渣餘孽」坐了三年牢!他是到了美國才真正地嘗到瞭解放的滋味,才深感被中共欺騙了,因而十分反共,大讚《九評共產黨》。在「解放區的天」下,我還結識了一系列的同代人,他們多和我一樣都是八十年代,在中共被迫打開國門後爭先恐後地到美國留學的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生人。他們也像我一樣在嘗到了自由的甜頭後,就不願再接受中共的極權統治,即使難忘故土家園,也要想方設法地留在美國,其中之一還因此嫁給一個美國人,因為簽證要到期了。
而他們多半在獲得了居留權後,都幫忙把自己的父母兄弟姊妹辦到了美國,畢竟美國是移民國家。因此美國的華人越來越多,不用學英文,就能過日子。而這也讓美國華人不易認識和清除中共的「黨文化」,其中有個女同胞最令我驚訝。
我和她是在女友們借我在美之機搞的一個聚會上相撞的。三個女人就可唱一臺戲,那天坐了一桌(八個),可想而知有多熱鬧。我參加的各種聚會不少,但在德國多半都是只我一個華人,像這樣清一色的華人、清一色的中年知識女性是這次到美國後才經歷。
八個女人圍坐在一張擺滿食物的餐桌上七嘴八舌地暢所欲言,無話不談,包括黃色笑話,這也應該算是黃禍的一種表現。但我不反對別人講黃色笑話,畢竟這是我能躲得開的,而紅禍則不然,我想躲都無處可躲,所以只好硬著頭皮反紅(共),於是成了反共作家。
而在海外,反共是一種常態,只不過一般人不像我這麼旗幟鮮明。那天在坐的八人中就一個知道共產黨不好,卻還在為共產黨評功擺好,雖然她自稱信猶太教,要知道真正的猶太教徒無一不反共,因為任何宗教的真教徒都相信神的存在,而共產黨否認神的存在,所以真教徒必然反共。當我談到中共讓我們幾乎失去了受正統文化熏陶的機會時,她表示,她九歲就在父親的教導下學《論語》,我說這只能表明《論語》的巨大吸引力和她父親有膽識,畢竟這正是文革十年!而那位領我去看她父親的女友則告知,她父親在文革最激烈的時候還曾把她的名字改成了彤彤,因為她的原名有可能被人說成是在宣揚「慈悲為懷」的佛家思想,而「彤彤」則與中共的紅色宣傳步調一致。
八人中就這個自稱九歲學《論語》的同胞表示不能理解我反共,希望我要「中庸」。我回答曰,她既然從小學《論語》,就應該知道孔子誅少正卯的故事。我沒讀過《論語》,但我明白自古正邪不兩立,畢竟我讀過寓言《東郭先生》。
這位同胞雖然生活在美國,但她居然似乎不知道美國(民主國家)和大陸(極權國家)的區別,還說天下的烏鴉一般黑,在美國貧富懸殊也很大……難道她不知道在美國再窮的人都可以有尊嚴地活著,而在大陸再富的人,比如劉曉慶,都可能忽然被抓進監獄,在人權遭到踐踏的時候,也失去萬貫家財,就更別說像力虹這樣的獨立思想者了。
我雖然竭力想把我「六四」後上下求索得來的思想成果與大家分享,但她既然要固執己見,我能怎樣呢?她還反問我諸如「沒有了中共,中國怎麼辦?」之類的問題,我只能發楞,因為中共成立不到一百年,而中國的歷史有上下五千年,中共奪權後造成七、八千萬同胞死於非命,中共比中國歷史上任何一個政權都殘暴……而她居然會提這樣的問題!在坐的女友見我不能對答如流,要麼助我一把,要麼笑我沒口才,我則回答說,我只想讓人明白我的觀點和看法就行了,並不想去說服誰,畢竟我只是一名作家,而不是政客。
深夜,由開著英國車(Bentley)的女友送回住地後,主人問及我的經歷,我在講述過程中終於明白了為何中共現在允許自稱四歲學《論語》的於丹在中共的宣傳重鎮中央電視臺講授她的《〈論語〉心得》,因為她更不可能讀懂《論語》,只會像這位女同胞一樣藉口「中庸」,勸老百姓不要奮起反抗紅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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