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澤民父江冠千是胡蘭成親密助手

2007-08-30 12:04 作者:鄭義 ——近廿年中共為漢奸翻案的秘因

內容摘要 : 文章摘要: 原來江澤民的父親是胡蘭成在汪偽中宣部的心腹干將兼社論委員會主任委員。為胡蘭成、周作人平反旨在為江澤民的父親平反造輿論。既然毛澤東能包庇漢奸陳永貴，那麼坐鎮中南海皇宮的江澤民不能為他父親鳴不平嗎？江澤民混入「革命」隊伍是在抗戰勝利之後，他和周佛海的兩個兒子投奔新四軍出於同樣的動機──為了「洗底」，只不過江澤民做得更徹底更掩人耳目，他把父親都「換」了 。
 　
一九九○年十一月十日，湯臣影業公司在尖沙咀海城戲院放映文藝片《滾滾紅塵》，招待全港文化界人士。接著，香港報紙的娛樂版出現了百多篇給《滾》片捧場的文章。但細心的讀者不難發現，其中不外乎兩類內容，其一是電影公司編髮的宣傳稿，按照廣告商的安排，無論左中右報章，都要照登如儀，除非那張報紙不想要電影院的廣告訂單；其二是該片編劇三毛(陳平)專程來港為滾片作宣傳時對娛樂記者的演講稿，其語句肉麻如「《齊瓦哥醫生》(按：俄國作家帕斯捷奈克的諾貝爾文學獎作品)那樣史詩式的電影」云云。以上宣傳稿的收視率自然不如影評專欄，而專業影評人幾乎全都拍案而起指責《滾》片意識不良，善惡不分。香港的報紙容或有左中右之分，但在譴責《滾》片有違中華民族善良風俗、罔顧民族大義方面卻顯得不謀而合。

《滾滾紅塵》是為漢奸翻案的始作俑者

那天的招待場是在上午，我出場時好像吃雞湯麵誤食了一隻蒼蠅，憤懣之情鬱結在胸中不吐不快，下午便伏案疾書投書港臺各報刊，諸如：明報月刊九一年一月號〈《滾滾紅塵》與胡蘭成〉、當代週刊一月十九日〈從《滾滾紅塵》獲獎看臺灣媚日風氣濃郁〉、開放月刊九○年十二月〈滾滾紅塵蓋不住歷史真相──金馬獎的墮落〉、爭鳴九○年十二月〈《滾滾紅塵》引起臺北尷尬〉、龍旗月刊〈影片《滾滾紅塵》含意何在？〉、開放月刊九一年一月〈紅塵滾滾話臺北──傳統價值觀的崩潰〉以及在九○年十一、十二月《香港時報》副刊連載三十多篇的《滾》片影評，總計五萬餘言。

消息傳到臺北，《滾》片的編劇三毛一改已往的宣傳手法，矢口否認劇中男女主角以汪偽中宣部副部長與淪陷期間上海流行作家張愛玲為模特兒，卻又承認胡張愛情在她創作時「給予不少靈感」。該片導演、謗書《金陵春夢》作者嚴慶澍(唐人)之子嚴浩則埋怨香港影評家「看不懂這部片子，完全是捕風捉影心態」，又指觀眾「缺乏獨立思考的能力，他還以中共當局全力支援此片的拍攝來抵擋批評，言下之意：凡是中共支持的影片就是絕對正確的。同一個嚴浩，十二月十二日在臺北舉辦的觀眾座談會上面臨大量指摘時，竟情緒激動當眾飲泣，且表示今後要慎揀劇本雲。

在臺灣批判漢奸，自然引起台獨人士的敏感。九○年十二月初，臺北新新聞週刊為了聲援滾片，特別製作了三萬餘字、廿三頁的特輯〈滾滾紅塵裡的漢奸疑雲〉，該刊總主筆王杏慶(南方朔)乾脆否認「漢奸」這一名詞的合理性，他說：「當土地已失，統治者又怎能說別人為『姦』？」，並為胡蘭成炮製了整整兩版吹捧文字，說他不齒於華人社會只是因為他「在一個時代裡太突出，太高太遠，現在的尺度量不到他的高度」，然而連胡蘭成本人都供認「平生知己乃在敵人與婦人」之中。

