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豐：區別專制與意識形態異化

2007-07-29 12:32 作者:孫豐 「社會民主主義是民主主義的繼承和升華，民主主義的資格比社會民主主義老」。這個回答已經足夠了：

繼承必須有被繼承的前件，升華也只能依附於一個升華主體，而資格是兩相比較之所根據。那被繼承的是本原還是在繼承的是本原？這就一清二楚：難道不是那個被 升華的在升華嗎？這樣，為證明「社會民主主義」的合法性而取的立論就無意間回答「孰個先、孰個後，孰個本、孰個末」，也就為「近道」給出了一個鐵定的標 准。是「社會民主義主義」和本人都能接受的標準。

這個標準就是－－知所先後則近道矣。

何為道？道即真理，近道即所言與所是的相符－－迫近真理。這一立論昭告：民主在先，社會民主主義做為繼承或升華在後。它就自明：在先者是本：本即本質、本 原，本當然先於後天能力－－人的主觀能力是形成並依附在本上。而任何主義都無例外的是主觀選擇－－也只有主觀力才能選擇－－可能力是後天。可見「社會民主 主義」只是用來實現民主這個本原的方法或形態。從而這一立論就自揭示：「社會民主主義」者所要的其實也只是「 民主 」，而非實現民主的形式或樣態，他們之所以堅持只是他們認為用社會民主主義這個方法論來實現民主更具可靠性，更有把握。事實上也只有民主才能被有理性的生 命所享受所把握，實現民主的方式只是社會才需要－－因社會是調節職能。

而我說：民主既是人際聯繫的一種天然品質，它本身就揭示它既是質，又是方法論，不需要任何意識形態的修飾。人類的歷史已證明：凡被意識形態修飾過的，實踐 上都沒給人帶來好果子－－教父時代，黑暗時代的價值觀是以神學為修飾，我們的國家則以共產理念為修飾，還有那些宗教名義的政權，如塔利班等等……都屬於意 識形態修飾，結果就都對人性發生了異化。

人性所以能發生異化，其原因是：意識本身就是質，就是有形態的：這個形態就是：是痛說痛，是痒說痒；有一是一，有二是二。對意識做形態上的修飾除了把它修到真值以外去，不會有好果子。它能不動搖，不歪曲意識就是「逼真地去反映」這個本質嗎？不歪曲才是拙拙怪事！

請不要勿視：做為社會民主主義典範的瑞典首先是三權分離制，「 三權分離就是普通意義的民主。三權分離的制度是實現決策的條件，社會福利原則是制度所貫徹的決策。從而證明瑞典或北歐國家重視社會福利這個做法並不是社會 民主主義所獨有，它屬於人性自然。社會福利這一做法表達的是什麼呢？不就是類的同情心嗎？只是這種同情心被落實為實際的互助罷了。社會民主主義者當然有權 採用它，可謝滔老不是也引證「美帝國主義」對之的興趣和某種程度的摹仿嗎？那麼人類間的同情就不是出自社會民主主義這個意識形態，而是來自天命的本性，只 是在沒形成出意識時同情心還不能被把握到。可意識又是不間斷進化著的，所以同情心的落實就總是與意識進化的水平相一致，相同步－－意識的進化處在哪一階段 同情心就伴以哪個階段的表現。在意識和經濟實力都達到某種水平的條件下就會採取與之相適的步驟。即便北歐人真實地意為他們實行的是社會民主主義，也僅僅是 他們的主觀認為，改變不了這個原則在事實上只是進化著的「人性表現」。何況瑞典還是個王國，按社會主義的原理王國與社會主義格格不入，王國條件下卻出現了 普遍的福利制這個社會主義的決策，這一事例證明實際的決策是一回事，用以貫徹決策的制度是另一回事－－證明普遍福利制度歸屬為人性（即人的同情心）和文明 程度（即主觀上覺悟到和客觀物質條件能夠達到），並不歸屬於某種意識形態。證明民主是生命的實際內容，而主義只是用來保證或貫徹內容的條件。

瑞典做為實例所支持的就是：人所追求的，也就是生命所需要的只是民主這個本質，而非民主的如何實現這個形態。只有在事關職能的方面才涉及到方法論或形態， 那只是職能所必需，社會是出於貫徹上的利便，而人卻是出於對生命本己性的滿足。社會民主主義只是社會主義範疇下的一種方法論－－仍然含有社會主義意識形態 的成分，它只是對馬氏社會主義在背離人性的方面做出某種人性回歸的修正，但並沒徹底回到人性－－若徹底回到人性它就直接表達為人性了，就看不到修飾詞，只 有完全刪去定語才是真正復歸人性。