更有甚者，連中華民國的政府官員都口沒遮攔，行政院新聞局電影事業處處長官慶成公開對新新聞記者說，我的影評文章「極為空洞，全是八股文難以引述！」同一個官慶成在金馬獎頒獎前後兩次以公函向我表示「至為感謝」，這真是「官字兩個口，咋說咋有理」。

十二月十三日，南京大屠殺五十三週年紀念日，這部鼓吹「作漢奸也無所謂」的影片竟榮獲國家級的「金馬獎」八個獎項。

三毛自殺與《滾滾紅塵》鎩羽有關

翌日，加拿大僑選立委許之遠在立法院向行政院副院長施啟揚提出質訊，那位德國海德堡大學法學博士敷衍道：「我認為民族大義很重要，我願意把許委員的意見轉達給新聞局長」。

一九九一年一月五日凌晨，三毛在臺北自縊身亡。湯臣公司老闆娘徐楓對記者說，三毛的自殺與《滾滾紅塵》一片有關。


《滾》片在臺北得了最佳影片、最佳導演等八個獎，唯獨未獲編劇獎；在一九九一年的香港電影金像獎評選時，該片竟吃了個鴨蛋，畢竟香港民眾的政治覺悟與歷史常識高於臺灣。

事情還沒完結。經過多次嚴厲質訊，五月廿二日許之遠委員在立法院聯席審查會上將新聞局年度預算刪減了一億一千萬台幣，還堅決要求官處長引咎辭職。一週後，官慶成被遠謫三萬里外的巴拿馬。六月二日，中央日報社長姚朋(1926-- ，天津人，筆名彭歌)親撰社論〈扭曲了藝術良知的曖昧榮寵〉，直斥滾片連影藝二、三流貨色都夠不上，居然被頒予國家級的金馬獎，「真是令人笑死愧死」！七月廿八日，中共文化部機關報《中國文化報》刊載署名王鋼的文章〈滾滾紅塵要告訴人們什麼？〉，指責滾片「褻瀆抗戰的正義和偉大」。這個遲來的正義比諸香港影評家，遲了八個半月！



胡蘭成是汪精衛的文膽，日本投降後，他竄至漢口，創辦《大楚報》，鼓吹湖北省獨立，抗拒中央政府接收。他亡命日本後，寫了《今生今世》一書，把汪偽特工總部頭目吳四寶這個殺害千百名抗日誌士的劊子手美化為「輕財重義，剛腸俠骨」，把吳逆的妻子、曾指揮保鏢槍殺英租界警員的女流氓佘愛珍描述為「才氣飛揚，義薄雲天」，還公然為綁票擄財、背信撕票的吳四寶辯護道：「對瘟孫屈死(按：滬語，指土財主)本來不必客氣。生意人蠟燭脾氣，你拔他一根毛，他也痛徹心肺；斬掉他一隻大腿，他倒也不過如此。對這種蠟燭脾氣不見棺材不流淚的人，是要給點顏色他看看，使他曉得曉得，是他的錢值錢，還是人家的言語值錢。」

兩岸三地奉旨諛上的周作人、胡蘭成熱

滾片是臺灣商人在香港開設的電影公司與中共合拍的。一九九○年四月至六月，該片在吉林長春開拍，連新華社編印的《瞭望》週刊海外版都為它大吹法螺，該刊六月廿五日出版的一期，圖文並茂介紹了這部「兩岸情」拍片散記，聲稱為求逼真，共方派人跑遍長春找到一幢日本和式老樓，經過一番移花接木的加工、改造，成為四十年代的日式花園洋房，而樓房裡的傢俱、古董都是真的。為了拍攝戰爭場面、逃難境頭，中共當局出動了六千名武警裝扮群眾角色與中日兩軍官兵。