考察我們的現實世界，幾乎所有國家的人權狀況都大大好於共產中國，包括我們同種同文同源的臺灣，難道這一事實還不足以使我們猛省：任何意識形態的限制都必 將歪曲人性本質或減弱民主的含量嗎？特別是在共產主義行將壽終正寢的今天，是對它取之以徹底的否定還是希蹊它發生向人性的歸復？這是民運所應考慮的。須 知：那社會民主主義的大討論還是建立在對共產黨走向開明這個希蹊上的，這是我們所以提出這一批判的根據所在。

劉國凱組建了社會民主黨，但那只是他個人和他的同仁們的民主理想。在這方面還有另一個人，德國的錢躍君，可以說他對這套理論熟悉到口若懸河如數家珍的程 度，這套理論和歷史的熟悉卻未必是我中華走出困境的鑰匙。社會民主主義於戰前在德國的嘗試，一是時間短暫，二是迎合了一戰後失敗民族的那種委屈、壓抑所刺 激出的特殊心理，在重新振作於世界的要求裡就隱含著相當的犧牲精神，具有特殊意識形態的痕跡。這是「主義」（意識形態）與民族心理特殊相符的例子。社會主 義的集權和集中方便了一個民族的重振訴求。並不同於我們面臨的時局－－中華是在飽受了意識形態極權的實際蹂躪後－－幾千年形成的文化資源被肆意摧殘、蕩 滌，已使倫理的憑藉發生了淪喪－－將「 我是人，人人都是人，因而我應始終遵奉‘人人尊重人人’」，這個人類行為的不變準則變成了：「 我想獲得，達到獲得就是我行為的唯一原則，只要我想要就是最高理由，就可不計手段地去實現」這種強盜的邏輯值。我們必須清楚二十一世紀的「經濟崛起著 」的中華還是心靈資源徹底淪喪的中華，我們所揹負的不只是遍體血肉模糊的硬傷，更沈重的是文化環境徹底禿廢這個民族精神的內傷。

戰前的德國和今天瑞典就都不可能充做我們效法的榜樣。還有，德國和瑞典在人口、面積上都不能與中國相比，看起來這是一個可直觀的差別，可一經進入實踐它就 變成了文化資源的差別：同一制度在它們身上表現為具體操作，是可直觀的硬性的指標，有較為明確的機械測度性，是處在形而下；但在我們呢，就複雜抽象為形而 上，在視覺所及的正價值背後往住潛隱著不確定的迷霧或深不可測的陷阱。

劉國凱和他的同仁們都不是對中共抱有不切實幻想的人，他們只是希望並致力於後共產時代能用社會民主主義這個方法論推動民主，做為政黨的綱領它也只意味著是 部分人用來吸引同道並在政黨內發生抗衡。這裡伏設著一個前提被日常經驗所忽略：它能不能成為決策得以政黨能否在競選中取勝為條件，取得這個條件後政權才合 法，所以做為政黨理念它實際上並不動搖社會天平的支點，即不傷及「我是人，人人是人」這個人類倫理，人類文化的唯一出處。與在下沒有歧見。

但「社會民主主義」的大討論卻是以對共產黨可以通過覺醒走向開明，以向共產黨進諫的異想天開為隱設。他們知直嗎？能走向開明的條件是：政權雖專制卻未發生意識形態異變，一個以意識形態為責任的集團的人性開明是不可能的。這才是我們所應予警惕的。因此我才提醒：

①社會民主主義不僅曾為社會主義所包含，而且它能從社會主義裡向外分離，就是因為社會主義的無法通行，不能通行才不得不對之做修正－－怎麼修正呢？那就是 對人類自然性做出某些妥脅，向人性復歸。既然部分或有限妥脅能給它以相對活力，請問為什麼不徹底的復歸人性呢？拋棄「為共產主義的遠大理念」，而只注重人 倫日用，仁義慈孝，要些不貼譜的遠大理想與七情六慾的生命何干係之有？