中共如此興師動眾、不惜工本協拍《滾》片，無非是為了在中國人的社會恢復胡蘭成的名譽，然而胡蘭成這個死去近十年的民族敗類，究竟何德何能要勞動中共為他塗脂抹粉呢？十五年來我一直沉思這個問題，《滾》片的出籠具有什麼樣的社會背景呢？

一九八六年四月，南京《文教資料簡報》第四期精心編髮了一組訪問記，其一是(一九四一年的中共北平特委書記)王定南對記者瀋鵬年說，那年偽華北教育督辦湯爾和死了，他根據中國大學校長何其鞏與燕大教授張東蓀的意見，安排周作人站到前臺出任偽職，也即周作人任偽華北教育督辦是秉承中共的意圖。其二是該刊同期登載三料間諜、中共國安部離休高幹袁殊的話：「周作人不是漢奸，周作人同我黨有不少關係」。其三是二○○○年該刊第三期刊出「葛鑫」文章，指中共中央有關部門與「中央負責同志」要給周作人平反，而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負責修訂的《毛澤東著作選讀》中有關周作人的註釋已淡化周作人的漢奸身份。



於是，海峽兩岸三地同時掀起一股周作人熱，周作人的《苦茶隨筆》、《知堂回想錄》、《知堂文集》大量重印，文化商人唯利是圖，可惜兩岸的歷史學家都絕口不談周作人赴醫院慰問屠殺中國軍民的日寇官兵，到電臺演說「強化治安支援大東亞戰爭」以及聘請日本人修訂教科書對年輕學生厲行奴化教育等罪行。

由於吹捧、美化胡蘭成，愛屋及烏，澤及他的「愛人」張愛玲，大陸各省市競相翻印久違四十多年的張愛玲舊作，把一個普通的通俗小說作者捧到了諾貝爾文學獎的水平，還把張愛玲的摯友、另一位曾以文化漢奸被國府起訴的女作家蘇青也抬出來湊熱鬧，一時間，書肆充斥了「皇民文學」與「順民文學」的作品。而胡蘭成的賣國雜文集《今生今世》《歲月山河》一直風行到本世紀初，長踞京滬兩地暢銷書榜首。

一九九二年《謝振華回憶文集》面世，他回憶自己任山西省革委會主任、山西省軍區司令員時，由於按組織程式向上級黨委呈報陳永貴曾任日本特務小頭目的歷史問題，而被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臭罵一頓，王當場責令謝振華回山西接受陳永貴主持的大會批鬥，被迫交代「整陳永貴黑材料」的「罪行」，原因是：毛澤東為了維持他的「大寨紅旗」，下旨「不准再提陳永貴的歷史問題」。謝振華官至昆明軍區政委、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要捱到陳永貴死後六年才敢揭露真相，可見歷史只是中共當權派手中任意捏弄的一塊橡皮泥。

一九九四年六月，中共汕尾市委書記彭禹賢為十巨冊的官修《陳炯明文集》題詞，稱頌這個英帝國主義走狗為「天地正氣，古今完人」，端的是顛倒黑白！

氾濫於學術界的「漢奸無罪」論

一九九三年，香港兩大左派競相紀念江文也逝世十週年，譽他為「偉大的音樂家」，又為他文革挨斗打抱不平。我即在一家民營報紙撰文，揭露江文也是日佔區的文化漢奸，他所作的〈新民會會歌〉與汪偽〈軍歌〉，號召淪陷區青年「奮勇殺敵」，系指屠殺中國抗日軍人，這樣的人值得紀念嗎？如果說「當漢奸是為了吃飯」(《滾滾紅塵》編劇三毛語錄)，那麼音樂家黃自沒去大後方，他留在淪陷區沒當漢奸也沒餓死呀！此後，香港左報再也不敢紀念江文也了。

一九九五年四月北京三聯書店推出中共御用歷史學家茅海建的四十萬言巨著《天朝的崩潰──鴉片戰爭再研究》，稱：鴉片戰爭時，清廷弊在不肯盡早與英國侵略者簽下降書。翌年《北方文學》第一期登出無聊文人孫少山的散文〈煙雨五月下揚州〉，侈言「我相信當時的揚州老百姓一定是傾向於投降的……痛恨史可法的自私」，此人把屠城八十萬條人命賬直接算在史可法頭上，毫不譴責侵略者的殘忍無道，反而歌頌滿清的「帝王之氣」與「寬大」，指責愛國將士守土抗敵之「自私」。

一九九六年五月，明報月刊推出《漢奸問題新爭議》專題，以未經歷過抗戰的洋博士羅久蓉所撰〈忠姦之辨與漢奸的迷思〉、王克文撰〈八股「漢奸」論亟須重新檢討〉等三篇文章完全否定抗戰勝利後國府的肅姦工作。我立即寫了〈概念偷換邏輯混亂──漢奸爭議的欺枉與迷惘〉，指出洋博士們錯在以時代意見來批評歷史意見。

一九九七年七月十八日，我專程赴臺北出席中央研究院舉辦的「紀念七·七抗戰六十週年學術研討會」，聽到王克文等幾個洋博士一窩蜂地發表論文指摘抗戰勝利後國府懲治漢奸是「政治迫害」云云，連一篇研究淪陷時期上海電影的論文都要侈談「為了求生，人人隨時隨地都要作出沈重艱困的抉擇，以兩極對立的道德標準來評估這個充滿曖昧多義性的處境只會犯下簡化歷史的謬誤」。中央研究院院長李遠哲竟張口就說：「日本這樣的國家我們巴結都巴結不上，還要談什麼抗日？今後這樣的研討會不許再辦了！」我出於義憤，以來賓身份起立駁斥謬論，指出日寇以五十萬軍隊統治三億淪陷區中國同胞，端賴漢奸為虎作倀；抗戰十四年中國軍民傷亡三千五百萬人，財物損失逾五千億美元，戰後若不懲姦何以服眾？事實上當時的中央政府是受民意驅策而動的，何況國府懲姦按人口比例遠不及法國荷蘭比利時等歐洲國家的百份之一，何「政治迫害」之有？某些學者言偽而辯，荒誕不經，是欲藉標新立異譁眾取寵來提高自身的知名度，這是學術道德淪喪的表現。言畢，在座許多老教授、老將軍熱烈鼓掌，有人告訴我：那幾個洋博士本身就是漢奸的後代。

二○○一年福建晉江為漢奸施琅興建大型紀念館，其規模比鄭成功紀念館大幾倍；河北省政協主辦的《文史精華》把堅持反清復明廿年的鄭經誣為「民族敗類」；中央電視臺以幾個頻道播放連續劇《康熙帝國》，把鄭經描繪成小丑，把殺戮明鄭官兵萬千的施琅美化成「英雄」。

二○○三年，江澤民寵姬陳至立主持的教育部門修訂公布〈全日制普通高中歷史教育大綱〉，稱「不能把岳飛、文天祥稱為民族英雄，這些戰爭是國內民族戰爭，是兄弟鬩牆，家裡打架，基於此，只把反對外來侵略的傑出人物如戚繼光、鄭成功等稱為民族英雄」，遺憾的是即使鄭成功也早已被施琅的風頭壓倒了。

在海峽彼岸，中共豢養的文化流氓李敖也隔海唱和，既寫書又上電視，為其漢奸父親詭辯，聲稱日佔期間出任偽太原市禁菸(鴉片專賣)局局長的李逆季恆是「抗日地下工作者」云云。

直至二○○六年十二月，中央電視臺國際頻道還播出電視劇集《範府大院》把日偽北平市統稅局局長郭彩三描繪成「英雄」，把國府北平市鋤姦(原文如此，堂堂中國十幾億人竟無人能分辨姦與姦)委員會韓主任醜化成反面人物，劇終時抗戰勝利後被國府逮捕的漢奸郭彩三，被中共北平市軍管會蔡部長從監獄放出來，唯一理由是：郭彩三為八路軍送過藥品。在中共心目中，衡量忠與姦，不是以國家、人民的根本利益為準繩，而是以中共的一己私利為歸依，「順吾者昌，逆吾者亡。」《範府大院》堪稱漢奸翻案潮的尾聲，也可說是強弩之末。