②更不應忘記：這種修正發生時社會主義還僅是個主觀幻想，不是事實的政權，不具有客觀機械力，所以提出某種修正與對社會主義的倡導都輕而易舉。因還沒出現 一個強大的，用霸的理論完成佔有的強人階級，無論去倡導去修正都不會有人心痛，沒有實際的利害。無人會為還沒出現的事實，沒發生的利害去擔責任，去做頑 抗。但是今天我們面對的卻是一個由持久的實踐所造就的現實的暴烈力量，人性異化的意識形態就固化在這個客觀的機械力量內，我們面對著的是一個強化了六十年 的極權階級和一種延續了一百五十多年的霸道文化及其貫力。且不說胡錦濤在個性上具不具有思維上的認知性（只有能認知，其決策才能走向開明），只考察共產政 權所陷於的處境就能判定它不具有向開明質變的任何機緣，任何開明都必定俠它陷入崩潰。除了推翻別無他途。所以有兩個問題需要我們做嚴肅思考：

一是人類在所有地方都是從專制制度向民主制度一路走來的，中國也是。人類中所有專制制度可曾造成過像共產主義這種專制的危害和災難嗎？不論具普遍還是烈度，如此普及如此深重的危害前所未有，這不僅是專制，這裡必定還有另一種機理。

第二個問題是：為民主獻身的鬥士們不僅要有獻身的不妥脅性，也要有不斷向自己發問的反觀精神，你自己得向自己回答：以胡錦濤為黨魁的這個共產政權名義上還 在施政，可它實際上還能施政嗎？還能行令還能管理國家嗎？遠的不說，六月河南電視臺揭露了山西童奴案，不僅引起了各界震驚，也讓全世界憤怒，胡錦濤、溫家 寶的第一反應當然也是自然人所能有的震怒和正義，也抱定了對之做鏟除的決心。但一旦進入實質的處理，他們便自動撒了氣，使該案不了了之，讓那麼多父母拭淚 坐嘆，讓國內國外的人痛罵不絕，難道他們不知道這將永載史冊，被十目所視，十指所指，受萬年唾罵嗎？難道他們不想青史留名嗎？不！可為什麼眼睜地看著它不 了了之？因為這個政權已陷在牽一髮而全潰的處境，真去追究就不是張富順、於幼軍下臺，而是整個政權的崩潰－－這個政權在事實上早已朽透爛盡，早被國人從心 中清除淨盡，任何的進退其前景都是立馬葬身一－－這政權是前後左右皆懸崖，無論做好事還是做惡事，只要它有所動，後果都是死，追究會讓他連十七大都開不下 去。所以不要指望在它崩潰前它還會有任何的舉動，它只能貫性在撐在原地，坐以待斃。

中國已處在這樣的機制鏈中：你建三峽，它就改變生態，迫使老鼠遷移（當然也有吃蛇這個原因），你滅鼠，就得投放大量藥物，幾乎得毒殺所有動物，鳥類、魚 類……乃至整個植被，就可能造成該地數年內環境失衡，不滅呢，老鼠多到連樹皮都吃，人都想吃。所以說不問中共政權主觀上有無做為的要求，事實上都不能有做 為了。旱，旱的人仰馬翻；澇，澇的房倒屋坍……四川橋剛塌，餘悸示消，福建橋又馬上相跟；這裡煤礦透水剛報案，那裡瓦斯又爆炸；甲省火車出軌警未除，乙省 又人車貨車兩相撞；食品中毒還在搶救，不合格出口商品退貨堵上門；A地湖死蘭藻正薰天，B處泊臭氣泡競相泄；醫藥造假致殘哭聲正悲，股市震盪一波又一波讓 人膽顫，相跟著物價飛漲百姓直瞪眼；滬上地頭蛇被擒市民喊冤未停，津門裡高官自殺官家地又震……圈地的衝突正向暴力相抗升，政協主席的炸藥案就石破驚九 天，這廂裡攜款外逃有追無捕，那邊廂梁步庭的太太就身躍黃泉；鐐銬一付接一付，丟腦殼的官員手把手兒牽，可貪污犯有增無減還是長江後浪推著前浪番習，反腐 的呼聲如同公主那鐵煽為腐助焰為敗壯膽……在全黨腐朽的康莊道上黨國的地頭蛇與強龍群英正會戰！