江澤民之父是胡蘭成助手

這樣的混沌局面持續到江澤民下臺塵埃落定：二○○五年九月廿九日，《人民政協報》才刊出一篇國家文物局官員陳漱渝的反正文章〈看謠言如何浮出水面──關於周作人出任偽職的史實之爭〉，對周作人熱潮作了另一種解釋：(一)據王定南函稱，他從未派遣周作人去任偽職，事屬瀋鵬年故意捏造。(二)一九八六年袁殊全身癱瘓，雙目幾近失明，當他聽說瀋鵬年引他的話稱周作人不是漢奸時，表示十分氣憤，指瀋鵬年是文壇騙子。(三)二 ○○五年一月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副主任龔育之說：中央有關修訂毛選的指示中，根本未涉及周作人漢奸歷史問題，更未打算給周作人平反。至於瀋鵬年與葛鑫怎樣揣摸「上意」、為何編造謠言，便無人深究了。

至此，所謂周作人的平反問題，擾嚷了廿年方才告一段落。前所述的王定南投書與袁殊的闢謠函都是一九八七年的事，為什麼要拖宕十九年直至江澤民下臺才在中央級的刊物上予以公布呢？這個啞謎直至幾個月前，我見到一本胡蘭成在日本印行的小冊子《歷史的漩渦》才恍然大悟：原來江澤民的父親是胡蘭成在汪偽中宣部的心腹干將兼社論委員會主任委員。為胡蘭成、周作人平反旨在為江澤民的父親平反造輿論。既然毛澤東能包庇漢奸陳永貴，那麼坐鎮中南海皇宮的江澤民不能為他父親鳴不平嗎？江澤民混入「革命」隊伍是在抗戰勝利之後，他和周佛海的兩個兒子投奔新四軍出於同樣的動機──為了「洗底」，只不過江澤民做得更徹底更掩人耳目，他把父親都「換」了，在年年都要申報的人事檔案表格上填寫其六叔江上青為父親，而把培養他上大學、讓他錦衣玉食的親老子江世俊一筆抹煞了。為什麼這麼多年，海內外的歷史學家都看不透這一詭計呢？這是因為漢奸江世俊老謀深算，他擔任汪偽職務四年間，改用江冠千的假名，這一障眼法便瞞騙了後世歷史學家幾十年。

為軍閥漢奸暴君翻案，並非始自江澤民，始作俑者乃是暴君毛澤東。毛澤東處心積慮為殘暴不仁的秦始皇、殷紂王、曹操、武則天、秦檜翻案，也就是慮及他自己死後的歷史評價，他要搞亂黎民百姓的道德標準，迫使全黨全民都成為「指鹿為馬」的扯謊者，而一群「史盲」必然是最俯首帖耳的順民，對暴政最不具有反抗力，唯其如此，暴政才能長治久安。

中共歷屆領導人的政治節操都是不合格的，如毛澤東見日軍就退，成天忙於從側背偷襲國軍奪取土地，還熱衷於同日軍做鴉片買賣*；中共第三任總書記向忠發被國府治安機構逮捕後際求饒欲免一死；中共特務頭子康生被捕後自首變節，還濫用職權殺害知情人盧福坦；中共中央社會部副部長潘漢年每月向香港日諜機關提供兩份國軍抗日情報，以換取兩千大洋的特務津貼；江澤民長期隱瞞父親的漢奸身份，還全力為漢奸賣國賊策劃翻案；曾慶紅的父親曾山同日寇合謀夾擊國軍等等。

*有關中共與日寇勾結以及做鴉片買賣的細節，詳見彼得·弗拉基米洛夫所著蘇聯現代出版社1973年出版的《延安日記》。彼得於1942-45年出任共產國際駐中共統治地區聯絡員兼塔斯社隨軍記者，後官至蘇聯駐緬甸大使。