咱不妨自問自答：就算胡錦濤還有施政之心，還有中興之願，可這政他還能往下施？這興他還能中得起來嗎？面對此情此景，還去向中共呼政改，喊什麼黨內民主？ 說什麼只有社會民主主義才能救中國，這不是睜著眼織幻編夢又是啥？所以我說：一切以「社會」為定語的民主構想統統都是不著邊的夢幻，還是老老實實將出發之 點奠立到把共產惡黨全推翻。這是我所以對「社會民主主義」據守的批判。

不能說在大陸的國民政府是專制政權，因為它面對的情勢不許它還政民間，也不能說它不是專制，因國民政府也是一黨操辦。可國民黨不像共產黨，國民黨是一個真 正意義的政黨－－具有政黨合法性：它是以黨做為類存在的條件，它允許其他政黨，允許私人辦報，允許百姓罵娘－－這就是以黨為類，為自己存在的條件。它並不 要求國民去「為革命、為組織、為偉大的理念」，而是讓百姓七情六慾，日用人倫－－國民黨並沒創立出一套專門的意識形態套話，並沒有用意識形態的特殊原則來 重塑人的心靈，民眾依舊生活在人味人情中，拉的是家常，說的是人話。

這共產黨可就不只是專制，它是中國的唯一，它不是以黨為類，當然就不是在它應在的類裡，而是以民眾為活動的對象，它不對人負責，而是去對意識形態負責。究 竟是人在活還是意識形態在活？人的活是滿足生命還是滿足與生命性無關的意識形態？對人承擔責任當然就是對人的自然性負起責任，對意識形態承擔責任怎麼能不 成為人性的對抗？不造成人的災難？因為那意識形態既不痛也不痒，既不會抗議也不能示威，所以誰也不能從捍衛社會主義紅色江山這個出發之點裡發現鎮反、反 右……錯在哪裡－－共產主義所倫的那個理的根不是人的生命，而是與生命無干的特別意識。

國民黨是專制，但國民政權不在人性以外去建立責任，它比共產黨少了一個由對意識形態的責任所引發的人性異化。國民政府只有專制性並沒以一種特殊於生命的意 識形態做為極權的出發點。而且它團結和領導了全民族的救亡圖存，參入進保衛人類和平的行列。蔣介石先生就不愧為我中華的英明領袖和民族英雄，國民政府不是 建立在意識形態上的極權：新老國民黨都沒發動政治運動，既不鎮壓反革命也不打右派，沒有五類分子，這是國共兩黨的根本區別。國府退守臺灣，有二十多年的戒 嚴，且不問形成這一時期的客觀條件怎麼勢在難免，即使承認它是專制，它實施的也只是黨禁、報禁，其專制性只用在政權的捍衛上，並沒向民眾的日常生活滲透， 臺灣人從來不需像大陸人那樣整日裡提心吊膽，還不知怎麼一回事就大禍臨門，成了刀下鬼，成了被污辱的對象。

臺灣沒有民主是真，臺灣人沒失去做自由人的地盤也是真。

大陸人呢？連守規守矩地做老百姓的空間都沒有。迂羅文整理的北京紅衛兵拿開水把女校長燙死的慘案，鄭義調查的廣西吃人慘案……臺灣發生過嗎？不從殘忍度上 說，那怕只具有這樣的性質，也沒有。這證明專不專制受到進化的制約－－人與世界的聯繫原本就是從本己往外的逐步擴展，民主非得從專制裡走來不可，專制並不 ＝意識形態異化，不一定造成對人性的背離，國民黨的專制沒造成人性背離而致的普遍災難。可見－－共產主義的特別殘暴不完全出於它是一黨專政，更在於它的意 識形態異化。

胡錦濤乃一不教豎子（這裡指他的個人能力不含受教性）上臺以來講的那些話都是基於已經發生的異化，那個基礎就在人外，他不知道也不懂得他那八大理論沒有一 條是從自然人的人性出發，更不懂得人的意識本身就是形態的，人怎麼可能接受人性之外的歪曲呢？不完成這樣一種認智，他能向人性復歸？即便出了這樣的明智黨 魁，可那個朽爛到不能發生任何移動的破黨能容納一個新趙紫陽嗎！

孫豐說：門也沒有！

別看共產黨號稱七千萬，別看它舞爪張牙，其死期已在日程中，這一證明留待明天。

劉國凱很能寫，所以我想通過與他的討論闡明何為專制，何為意識形態異化，可他只一駁就無還手興趣了，我也就索然。(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